洪振快：郎鹹平為何如此無知和妄言？

2010年08月09日18:03財經網洪振快我要評論
洪振快 歷史學者

對於郎鹹平先生，本人原無任何交往，自然也談不上交惡，因此，在其博客上看到這篇文章（http://blog.caijing.com.cn/expert_article-151249-2378.shtml）已近半年，雖覺問題實在太多，簡直難以想像一個學者竟會如此無知和妄言，但還是不能下定決心撰文辯駁。最近，看到7月31日《新京報·書評周刊》上對其的采訪，郎鹹平仍在大言不慚地說“我所做的研究全部來自最原始的資料”，這實在是讓人難以忍受了：一個人不管名氣多大、學問如何，總得有基本的做人准則——誠信（“信”者，人言也，人言曰信，不信，則自認非人之所言），不能欺騙讀者。看看《郎鹹平說：新帝國主義在中國》中的這個例子，就知道其所做的研究是不是“全部來自最原始的資料”了？
說明：【】內為對其原文錯誤的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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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前，大清王朝靠茶葉出口源源不斷地創造著貿易順差，英國人為此不得不從墨西哥籌措白銀【墨西哥是西班牙殖民地，墨西哥銀礦從來都是屬於西班牙的，英國人如何從墨西哥籌措白銀？】，才能持續向中國采購茶葉。全球範圍內的這麼折騰，到頭來還要把白銀源源不斷地運到中國，英國人當然不甘心，於是他們搞出了一個兩步走的計劃。
首先，從東南亞搞到鴉片【英國人販賣的鴉片絕大部分產自印度，印度是東南亞嗎？】，然後走私到中國，通過鴉片貿易把中國人的白銀再賺回去，從此就再也不用費勁去墨西哥挖銀礦【英國人什麼時候去墨西哥挖過銀礦？】了。最後搞得中國白銀大量外流【白銀大量外流是一個俗見，實際上流出白銀又有多少？需知西方和日本白銀流向中國已有兩三百年，按弗蘭克《白銀資本》的說法，到1800年已有16億兩白銀流入中國，而中國出現貿易逆差乃是自1823年開始，有貿易逆差不等於白銀大量外流，因為英國人向中國購買茶葉等貨物也需要白銀，只有兩相抵消之後才有可能外流。專業研究表明，白銀大量外流與歷史事實嚴重不符，禁煙派的主張本來是未經仔細調查而作的猜測和妄言。北京師範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金融系賀力平先生的《鴉片貿易與白銀外流關系之再檢討——兼論國內貨幣供給與對外貿易關系的歷史演變》[《社會科學戰線》2007年第1期]一文對此進行了深入的檢討，結論是1817~1838年因鴉片走私而外流的白銀大約是4084萬兩[平均每年僅約186萬兩]，當時國內白銀貨幣存量大約是6億－11億兩，因此外流白銀僅占白銀貨幣存量的一個很小比例（3.6% ~6.7%），當時清朝政府體系內很多文官提出的“鴉片貿易引起大量白銀外流”的看法明顯誇大了事實，其中許多論述和結論是基於不正確的經濟分析。令人遺憾的是，一些當代學者在不同程度上仍然沿用舊觀點，很少仔細檢查所使用數據的適用性和准確度。】，林則徐上書說這樣不行，再這麼下去就要亡國了【林則徐說“若猶泄泄視之，是使數十年後，中原幾無可以御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林說無可以充餉之銀、無可以御敵之兵，並沒有說要亡國，說要亡國也明顯是誇大之詞。這裡存在一個嚴重的認識誤區，即認為鴉片泛濫可導致亡國，至今有些人仍這麼認為，但是這卻是被歷史證實是錯誤的認識，鴉片泛濫的危害並沒有那麼大。因為鴉片戰爭失敗，事實上給了鴉片泛濫的機會，此後不僅外國鴉片走私，本國也大量載種，一直到解放初為止。1837/8度運到中國的鴉片為34373箱，實際消費為28307箱，一箱為80色爾[Seer，印度度量衡名]，每色爾為0.933公斤，因此鴉片一箱為74.64公斤，28307箱約為21.13億克，若以全國人口四萬萬即4億來算，人均消費不過5克，顯然並不會導致人人都是鴉片煙鬼。由於鴉片戰爭失敗，鴉片實際上失禁，1879年全國消費鴉片達408217擔（1擔=133.3磅，1磅=453.6克，1擔=60465克），共246.83億克，是1839年的12倍。1906年全國消費鴉片估計更是高達805399擔，是1839年的23倍。即便如此，1906年的中國人都成鴉片鬼了嗎？1906年鴉片如此泛濫，導致亡國了嗎？鴉片作為毒品，自然是要堅決反對的。但是，也不要把所有人都想像成鴉片煙鬼。據估計，真正的重度吸食者，在20世紀初可能有幾百萬人，但在4億人口中的比例，並沒有想像的那麼高。現代社會中，藥物上癮人口的比例，應該不會遠低於20世紀之前的鴉片上癮者。當時重慶的傳教士做過調查，在300位建築工人、木匠、體力工作者中，只有5、6人吸鴉片。在1883-1893年間，上海警察局的男性犯人中，有21%吸鴉片，女犯人中有8%。這表示吸食的普遍度並沒有印像中那麼高。真正重度的上癮者，在人口比例中不超過2%。事實上，鴉片還有其它用途，比如用於治病，對止痛、退燒等很有幫助，20世紀之前，鴉片是方便、普遍、相對廉價的重要醫療物，通稱為土藥。在1879－1906的時候，估計每年用於治病的鴉片為2.5萬擔到3.37萬擔，約占總消費量的4%－6%。此外，晚清的鴉片消費中大量是中國自產的，進口呈越來越小的趨勢。1879年，從外國進口的鴉片，總量約98535擔，僅占總消費額的約四分之一。1906年，外國進口的數量大減到54117擔，僅占消費總額的十五分之一（約6.7%）。關於鴉片的消費和錯誤認識，參見美國學者Newman, R.K. (1995): Opium smok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odern Asian Studies, 29(4):765-94.及台灣學者賴建誠《中國經濟史的趣味》一書有關介紹】。於是道光派他去廣東調查【不是調查，是禁煙】。林則徐到了廣州以後，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就把煙館燒了，第二把火燒了煙槍，第三把火就把鴉片給燒了。【“三把火”之說純屬胡扯，煙館、煙槍只有可能是一起燒，哪裡能分第一把火、第二把火，先燒煙館、再燒煙槍？】英國人不爽了，於是派艦隊來，來了不跟林則徐過招【怎麼沒有和林則徐過招？在廣東不是開戰過嗎？後來不過是英國人戰略北上，不在廣東打了。對於所謂“不跟林則徐過招”，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有詳細的駁斥，這裡就不贅述了】，直接開到南京【鴉片戰爭從1840年6月28日英軍封鎖珠江口始，到1842年8月29日簽定《南京條約》止，斷斷續續，前後歷時二年多，哪裡一開始就直接開到南京？1840年8月11日，英軍艦隊曾開到天津海面的白河口，投遞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致清政府的照會】，把京杭大運河給封鎖了，這下北京城裡的糧食供應就斷了【京城糧食也不是完全由京杭大運河漕運而來，早有漕糧海運之議了，何況即便沒有漕糧北運，京城糧食也會從華北、東北各地運去，怎麼可能就斷了呢？】，最後大清王朝派出首席談判代表琦善簽訂了《南京條約》。【1840年11月29日，琦善到達廣州，以兩廣總督身份與英方談判，曾與義律商定《穿鼻草約》，1841年3月13日被“革職鎖拿，查抄家產”。簽訂了《南京條約》的“首席談判代表”不是琦善，而是欽差大臣、廣州將軍耆英[和乍浦副都統伊裡布]，時在1842年8月29日】
《南京條約》一共四條【《南京條約》總共13條，連這樣最基本的知識都不知道嗎？若不知道，只要在百度、谷歌上搜索一下就可以看到原文了，難道連這樣基本的功夫都不做？】：割地、賠款、開放通商口岸、協定關稅。【《南京條約》所含內容何止這四點】當時道光皇帝看了這四條，不是勃然大怒，也不是覺得愧對祖宗【道光原先的打算只是“賞借”香港給英國人，條約簽訂後已是沒有辦法，只好默認，對於領土完整，那個時代的人一向強調“金甌無缺”，失去香港使得金甌有缺，恐怕還是覺得愧對祖宗的，當他聽到琦善打算將香港讓給英國人時已是覺得“實為駭人聽聞”，“忽聞海疆要地，外夷竟思主掌……實不勝憤恨”，得知條約時豈有不怒、不愧之理？】，而是大發感慨：琦善呀，你這個首席談判代表太有才了，這麼幾個條款就把那麼多總兵都趕不走的英國人送走了。於是道光即刻下令，林則徐退休，琦善封賞【完全不了解鴉片戰爭的過程，林則徐早在鴉片戰爭的第一個階段就被撤職，後被發配新疆充軍了，哪裡等到《南京條約》簽訂之後才退休？琦善都被抄家了，而且早在《南京條約》簽訂之前，還談什麼封賞？】。
為什麼道光皇帝覺得很劃算呢？
第一條，他一看英國人要的不過是一個從來沒聽說過的小島，叫香港島，比今天的香港小多了，只不過是一個小島。當時的對外通商城市是廣州，香港島不過是個不毛之地【何謂“不毛之地”？香港當時雖然“只是一個散布著由葦席和竹子搭蓋小屋的棚戶區”，但無論如何都不會是“不毛之地”，琦善曾向道光報告這個地方位置十分重要，所以道光上諭中有一段話：“香港地方緊要，前經琦善奏明，如或給予，必至屯兵聚糧建台設炮，久之覬覦廣東，流弊不可勝言”。】，算得了什麼？我泱泱大國，送給他就是了。【道光對領土還是很看重的，聽說琦善私自允許將香港租借給英方，“接閱之下，不勝駭異……欽差大臣琦善與之說定讓給，實為駭人聽聞……忽聞海疆要地，外夷竟思主掌……實不勝憤恨”，因此而立馬宣布將琦善即行革職鎖拿】
第二條，賠款。這也無所謂，才二十多萬【是“二千多萬”吧？】，攤派給廣州十三行就是了，十三行的老板個個身家都上千萬兩白銀。【鴉片戰爭賠款是2100萬銀元，其中賠償燒毀鴉片600萬，“商欠”300萬，賠償英軍軍費1200萬。其中“商欠”自然要攤派到廣州十三行老板頭上，其他的卻是國家財政負擔，國家財政其實是全國老百姓的錢。廣州十三行老板也不是個個都很富有，台灣學者林國棟有過細致研究，十三行老板絕大部分都破產了，身家千萬兩白銀的只有伍氏的怡和行和潘氏的同文行，哪裡能“個個身家都上千萬兩白銀”？】
第三條，通商口岸多開放幾個就是了【清初曾經有4個口岸，乾隆年間變成單口通商，只允許開放廣州，《南京條約》規定五口通商，是英國人用槍炮逼開的，就大清帝國的思維，是不希望多開口岸的，“多開放幾個就是了”並不是當時的真實心態。】，反正廣州開放了一百多年也沒出什麼大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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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郎鹹平的原文，按word字數統計，總共670個字符（連標點計算在內），幾乎是每句話都有錯誤，真是難以想像這樣的文字出自學者之手。該段文章是其《新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序言，一本書的序言如此，其內容如何讓人信任？
7月31日《新京報》上刊出的對郎鹹平的采訪，《新京報》記者問：“在身兼數職的情況下，你的書以每年四五本的速度出版，為什麼能保持這麼快節奏的出版速度？”郎鹹平回答說：“我所做的研究全部來自最原始的資料，我有十幾個人在幫助我收集案例和資料。以這種情況來說，我現在出書的速度還是慢的。”
從上面的例子可知，所謂“所做的研究全部來自最原始的資料”顯然是謊話，沒有一點誠信，如果依據的是“最原始的資料”，怎能連《南京條約》是幾條都不知道？連“首席談判代表”是誰都不清楚？
從以上的例子還可以看出，郎氏對鴉片戰爭的史實根本就一無所知，對歷史知識也非常缺乏（如果說文中關於“白銀外流”、“亡國”的觀念需要深入的歷史研究才能辨析，像郎鹹平這樣的非專業學者難以要求，但“英國在墨西哥挖銀礦”之類的普通知識錯誤怎能出現，這既是歷史常識，也是據說屬於郎鹹平強項的西方金融史知識，何以會弄出這樣低級的笑話？），否則就不會出現每句話都有錯的局面。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這本是一個學者應有的基本學術品格。對不知的東西不去求知，而是在無知的情況下妄言，這樣的為學態度，其觀點如何能夠讓人相信？一年出四五本書還嫌不夠快、賺的錢不夠多，“有十幾個人在幫助我收集案例和資料”，如何保證這十幾個人收集的案例和資料是可靠的？學者治學，史料、資料的真實可靠性的辨認是第一步功夫，連這一步都沒有做好，如何能保證結論的可靠？以不可靠的資料和結論去忽悠人，置學者的良知與誠信於何地？返回騰訊網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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