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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2014年1月23日，申请家庭参观天河区的安夏花园公租房
2014年1月29日星期三
2014年1月26日星期日
麥肯錫十大預測／中國獨強 揚棄金磚封號
麥肯錫亞太區董事長歐高敦發表對今年中國大陸的十大預測，他認為，當今大陸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遠超過其它金磚三國，應該結束「金磚四國」這個說法，「是時候讓金磚沉下去了」。
新浪財經報導，歐高敦每年都會發布有關中國的預測，他認為，上海自貿區的未來及潛在的優勢，仍籠罩在含糊其辭的政策下；理由之一便是自貿區比較不可能有充分的自由，來維持現狀或追求更大膽的自由化。
歐高敦預測，2014年大陸太陽能行業將繼續興旺，國務院的一項補貼計畫今年將進一步擴大，該計畫鼓勵太陽能電池板製造商對建築和經營太陽能發電廠的投資。
他認為，大陸部分購物中心開發商將面臨破產。線上零售的迅猛發展，預計將危及傳統的實體商店及商場開發商的利益，這種趨勢將危及較小的城市或消費者人數較少的地區的開發商；由於可能會出現併購，很多商店會倒閉。
歐高敦指出，2014年中國對高鐵的強烈興趣將呈現出新的面貌，大部分的投資將從建造全新的路線，轉向到增加已建成並且營運成功路線的客運量上。
他還點出，大陸今年有兩個詞很重要，即「生產力增長」和「技術破壞」。大陸官方將透過支持提高生產率來努力控制飛漲的成本，從勞動力到土地到資本。同時，大陸也會更依賴具有顛覆性的技術，例如私有銀行的崛起，預計這將鼓勵老百姓使用網路銀行。
歐高敦在報告的最後，還呼籲結束金磚四國這個說法。金磚四國（BRIC）是新興經濟體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國名英文首個字母的簡稱，高盛全球經濟學家歐尼爾最先發明這個術語。
歐高敦認為，十年前這個術語發明時，四個國家以相似的速度增長；而中國GDP為全球增長貢獻了13%，巴西、俄羅斯和印度加起來只貢獻了9%。2013年中國為全球經濟增長貢獻了29%，其他三國的總和只占全球增長的7%。他說，「是時候讓金磚沉下去了」。
2014年1月21日星期二
免签国家这么少：非法移民毁了中国护照名声
中国护照一直被认为是“最不好用的护照”，关于“中国护照含金量低”、“免签国都是穷乱国”等说法更是不断。其实，一个国家制定免签政策，首先要保证不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其次讲究对等原则。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人偷渡、非法移民的现象非常厉害，于是部分国家收紧了对华签证政策，曾经对华免签的国家也相继取消个人因私护照的免签优惠。
截至2013年10月，中国虽有81个互免签证国，但持个人普通因私护照能免签的只有3个
亨氏国际旅行自由度指数（Henley Visa Restriction Index）2013年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护照的能力值为44，在全球93个国家参与的排名中位于82，仅高于朝鲜、伊朗、伊拉克等少数国家。至于印度，也有52。在人口1亿以上的大国中，中国的护照能力值最低、享有最少的免签数。 截止2013年10月31日，中国已经与81个国家签订了互免签证协议，不过这些协议针对的基本为外交、公务，以及团体旅游和普通因公。真正与中国实现了所有护照互免签证的只有圣马力诺、塞舌尔、毛里求斯。但是不幸的是，外国游客想要进入圣马力诺，往往需要先飞到意大利，再进入该国。对于中国因私护照持有者来说，这个互免名单上为数不多适用的国家，毫无实际意义。
除政府因素外，中国非法移民多、形象差是部分国家不愿给中国免签的理由
除对等原则和外交政策因素外，非法居留、移民以及中国人在国外形象不佳是一些国家不愿给中国免签的理由。以日本为例，据日本警察厅颁布的“2010年来日外国人犯罪情况”统计显示，2010年被揭发的在日外国人犯罪者中，中国人占了39.3％为4659人，超过接下来的韩国、菲律宾、越南、 巴西犯罪者的总和。 2013年，在日本被逮捕的外国人犯罪者中，中国人仍是最多，约占38.3%，为1840人。 而据日本《产经新闻》2010年的一次针对“放宽中国人签证条件”的调查，“反对放宽签证条件”的意见多达89%，而“担心治安恶化”的居然超过94%。
1990年，匈牙利成为欧洲唯一对华免签国家，2年内中国人增至5万，随后取消免签，并驱逐非法滞留的中国人
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陆续有约20来万中国人到俄罗斯和中东欧各国。从1990年左右，中匈两国签署互免签证协议，匈牙利就开始成为当时欧洲对中国人唯一免签的国家。当时，匈牙利曾经一度是中国大陆新移民的主要目的地。据了解，免签前在匈牙利的中国新移民一般稳定在大约2万人。1990年中匈互免签证协议签订后的最初两年中，进入的中国新移民急剧增加，最高峰时曾达到过5万人。然而，从1992年开始，匈牙利取消了免签证优惠，并开始驱逐非法居留的中国人。根据匈牙利内务部移民事务局的数据，因非法在匈牙利居住而被驱逐处境的中国人，1998年为500人左右，1999年大约400人。
由于越来越多中国人逾期滞留，1996年5月，新加坡对中国公民入境取消48小时免签证
20实际90年代，新加坡移民局发现，一些旅行社在安排中国旅游团进入新加坡，却不管人员是否按时离境，造成愈来愈多的中国人逾期滞留。因此，新加坡政府于1996年5月1日宣布，不再允许中国人在没有签证的情况下，以旅游者的身分在当地停留48小时。并且规定中国旅游团从现在起必须向位于北京的新加坡大使馆，或位于上海和西安的领事馆，或位于香港的新加坡外交办事处申请有效期为96小时的旅游签证。在这种签证颁发之前，有关旅行社必须为每位游客缴付1000新加坡币(合750美元)的安全保证金。
2007年，南美洲第一个给中国免签的哥伦比亚因非法入境中国人激增在4个月后便取消对华免签
哥伦比亚共和国是南美洲西北部的一个西班牙语国家，拉丁美洲的人口大国，人口仅次于只排在巴西和墨西哥之后。北临加勒比海。哥伦比亚是南美洲第一个牵头给中国免签的国家，2007年1月1日向中国开放免签，此后这个2006年一年也没有几千中国人去的地方，自免签起，每天都有百十来号中国人到访。2007年4月，哥伦比亚警方一次性逮捕了101名非法入境的中国人，其中大部分人未持有任何身份证。随后哥伦比亚官方在当年5月就取消了这一政策，中国私人护照的免签待遇取消了。
2008年厄瓜多尔开放免签引来中国偷渡客，半年内近7000名中国人非法滞留，年底即取消免签
一些国家曾经一度给中国，开放免签，但是结局并不美好。2008年6月20日，厄瓜多尔总统科雷亚颁布法令，取消了所有国家，包括中国公民的入境签证。当天进入厄瓜多尔的中国人就超过了此前每月进入的总人数约两倍。此后半年，约1.1万中国公民进入该国，但只有不足4000人离开。厄瓜多尔当局怀疑有中国人希望借厄瓜多尔偷渡去美国或者加拿大。该年11月份，厄瓜多尔海岸警备队在领海逮捕了47名企图偷渡到中美洲的中国人。12月1 日，厄瓜多尔改变了对中国的政策，不再给持有普通因私护照的个人免签待遇。
因中国偷渡客借道非法移民至新西兰，汤加在2010年将仅实施一年的对华免签取消
汤加王国位于太平洋西南部赤道附近，由172个大小不等的岛屿组成，是南太平洋临近新西兰的岛屿国家。汤加的国王乔治·图普五世在2009年访问中国，并在中国当场声明在2010年给予中国公民免签待遇。然而由于汤加离新西兰非常近，汤加旁边的岛屿基本上都是新西兰的附属岛。只要借道汤加，就可以轻松坐船偷渡去新西兰。因此，在对中国公民开放落地签后，汤加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有几百非法滞留者，最终汤加宣布自2010年12月6日起取消对中国公民的落地签证做法，也意味着中国护照的免签再遭折戟。
除此之外，委内瑞拉、哥斯达黎加等国也曾给予中国因私护照免签，并在非法移民问题爆发后相继取消
除了上面这些通知中国政府的国家取消了免签之外，还有包括委内瑞拉、哥斯达黎加等国家因为非法移民问题取消对华因私护照免签，甚至还有一些国家从未通知过中国政府、但是悄悄给予中国落地签取消。他们分别是马拉维，巴布亚新几内亚，伊拉克，而东帝汶则需要提前获得批准才可以落地签了，格鲁吉亚的落地签也变得极为艰难。而因近年来中国公民非法入境和滞留现象增多，巴布亚新几内亚将中国视为非法移民高危国家，相关执法部门如移民、警察及安全等部门加大了对中国公民的监控和调查。一旦发现问题，如所持签证与其来巴新目的不符、说不准雇主名称等，即被扣留护照、拘留甚至被遣返。
来源:网易
中國2014的挑戰與機會
中國2014的挑戰與機會
【邱鴻安】不少研究都顯示，十年內，中國的經濟實力將可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如果真是這樣，「中國第一」將出現於「習近平的十年」之內，而2014年則可能成為中國能否成為第一的關鍵年。
中國要成為第一的最大挑戰，當在於經濟，而中國發展經濟的最大困難在於轉型。在此之前的30年高成長，依賴的是「中國模式」，但是這個模式已經不能持續下去，因為模式中的「廉價勞動力」和「低成本貸款」的條件已經消失，所以必須轉型。但是，工資成本日漸提高，國企、地方政府和貪官抗拒改革，對轉型造成巨大挑戰。
一個月前，英國一項研究指出，中國的GDP要遲至2028年才能超美，亦即還有15年才能追上美國，所需年期比以前的估計較長。為什麼需要更長時間？原因有二，一因中國經濟轉型困難，以前的高成長難以再現，二因美國復興，今明兩年成長率可提高至3%、4%，如果中國只能「保七」、甚至「保六」，中美之間的GDP差距將難於短期內縮少。
除了經濟，中國與鄰國的關係也是2014的重大挑戰。日本、越南和印度都與中國有領土紛爭，而且沒有讓步的可能，日本的安倍正在發富國強兵之夢，更不可能妥協；安倍是否會在中日矛盾激化的情況下，與印度越南結盟？如果日印越結盟，三國加起來的人口和GDP將超過中國。
國內形勢方面，疆獨藏獨是個隱憂。疆藏的民族分離運動是長期挑戰，不會因北京推行的經濟政策而平息，但是如果北京改懷柔為鎮壓，又必將導致矛盾激化。更令人擔憂的是，極端分子可能會在中國本部發動恐襲。
中國的內外困難，可能使中國成不了No.1，難以天下歸，君臨天下；況且，在長久的中國歷史中，僅有的漢唐盛世，也只是曇花一現，動亂憂患才是主旋律。
不過，眼前的巨大挑戰，也可能是難得的機會。去年上台以來，習近全力鞏固權力，建立權威，現在三中全會已經開過，深化改革的政策已經確立，2014正是展開工作的一年，也是為「習十年」打好基礎的一年。
如果習近平管理得好，中國將可奔向世界第一；如果管不好，則中國可能從30年高成長的璀璨變為平淡。在2014新年開始之際，細思中國的命運成敗，實在令人不能不投以關心。(世界日報，2014.1.14)
中國要成為第一的最大挑戰，當在於經濟，而中國發展經濟的最大困難在於轉型。在此之前的30年高成長，依賴的是「中國模式」，但是這個模式已經不能持續下去，因為模式中的「廉價勞動力」和「低成本貸款」的條件已經消失，所以必須轉型。但是，工資成本日漸提高，國企、地方政府和貪官抗拒改革，對轉型造成巨大挑戰。
一個月前，英國一項研究指出，中國的GDP要遲至2028年才能超美，亦即還有15年才能追上美國，所需年期比以前的估計較長。為什麼需要更長時間？原因有二，一因中國經濟轉型困難，以前的高成長難以再現，二因美國復興，今明兩年成長率可提高至3%、4%，如果中國只能「保七」、甚至「保六」，中美之間的GDP差距將難於短期內縮少。
除了經濟，中國與鄰國的關係也是2014的重大挑戰。日本、越南和印度都與中國有領土紛爭，而且沒有讓步的可能，日本的安倍正在發富國強兵之夢，更不可能妥協；安倍是否會在中日矛盾激化的情況下，與印度越南結盟？如果日印越結盟，三國加起來的人口和GDP將超過中國。
國內形勢方面，疆獨藏獨是個隱憂。疆藏的民族分離運動是長期挑戰，不會因北京推行的經濟政策而平息，但是如果北京改懷柔為鎮壓，又必將導致矛盾激化。更令人擔憂的是，極端分子可能會在中國本部發動恐襲。
中國的內外困難，可能使中國成不了No.1，難以天下歸，君臨天下；況且，在長久的中國歷史中，僅有的漢唐盛世，也只是曇花一現，動亂憂患才是主旋律。
不過，眼前的巨大挑戰，也可能是難得的機會。去年上台以來，習近全力鞏固權力，建立權威，現在三中全會已經開過，深化改革的政策已經確立，2014正是展開工作的一年，也是為「習十年」打好基礎的一年。
如果習近平管理得好，中國將可奔向世界第一；如果管不好，則中國可能從30年高成長的璀璨變為平淡。在2014新年開始之際，細思中國的命運成敗，實在令人不能不投以關心。(世界日報，2014.1.14)
林毅夫是兩岸難題 也是資產
中國籍的世界銀行前副總裁林毅夫，遭台北國防部以連續犯為由通緝迄今，監委葉耀鵬與趙昌平21日提六大問題，發函約詢法務部與高檢署要求說明，是否努力想為林毅夫解套，備受關注。金門高分檢日前認定林毅夫通敵情況未消失，仍認定屬「繼續犯」而通緝他；但法務部長羅瑩雪認為應透過特赦途徑解決。林毅夫案爭議能否化解，既是台灣內部，也是台海兩岸的難題。
其實，金門高分檢本就留下解套空間，即「未來會密切觀察及蒐羅林毅夫個人最新發展，相關法令與法院判決見解，適切因應與處置」。林毅夫能否回台，正如金門高分檢陳述，既要觀察林毅夫個人行為，也要等時機成熟，特赦自不在話下。論述既是依法所作，但更像政治論述，等同預言，隨島內和兩岸政治生態的變化，本案也會與時推移。
林毅夫原籍台灣宜蘭，1979年，在金門最前線馬山擔任連長時，帶著軍隊機密資料，泅泳到廈門投奔中共。當時他從「投筆從戎，書生報國」，變成嚮往「祖國統一和強大」，終至投奔敵營。他的叛逃造成台灣軍隊士氣、政治號召等多方面打擊，自他離台迄今，台灣司法及國防部糾纏在林毅夫投敵案上，從李登輝、陳水扁到馬英九，前後拖十幾年，幾番接近解套邊緣，皆受制於軍方立場堅決，前防長高華柱即曾聲言，不惜以去職抗拒。所持理由是林毅夫屬「繼續犯」，沒有法律追訴時效問題。這既是林毅夫的難題，也是台灣的政治難題，不僅是兩岸政治分歧的充分體現，就軍方角色，為誰而戰，為何而戰，更是兩岸和解必須面對的難題。
台灣民主化後廢除憲法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加上兩岸自2008年進入和平發展階段，台獨叛國案皆成歷史陳跡，過往投共案則未能同步解套，被批評為不夠「平衡」。即以林毅夫為例，他赴大陸後，在北大、芝加哥大學先後取得經濟學碩士、博士學位，晉身教授、院長，2005年榮膺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頭銜，是另類「台灣之光」。他在全球經濟學界的資望，因緣際會出任世銀副總裁，台灣尚無人能及，成為台灣「出走」大陸成就最高、最出類拔萃的一人。
林毅夫早年以台大高材生投筆從戎，改進陸軍官校，獲國民黨栽培，原無叛變泅赴大陸的必要。有此選擇，一是傳統文化號召，超越以台灣為滿足的鄉土認同，而有中原為導向的文化和民族認同；二是面對兩岸形勢發展的不同認知，他置個人生死於度外，若無充分準備殆無可能，後來的發展和成就，使他充滿傳奇色彩。
林毅夫案這些年廣為傳揚，不論正面或負面評論，都和政治脫不了干係。這就注定使林毅夫回台爭議難解決，竟連返台為雙親奔喪和掃墓，都難獲當局豁免通緝，其間不僅涉及人道和傳統倫理被漠視，更多的是凌駕一切的政治考量。
藍綠政治人物對林毅夫能否返台，雖多表同情，唯對其「犯行」都持保留態度，這也是李登輝、陳水扁對林毅夫均曾考慮放行，繼而遲疑，終究無法決斷的原因。台灣陸委會公開表示可發入境證，但通緝犯身分，陸委會無法代解套，僵局始終難解。
柯文哲參選台北市長，民進黨正為是否應要求柯先入黨才同意提名他傷腦筋，可能引爆黨內提名策略和路線之爭。林毅夫如解除通緝返台，民進黨將如何面對這位從唐山回來，曾棄絕國民黨的原生台胞？譬如高雄市長陳菊即曾就林毅夫寄予同情；國民黨內同情林毅夫者更多，對林毅夫回台的政治動向，及可能帶來的衝擊，國民黨比民進黨更在意。如果林毅夫將來決心返台，投入台灣的政治活動，其衝擊波會更大，藍綠都將疲於應付。
以當前兩岸大局論，林毅夫當然可視為代表大陸的「半山」，他也是台籍人士最被中共和民進黨信任的人物之一。法務部長羅瑩雪主張特赦，既是無方也是有方，全視馬英九如何審時度勢而定。而馬要先搞定軍方，才可能特赦林；一旦林獲准回台灣，或許能催化兩岸一些難題的突破，也可能改變藍綠生態。馬政府這張牌不敢輕易打出手，或許就在誰也沒有把握能掌握情勢的變化吧
其實，金門高分檢本就留下解套空間，即「未來會密切觀察及蒐羅林毅夫個人最新發展，相關法令與法院判決見解，適切因應與處置」。林毅夫能否回台，正如金門高分檢陳述，既要觀察林毅夫個人行為，也要等時機成熟，特赦自不在話下。論述既是依法所作，但更像政治論述，等同預言，隨島內和兩岸政治生態的變化，本案也會與時推移。
林毅夫原籍台灣宜蘭，1979年，在金門最前線馬山擔任連長時，帶著軍隊機密資料，泅泳到廈門投奔中共。當時他從「投筆從戎，書生報國」，變成嚮往「祖國統一和強大」，終至投奔敵營。他的叛逃造成台灣軍隊士氣、政治號召等多方面打擊，自他離台迄今，台灣司法及國防部糾纏在林毅夫投敵案上，從李登輝、陳水扁到馬英九，前後拖十幾年，幾番接近解套邊緣，皆受制於軍方立場堅決，前防長高華柱即曾聲言，不惜以去職抗拒。所持理由是林毅夫屬「繼續犯」，沒有法律追訴時效問題。這既是林毅夫的難題，也是台灣的政治難題，不僅是兩岸政治分歧的充分體現，就軍方角色，為誰而戰，為何而戰，更是兩岸和解必須面對的難題。
台灣民主化後廢除憲法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加上兩岸自2008年進入和平發展階段，台獨叛國案皆成歷史陳跡，過往投共案則未能同步解套，被批評為不夠「平衡」。即以林毅夫為例，他赴大陸後，在北大、芝加哥大學先後取得經濟學碩士、博士學位，晉身教授、院長，2005年榮膺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頭銜，是另類「台灣之光」。他在全球經濟學界的資望，因緣際會出任世銀副總裁，台灣尚無人能及，成為台灣「出走」大陸成就最高、最出類拔萃的一人。
林毅夫早年以台大高材生投筆從戎，改進陸軍官校，獲國民黨栽培，原無叛變泅赴大陸的必要。有此選擇，一是傳統文化號召，超越以台灣為滿足的鄉土認同，而有中原為導向的文化和民族認同；二是面對兩岸形勢發展的不同認知，他置個人生死於度外，若無充分準備殆無可能，後來的發展和成就，使他充滿傳奇色彩。
林毅夫案這些年廣為傳揚，不論正面或負面評論，都和政治脫不了干係。這就注定使林毅夫回台爭議難解決，竟連返台為雙親奔喪和掃墓，都難獲當局豁免通緝，其間不僅涉及人道和傳統倫理被漠視，更多的是凌駕一切的政治考量。
藍綠政治人物對林毅夫能否返台，雖多表同情，唯對其「犯行」都持保留態度，這也是李登輝、陳水扁對林毅夫均曾考慮放行，繼而遲疑，終究無法決斷的原因。台灣陸委會公開表示可發入境證，但通緝犯身分，陸委會無法代解套，僵局始終難解。
柯文哲參選台北市長，民進黨正為是否應要求柯先入黨才同意提名他傷腦筋，可能引爆黨內提名策略和路線之爭。林毅夫如解除通緝返台，民進黨將如何面對這位從唐山回來，曾棄絕國民黨的原生台胞？譬如高雄市長陳菊即曾就林毅夫寄予同情；國民黨內同情林毅夫者更多，對林毅夫回台的政治動向，及可能帶來的衝擊，國民黨比民進黨更在意。如果林毅夫將來決心返台，投入台灣的政治活動，其衝擊波會更大，藍綠都將疲於應付。
以當前兩岸大局論，林毅夫當然可視為代表大陸的「半山」，他也是台籍人士最被中共和民進黨信任的人物之一。法務部長羅瑩雪主張特赦，既是無方也是有方，全視馬英九如何審時度勢而定。而馬要先搞定軍方，才可能特赦林；一旦林獲准回台灣，或許能催化兩岸一些難題的突破，也可能改變藍綠生態。馬政府這張牌不敢輕易打出手，或許就在誰也沒有把握能掌握情勢的變化吧
中國工業廢氣 越洋輸入美國
美國「國家科學院彙報」20日發表研究報告說，中國工廠排放的廢氣，飄洋過海在美國西岸造成空氣污染，可是這有部分得怪美國的消費主義，因為這些污染是中國工廠製造電視機、玩具、手機和其他出口產品造成的。
紐約時報21日報導，地球上空強大的偏西風，有時幾天內就能把污染物質從中國吹到美西，而這些塵埃、臭氧和碳氣可能聚集在加州等西部各州的谷地和盆地，使空氣惡化到危險地步。
研究結果顯示，加州、俄勒岡、華盛頓州空氣中的污染物質，有時幾有四分之一來自中國。
中國、美國和英國九名學者共同撰寫的研究報告，檢討中國製造出口物資，以及全球對這些物資的消費需求，如何影響美國的空氣污染，並試圖予以量化。
研究報告主要作者，北京大學的林金泰說，貿易改變了生產地點，也因此影響廢氣排放，而他們希望檢討出口工業廢氣跨越國界的影響，探究消費如何助長全球空氣污染。
報告中說，把工業生產外包到中國，並未使美國以及北半球許多國家的消費者，完全擺脫空氣污染對環境造成的衝擊。
研究報告說，中國為出口排放的污染物質，約有21%與對美出口有關，而中國工廠為美國市場製造產品造成的污染物質，隨風飄洋過海，導致美西空氣品質惡化，雖然美東確因生產作業外移空氣比較乾淨。
不過，與美國的交通和工廠等排放的廢氣相比，中國排放的廢氣在美西空氣污染中所占的分量還很小。
研究結果發現，中國排放的22%一氧化碳和17%黑碳，與製造出口產品有關。黑碳特別令人關切，因為這些煤煙不會被雨水沖掉，會長久存在大氣中飄到遠方，並引發癌症、心臟病、肺病和氣喘。
近年來中國排放的廢氣對全球空氣污染和大氣暖化的影響日益受到關切，位於下風國家的居民更咬定中國的污染物質導致當地空氣品質惡化。日本一名環境工程師即把鹿兒島樹木因神祕病蟲害死亡，怪罪於來自中國的污染物質。
洛杉磯加州大學法學教授王立德說：「這項報告提醒我們，中國排放的傳統污染物質和溫室效應氣體，有很大的比率與美國人每天購買和使用的產品有關。我們應該感到關切，因為這種污染不只傷害中國人民，也損害美國部分地區的空氣品質。」
林金泰說，他希望這項研究能夠引起討論，以改為根據消費來計算廢氣排放，取代目前廣泛使用的根據生產來計算。
美國「國家科學院彙報」研究報告指出中國工廠排放的廢氣，飄洋過海在美國西岸造成空氣污染。圖為河北省玉田縣一座工廠排放大量廢氣使天空灰濛濛。(Getty Images)
紐約時報21日報導，地球上空強大的偏西風，有時幾天內就能把污染物質從中國吹到美西，而這些塵埃、臭氧和碳氣可能聚集在加州等西部各州的谷地和盆地，使空氣惡化到危險地步。
研究結果顯示，加州、俄勒岡、華盛頓州空氣中的污染物質，有時幾有四分之一來自中國。
中國、美國和英國九名學者共同撰寫的研究報告，檢討中國製造出口物資，以及全球對這些物資的消費需求，如何影響美國的空氣污染，並試圖予以量化。
研究報告主要作者，北京大學的林金泰說，貿易改變了生產地點，也因此影響廢氣排放，而他們希望檢討出口工業廢氣跨越國界的影響，探究消費如何助長全球空氣污染。
報告中說，把工業生產外包到中國，並未使美國以及北半球許多國家的消費者，完全擺脫空氣污染對環境造成的衝擊。
研究報告說，中國為出口排放的污染物質，約有21%與對美出口有關，而中國工廠為美國市場製造產品造成的污染物質，隨風飄洋過海，導致美西空氣品質惡化，雖然美東確因生產作業外移空氣比較乾淨。
不過，與美國的交通和工廠等排放的廢氣相比，中國排放的廢氣在美西空氣污染中所占的分量還很小。
研究結果發現，中國排放的22%一氧化碳和17%黑碳，與製造出口產品有關。黑碳特別令人關切，因為這些煤煙不會被雨水沖掉，會長久存在大氣中飄到遠方，並引發癌症、心臟病、肺病和氣喘。
近年來中國排放的廢氣對全球空氣污染和大氣暖化的影響日益受到關切，位於下風國家的居民更咬定中國的污染物質導致當地空氣品質惡化。日本一名環境工程師即把鹿兒島樹木因神祕病蟲害死亡，怪罪於來自中國的污染物質。
洛杉磯加州大學法學教授王立德說：「這項報告提醒我們，中國排放的傳統污染物質和溫室效應氣體，有很大的比率與美國人每天購買和使用的產品有關。我們應該感到關切，因為這種污染不只傷害中國人民，也損害美國部分地區的空氣品質。」
林金泰說，他希望這項研究能夠引起討論，以改為根據消費來計算廢氣排放，取代目前廣泛使用的根據生產來計算。
美國「國家科學院彙報」研究報告指出中國工廠排放的廢氣，飄洋過海在美國西岸造成空氣污染。圖為河北省玉田縣一座工廠排放大量廢氣使天空灰濛濛。(Getty Images)
2014年1月20日星期一
從中西思想學術看：孔孟之徒vs. 基督徒
** 筷子與刀叉不同的際遇
今
日世界由西方文化所主導，尤其是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文化，從語言、電影至於科技，幾乎一統天下。在中世紀的黑暗時代，基督教義就是西方人唯一的知識，知識也
就是基督教義。簡言之，當時西方的知識份子就是基督徒。中國也一樣，自漢朝董仲舒罷百家，獨尊儒以來，知識份子就是孔孟之徒。
知識就是促使人類進步的剌棒。知識是靠思想學術不斷交流激盪所展現的成果。西方的船堅砲利就是典型的成果之一。問題是為何西方的基督徒會產生船堅砲利？孔孟之徒不但沒有造出船堅砲利，還成為落後的禍首，甚至受譏為 “孔家店” ，罪至打倒。這兩類知識份子的際遇竟會有天壤之別，非常值得兩相比較，一窺究竟。
通常 ”西方” 表示拉丁文化的西歐。但本文專指 荷、英、法、德，即Dutch, England, France, Germany , D E F G 四個國家。亦即自西羅馬帝國覆滅後，仍屬蠻邦的盎格魯撒克遜人、法蘭克人（即：佛朗機人）、日耳曼人 (指：
德國、奧地利）。英國，在狹義上是指英格蘭，唯本文則將盎格魯撒克遜人的英國與美國視為一体。中國則指海峽兩岸。但表示文化時，則包含中、日、韓、越、
琉，亦即其先祖曾讀孔孟之書的人。本文看來是孔孟之徒與基督徒的不同際遇，但實質上是自古以來，中國知識份子與西方知識份子的對照比較。更通俗的說法就是
看一下用筷子的人與用刀叉的人，有何不同。
**西方基督徒在思想學術上的變遷
中世紀時的西方 ( 專指DEFG ) 都
是由蠻邦的國王或貴族所統治，其實稱之酋長較為適當。這些酋長式國王最愛互爭權勢及土地。但其臣民的信仰及精神生活則歸於基督教的羅馬教會，亦即俗世之
事，受制於國王；內心思想，聽命於教會。簡言之就是一國兩制，人民同時分受王權與神權的統治。人有兩主，聽誰是好？真是何其不幸！唯不幸中的大幸是一些有
知識的基督徒，在這個政教夾縫中，獲得一些學術自由 ( Academic Freedom) 的
空間。那些藩邦蠻酋出身的的國王及貴族尚不懂得控制人民的思想，學術不太受王權的注意。這些國王又要多方排斥羅馬教會介入其國政，於是就讓西方人的思想，
在少許開放的溫床上，大放異彩。英國的牛津、劍橋；美國的哈佛、耶魯，都是從純粹神學教育，依靠開放自由的學風，劇變為培養新知的學府，真是始料不及，完
全出乎意料之外。政教專制的東方，包括康士坦丁堡、希腊，甚至俄羅斯，既無知名學府、更無啟發世人的學者，連神學方面的論述都遠遠落後於西方。宗教改革
後，德國新教徒為了發展自己的神學思想以及對付耶穌會，在各地普設大學。後來也因開放的學風，讓這些大學培養大量的自由派神學家、哲學家、科學家、甚至無
神論者。連悍衛教宗的前鋒，耶穌會所成立的學校都採開放態度，還歡迎新教徒的學生。西方的學術思想就在這種開放及容忍的環境下，推陳出新，不斷創造風潮。
就
以啟蒙時期直到維多利亞女王時代而言，在這三百年時間裡，西方的總人口應有上億人口。這些人絕大部份是知識不足的基督徒，無論屬於新教或羅馬教會，絕多迷
信於獲得救贖、以進天國，或等耶穌再世及最後審判。那些名見經傳、扭轉乾坤的的啟蒙人物，亦即一般歷史課本見到的名人，還不到一百人。如說：就是這百位思
想學術的先進者，將西方人從粗魯推進至文明，並不為過。這些著名的啟蒙人物包括：馬丁路德、喀爾文、開卜勒、笛卡兒、約翰洛克、盧梭、孟德斯鳩。他們幾乎
全都受到羅馬教會的譴責，學說列為禁書。但在羅馬教會控制之外的英、法、德、荷，
各種學說在相當開放自由的風氣下紛紛出籠，造成百花爭艷的榮景。各家學說經過辯証及競爭的篩選淘汰，逐漸匯聚成為社會主流思想，影響世人直到今日。試看那
位虔誠的基督徒，笛卡兒，他及其理性思想雖不容於羅馬教會，卻促成西方文化的啟蒙；更不必說那位宗教改革者，喀爾文，就是他的宗教改革思想促成以後英國的
清教徒革命、美國的立國及移民狂潮。 從西方的發展過程看來，這些少數的學者精英才是引領文明的原動力，成為西方進步的推手。同理， 中國若要從事根本性的進步，也需要一些具有創見、能夠引領民意、帶動風潮的專業學者及思想先進人物。這些人物的見解尚須在開放自由的環境下，歷經辯証及競爭的篩選，終為社會大眾所接納。古時西方的知識份子就是基督徒，中國的知識份子是孔孟之徒。西方的基督徒會產生 笛卡兒、喀爾文、盧梭、康德、黑格爾 這些引領風潮的啟蒙人物，那麼中國的孔孟之徒中，有沒有笛卡兒 這一類的人物呢。答案應是：有，而且很多。不同的是，笛卡兒及喀爾文雖是虔敬的基督徒，卻有機會提出異於羅馬教會的主流思想。中國的孔孟之徒則盡在皇權籠罩之下，中國的笛卡兒及喀爾文無法也不敢提出異於朝廷的思想，有技難伸而己。且看一下歷史事實如後。
** 中國古代知識份子，孔孟之徒，的處境
中
國遠在春秋戰國時，也是百家爭鳴。當漢高祖統一天下時，他自始就不尊重知識份子。只有一位儒生，叔孫通，靠著高明的迎逢手段，才獲重用。武帝時的董仲舒還
罷除百家、獨尊儒術。故自漢朝起，中國的知識份子只限於儒家，而且必須順服從權威才能存在。隨唐時代起，實行科舉考試制度。科舉雖有其優點，但缺點是把考
試作為選拔人才的唯一標準，不問經驗歷練，無分清濁都可進入官場。換句話說，皇帝以科舉考試，將全國的知識份子局限於儒家思想，其他學術思想沒有生存的機
會。更糟糕的是在皇權影響下，儒家思想遭受嚴重曲解，甚至違背孔孟思想。更諷刺的是歷代奸臣都是熟讀孔孟的投機書匠，專精於反其道而行。對投機書匠及奸臣
而言，孔孟之道早己成為：考試解題、作文破題，不過是當官之道而己。
當
清末飽受西方侵凌時，中國對西方進步的過程一無所知，朝庭高官的知識範圍狹窄而集中，只見其船堅炮利，又看到德先生及賽先生，就認為中國應捨棄封閉與專
制，改習西方特長。這本來沒錯，不幸的是當時的知識份子將孔家店與孔孟視為一体，一起打倒。反觀西方，西方文化根源來自基督教。基督教的基本教義是四部福
音書，總共不過136頁，內容還大致重復；即使加上使徒言論的新約，總共也只有三百頁而己。但西方人就憑這幾百頁的內容，從愚昧無知，發展出浩如煙海的理論及思想，光只是哲學思想及道德信念就己汗牛充棟。在西方的社會結構裡，各種學說都能容許存在，只有 “適者生存、不適者滅亡”。
自啟蒙時代以來，很多西方人雖然拋棄宗教迷信，甚至發展出無神論，但仍有許多理性人物，選取教義中的道德部份加以發揚，影響西方文化至深。那些只講神祕亂
紀的學說，經過時間的檢驗，全遭淘汰而消失。中國為吸取西方學術而排斥孔家店的時候，卻將孔孟一起拋棄，顯然並非明智之舉，實在是一個錯誤的選擇。更不幸
的是孔家店的專制官僚体制並未消失，借殼又再上市，而真正的孔孟思想卻被打入冷宮難以翻身。或許這就是中國的知識學術落後於西方的根本因素之一：迷信外
人、遺失自信。
知
識才是進步的基礎，知識不會憑空而來，需要理性及開放自由的環境才能發展。尤其是學術開放的學府，更是發展思想，開創新知的泉源。自古以來，中國的知識精
英全被科舉考試吸入官府的窄門。中國著名的學者，包括：董仲叔、魏徵、王安石、朱子、王陽明，都是朝廷高官。他們身在朝廷，只能順從上意，學術及思想自然
難以獨立發展。西方的啟蒙人物，例如：笛卡兒、洛克、伏爾泰，皆來自民間，出自開放的學府，都是依靠獨立思考，發展出專業性的學術獨見。即使是英國的培根 (Francis Bacon) ，雖曾為詹姆士一世的高官，但其學術卻多是罷官出獄以後的作品。
** 為何：西方基督徒能？中國孔孟之徒不能？
那麼中國的學者，孔孟之徒，藏至何方？所作何事？ 試看一下與文藝復興同期的明朝，當代只有南北各一的國子監，皆受皇權的高壓控制，監生只能苦讀古經及皇諭，不能從正反兩面思考問題。明朝還以八股取士，鉗制思想，終造成學術、知識的全面落後。當代孔孟之徒不過是： 有人星夜趕科場；有人辭官歸故里。通過科場為官的孔孟之徒必須順從皇意，沒有獨立思考、發展學術、凝具思想的餘地。辭官歸故里的孔孟之徒，充其量只能在家舞文弄墨。清朝孫髯翁曾在昆明大觀樓寫下180字長聯。自其：五百里滇池、奔來眼底 ,,,,,, 開
始，對仗工整，才華畢露。以其才華，若處於當時西方的訓練及環境，成就或許不亞於笛卡兒、伏爾泰。但在皇權專制下，只有一聯留世，其餘都付與蒼煙落照，只
嬴得幾許讚嘆。從這幅對聯就可感覺到作者莫名的無奈與落寂。這就是孔孟之徒，中國的知識精英，藏身之地。中國一直未能在學術及思想方面創新前進，其原因實
為帝王專制所產生的三個障礙：
- 學術及思想深受皇權及其官僚權威的鉗制及阻礙，難以發展。
- 缺乏開放自由、獨立思考的學府及環境，理性思想難以發揚。
- 只以成績取士的考試制度，嚴重束縳學術思想，局限於一井。
自
古以來，這三個障礙，讓中國不知埋沒多少人才及知識。在皇權專制下，不可能有大丈夫能面對皇權而不屈。中國尚未營造出適當的廣居及正位，讓中國的笛卡兒、
伏爾泰、開卜勒等人物登上台面，展現異於主流的見解。英美的法治保障個人的言行思想，即使言行冒犯權貴，亦可在法庭取得公義。在法治不彰的中國，人民自古
以來不知言論是否越界，更不知何時生禍，故人民習於掩飾思想。在這種背景下，學者不是百鳥朝鳳就是歸隱於巢，若耆言學術創新，無非是緣木求魚。加上考試不
止，只求中舉，作官為主，學術當然落伍。因此，只有消除這三個障礙，中國的知識精英才能出人頭地，再造百家爭鳴的盛況。別忘記，馬克斯就是在學術開放自由
的英國才能發展出他的理論。若他在俄羅斯，絕不會出現這位思想家，影響後世。開放的英國是因，馬克思的學術思想是果。中、西基本差異不過是：西方學者可以
自由奮翼爭鳴，去舊創新，而中國學者只能：非先王之道不敢道，畫框自限。
其
實，世界各民族或各國人民的才智分佈相同。理論上，即使中國的人才百分比是英國人或西方人的一半，中國的人才也應比英，美還要多。但中國一直是帝王當權人
物引領江山，眾星拱月成為主流。各方人才若不能隨波力爭主流，就會沈沒於茫茫人海。這也說明為何楊振寧、李政道、馬克斯、蘋果電腦的 Steve Jobs在英美的土壤就會變成喬木，在其母國只得是芸芸眾生。與其由當權人物費盡移山力氣製造一個中國蘋果，何如把中國打造成英美的良田沃土？
地圖上的失土 vs. 文化上的失土；中國 不止 地圖大國，應當 文化大國
** 中國 在地理上的失土：政府、師長都說：收復失土、寸土必爭
中國 在清朝未年，政事腐敗，招致 西方帝國主義 的侵凌，不斷割土讓地：香港 割讓給 英國、台灣 割讓給 日本、黑龍江及烏蘇里江以外的大片沃土平白割讓給 俄羅斯，有識之士視為國恥。中國 推翻千年帝制後，從國家元首、大小官員，直到小學師長，都會教導人民學子，要奮發圖強、收復失土、寸土必爭。
中國人 把這些地理上的失土，視為國家大恥，都以 收復失土、光復河山為幟志 。但大多數 中國人 都忽略 中國 還有一片更大的失土，那就是 中國文化 的失土。這片 文化失土 遠大於 地理失土，卻普受眾人遺忘。
** 中國 在文化上的失土： 外國文化深入 中國、中國文化 難以出海
在漢唐時代，甚至到 明朝 初期，中國 文物頂盛，不但 韓國、日本、越南、琉球都屬 中國文化 的範圍，甚至連 新疆 都曾發現 漢簡。換句話說，古時中國文化圈內的各地人士，只要會漢字，即使語言不通，都可從日本、韓國、琉球、安南、閩粵、吳楚、西安 ,,,, 甚至直到新疆，都可通行無阻。
近數百年來，西方（主要指：英美法德荷）崛 起，不但開創現代文明，西方文化一直主導世界。尤其是 盎格魯撒克遜人 的文化，更是文化主流，還讓所有文明古國、新興國家盡低頭。中國 的文化，自 明朝 中期以來，節節後退，終至亡於 滿清。滿清 入主 中國，仍然大致維持 明朝 的官僚、科舉体制，了無革新舉動。相對於 西方 的巨大進步，中國 各方面的文化，與日俱退，到了 清朝 未年己是一瀉千里。原來同屬 中華文化圈 的 中、韓、日、越、琉，都因仿習 西方文化 而分道揚鑣。韓國、越南 棄 漢文 改用自己的文字；日本雖仍有漢字，卻自成一格，異於中國；琉球自明朝以來，心向中國，但 明清皇朝 及 民國 後的領袖，並不重視其友誼，任令 日本 侵佔，琉球 己迫歸 日本文化。
不止於此，就連 中國 本身，文化基礎的文字，也分為正体、簡体。兩岸在當權政府的主導下，一方號稱信奉馬克思，批倒孔孟；另方號稱敬奉孔孟，惡批馬克思，其實雙方既非原版馬克 思、亦非正版孔孟，只是注重 鬥爭 與 孔家店 而己，但此情景已造成雙方思維相異而不同軌。在西方優勢文化的擠壓下，中國文化 早己支離分裂，化為弱勢。即使 中國 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体，中國 境內到處都可見 西方文化 及 日本文化 產物及仿效品，甚至弱勢的 回教文化 都可直入 中國文化 心臟地帶的 西安。但在外國，包括弱勢的 中亞 回教國家，卻難見 中國文化 產物，至多就是中餐店而己。這些曾是文化一体，卻已分裂的 中、韓、日、越、琉 各國人民之間，若非要找出一個文化共通點，恐怕只有 美國 的 蘋果 iPhone 了！
清未期間，中國不斷割土讓地，外國兵艦可以 長驅直入長江內河，中國 水師卻難以出海。曾聞清未中興名臣，彭玉麟 在 長江 岸邊，見 英國 砲艦疾馳如飛，痛心竟至嘔血！時至今日，外國文化，甚至 中亞回教 文物，都可以深入進出 中國 自如，日本漫畫充斥街頭，中國文物卻難以出境，這與清末，地圖愈畫愈小、外艦直入長江，有何不同？！像這樣只有單向進口、卻沒東西出口，實難以 “文化交流” 來自圓其說。昔時 中國人 尚視國土縮小分裂為國恥，極思振作；今日中國 見自已的文化不斷退縮分裂，卻未曾引以為恥，,,,,, 殊為感慨！
** 所謂大國者，非地大之謂也，有文化之謂也！
英國 自 新教徒 的伊利沙白 女王 於 1558年 登位起，快速脫離 羅馬教會 的封閉高壓，逐步走向自由開放的社會，人民的才智如雨後春筍，遍地發芽，莎士比亞 就是其中之一。英國 的文化自此不斷翻新成長，不但快速超過各大文明古國，還在1840年 的鴉片戰爭中，輕易擊敗顢頇自大的 滿清皇朝。這時的 中國人 才猛然發覺，中國 的文物，除了地大之外，幾乎樣樣不如 蝧狤猁 藩邦。累積了五千年的中國文化，竟被這個彈丸小國，在短短三百年之內，快速大幅超越。這情景對當時 中國 有識之士，如彭玉麟、孫逸仙，自然產生極大的震撼與激憤。
英國 就是靠其質優文化，配以海上武力，打造出日不落帝國。即使其船堅砲利的軍力也是其科技、學術文化的實体展現。今日 英國 雖己沒落，但世界在 美國文化 的主導下，仍是 英語文化 不落日，毫無消退之勢。近百年來，世界各地的人才、資金、移民，包括蘇俄領袖，史達林 及 赫魯雪夫 之子女，紛紛擠入 美國 及英語國家。英美如此多嬌，並非其地大，而是在於豐厚多元的優勢文化，充滿自由競爭的活力。易言之，英美是以文化豐富而為大國。再看土地最大、武力超強的 俄羅斯，有誰喜歡？何人傾慕？！ 英美文化發展成功之道路，實為 中國 之師也！
** 文化在於：除舊創新、發揚光大，絕非：懷舊述古、老調重彈
盎格魯撒克遜人 的文化 絕多是靠人民在學術、思想、藝術、科技、商業、社會、倫理 等，各專業領域所造出的正果。就以 莎士比亞，牛頓 為例，都是出自民間旺盛的藝術及學術文化的活力，卻非 伊利沙白女王 或 查理二世 的先知先覺，設立什麼文化、科學發展部門，更非靠其錦囊美妙計劃所產生的成果。
從 英美 的成功實例可以看出，文化發自民間，是公平競爭、百花爭艷的結果，絕非官府的英明指點。這是眾所週知的常識，但就只有新興國家的政治領袖們不願相信。於是 乎文化部、科學部、,,, 紛紛設立，不斷擴充，結果是龐然機構連雲起，就是文化水準未見起飛，連一個諾貝爾獎都沒到手。
官府指導文化的特色，就是拿出祖先的遺物及現有的習俗，重新包裝展示，或是仿 習國外流行的文化產物，加以變裝，然得得意宣揚。更糟的是當權者尚以政治動機，硬將社會資源逆流而駛，卻阻斷其他文化的正常發展路逕。若說，歷來 中國文化 發展的阻力，主要來自帝王領袖及其官僚，並不為過。
至於如何除舊創新，開創嶄新文化、再發揚光大？ 這麼偉大的題目當然絕非這裡所能談論，但起始自應是由官府高抬貴手，認清官、民分工角色，再仿習英美西方的成功經驗，讓民間優異人才有出頭機會。這才會是成功的第一步。
中國 在清朝未年，政事腐敗，招致 西方帝國主義 的侵凌，不斷割土讓地：香港 割讓給 英國、台灣 割讓給 日本、黑龍江及烏蘇里江以外的大片沃土平白割讓給 俄羅斯，有識之士視為國恥。中國 推翻千年帝制後，從國家元首、大小官員，直到小學師長，都會教導人民學子，要奮發圖強、收復失土、寸土必爭。
中國人 把這些地理上的失土，視為國家大恥，都以 收復失土、光復河山為幟志 。但大多數 中國人 都忽略 中國 還有一片更大的失土，那就是 中國文化 的失土。這片 文化失土 遠大於 地理失土，卻普受眾人遺忘。
** 中國 在文化上的失土： 外國文化深入 中國、中國文化 難以出海
在漢唐時代，甚至到 明朝 初期，中國 文物頂盛，不但 韓國、日本、越南、琉球都屬 中國文化 的範圍，甚至連 新疆 都曾發現 漢簡。換句話說，古時中國文化圈內的各地人士，只要會漢字，即使語言不通，都可從日本、韓國、琉球、安南、閩粵、吳楚、西安 ,,,, 甚至直到新疆，都可通行無阻。
近數百年來，西方（主要指：英美法德荷）崛 起，不但開創現代文明，西方文化一直主導世界。尤其是 盎格魯撒克遜人 的文化，更是文化主流，還讓所有文明古國、新興國家盡低頭。中國 的文化，自 明朝 中期以來，節節後退，終至亡於 滿清。滿清 入主 中國，仍然大致維持 明朝 的官僚、科舉体制，了無革新舉動。相對於 西方 的巨大進步，中國 各方面的文化，與日俱退，到了 清朝 未年己是一瀉千里。原來同屬 中華文化圈 的 中、韓、日、越、琉，都因仿習 西方文化 而分道揚鑣。韓國、越南 棄 漢文 改用自己的文字；日本雖仍有漢字，卻自成一格，異於中國；琉球自明朝以來，心向中國，但 明清皇朝 及 民國 後的領袖，並不重視其友誼，任令 日本 侵佔，琉球 己迫歸 日本文化。
不止於此，就連 中國 本身，文化基礎的文字，也分為正体、簡体。兩岸在當權政府的主導下，一方號稱信奉馬克思，批倒孔孟；另方號稱敬奉孔孟，惡批馬克思，其實雙方既非原版馬克 思、亦非正版孔孟，只是注重 鬥爭 與 孔家店 而己，但此情景已造成雙方思維相異而不同軌。在西方優勢文化的擠壓下，中國文化 早己支離分裂，化為弱勢。即使 中國 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体，中國 境內到處都可見 西方文化 及 日本文化 產物及仿效品，甚至弱勢的 回教文化 都可直入 中國文化 心臟地帶的 西安。但在外國，包括弱勢的 中亞 回教國家，卻難見 中國文化 產物，至多就是中餐店而己。這些曾是文化一体，卻已分裂的 中、韓、日、越、琉 各國人民之間，若非要找出一個文化共通點，恐怕只有 美國 的 蘋果 iPhone 了！
清未期間，中國不斷割土讓地，外國兵艦可以 長驅直入長江內河，中國 水師卻難以出海。曾聞清未中興名臣，彭玉麟 在 長江 岸邊，見 英國 砲艦疾馳如飛，痛心竟至嘔血！時至今日，外國文化，甚至 中亞回教 文物，都可以深入進出 中國 自如，日本漫畫充斥街頭，中國文物卻難以出境，這與清末，地圖愈畫愈小、外艦直入長江，有何不同？！像這樣只有單向進口、卻沒東西出口，實難以 “文化交流” 來自圓其說。昔時 中國人 尚視國土縮小分裂為國恥，極思振作；今日中國 見自已的文化不斷退縮分裂，卻未曾引以為恥，,,,,, 殊為感慨！
** 所謂大國者，非地大之謂也，有文化之謂也！
英國 自 新教徒 的伊利沙白 女王 於 1558年 登位起，快速脫離 羅馬教會 的封閉高壓，逐步走向自由開放的社會，人民的才智如雨後春筍，遍地發芽，莎士比亞 就是其中之一。英國 的文化自此不斷翻新成長，不但快速超過各大文明古國，還在1840年 的鴉片戰爭中，輕易擊敗顢頇自大的 滿清皇朝。這時的 中國人 才猛然發覺，中國 的文物，除了地大之外，幾乎樣樣不如 蝧狤猁 藩邦。累積了五千年的中國文化，竟被這個彈丸小國，在短短三百年之內，快速大幅超越。這情景對當時 中國 有識之士，如彭玉麟、孫逸仙，自然產生極大的震撼與激憤。
英國 就是靠其質優文化，配以海上武力，打造出日不落帝國。即使其船堅砲利的軍力也是其科技、學術文化的實体展現。今日 英國 雖己沒落，但世界在 美國文化 的主導下，仍是 英語文化 不落日，毫無消退之勢。近百年來，世界各地的人才、資金、移民，包括蘇俄領袖，史達林 及 赫魯雪夫 之子女，紛紛擠入 美國 及英語國家。英美如此多嬌，並非其地大，而是在於豐厚多元的優勢文化，充滿自由競爭的活力。易言之，英美是以文化豐富而為大國。再看土地最大、武力超強的 俄羅斯，有誰喜歡？何人傾慕？！ 英美文化發展成功之道路，實為 中國 之師也！
** 文化在於：除舊創新、發揚光大，絕非：懷舊述古、老調重彈
盎格魯撒克遜人 的文化 絕多是靠人民在學術、思想、藝術、科技、商業、社會、倫理 等，各專業領域所造出的正果。就以 莎士比亞，牛頓 為例，都是出自民間旺盛的藝術及學術文化的活力，卻非 伊利沙白女王 或 查理二世 的先知先覺，設立什麼文化、科學發展部門，更非靠其錦囊美妙計劃所產生的成果。
從 英美 的成功實例可以看出，文化發自民間，是公平競爭、百花爭艷的結果，絕非官府的英明指點。這是眾所週知的常識，但就只有新興國家的政治領袖們不願相信。於是 乎文化部、科學部、,,, 紛紛設立，不斷擴充，結果是龐然機構連雲起，就是文化水準未見起飛，連一個諾貝爾獎都沒到手。
官府指導文化的特色，就是拿出祖先的遺物及現有的習俗，重新包裝展示，或是仿 習國外流行的文化產物，加以變裝，然得得意宣揚。更糟的是當權者尚以政治動機，硬將社會資源逆流而駛，卻阻斷其他文化的正常發展路逕。若說，歷來 中國文化 發展的阻力，主要來自帝王領袖及其官僚，並不為過。
至於如何除舊創新，開創嶄新文化、再發揚光大？ 這麼偉大的題目當然絕非這裡所能談論，但起始自應是由官府高抬貴手，認清官、民分工角色，再仿習英美西方的成功經驗，讓民間優異人才有出頭機會。這才會是成功的第一步。
“中土” 變 “遠東” ，且從 美國TV 主持人，看 中國文化 處境
** 東歐、南歐 難民，快速融入 美國，還成 TV節目主持人
美國有一個餐飲電視節目主持人，Martha Stewart ，很受歡迎，也很有名氣。她還設計的家庭用品、服飾，都可在 Macy 百貨公司看到。她生於波蘭，二次世界大戰 後，波蘭 受盡戰禍、一無所有，父母帶她來到 美國。當時 美國 富霸天下，盎格魯撒克遜人 才是 “本土皇民” ，其他人種，不必說 遠東 的日本、韓國、中國、,,,, ，那些 東歐、南歐 的移民，在當時 美國 的社會，仍遭冷眼對待。
Martha 雖是 波蘭 來的 天主教徒，但外表、文化、飲食、習俗都與 “美國人” 相通，上學之後，很快就融入美國社會，無分彼此。例如她自小在家中就吃Cheese，她的節目中也是幾乎盤盤加 Cheese。任何人，包括她自己，都認定她是 “美國人” ，而不會聯想到什麼 波蘭 或 東歐。
另外一位 義大利 餐飲節目主持人，Lidia，也很有名氣。她原來應是 義大利人，二次大戰後，邊境由戰勝國重劃，她家鄉人突然在一夕之間變成 南斯拉夫國、Croatia 邦 的國民。她家鄉人自然不甘，反正要變成別國人，不如跑到 美國。這些 義大利 偏疆鄉下人到 紐約，唯一的謀生之計就是開個餐館。反正西方餐飲都相通，盤盤加 Cheese 就好了。她們餐館生意愈來愈好，還上電視教學，後來又自製節目，專門介紹 義大利菜、義大利 Cheese 、,,,, ，擁有廣大觀眾，事業成功。
像 Martha 及 Lidia 這種移民，在一代之間，就從 “難民” 升至 “高等美人” 的例子，在 美國 多如過江之鯽。即使第一代不行，下一兩代都有很多機會“升等”。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曾為 美國 敵人的一個 德國 充員兵，季幸吉，進入美國 學堂，竟能變成 美國 的 國務卿。美國 是個融爐，但是這種超速融合的現象，可以說僅存於 歐洲 的移民。就其原因，就是他們有共通而相近的文化、信仰、習俗、生活飲食習性、甚至於外貌。其他地方的人，包括：中國人、日本人、泰國人、 ,,,, 就不會這麼好命了。若是一個 日本移民到 美國 以餐飲起家，至少在他不以 cheese為主食的背景下，實難變成 Martha及 Lidia。若再說一個二戰後的 日本兵 到 美國 唸書，以後會當上美國什麼部長職務，那才真是天方夜譚，毫無機會。
** 遠東人 與 歐洲人 在人種、文化上的鴻溝
現代文明都是由 西方人（英美法德荷）打造。美國 更是今日的文化掌旗手，主導世界文化。其他地方人，包括 東亞 的 中日韓越琉，與其他歐洲人（包括東歐、南歐、俄羅斯等地 “白人” ），都只是順著 西風 而舞，尚沒有足夠能力與美國，或 西方，在文化上分庭抗禮。但其他 歐洲 “白人”，佔 人種外形、傳統文化、生活習俗 之相近與便利，遠較 東亞 的 中日韓越琉人民更容易融入，或吸取，美國及西方文化，很快就難分彼此。最顯著的例子莫過於二次大戰時，美國將全部美藉日本移民關入集中營；而德裔第一代、第二代在 美國 的移民更多，不但沒有一個德裔人關入集中營，美軍 還選用 德裔軍人 為統帥！
這當然是一種岐視，但究其根源，在於人種及文化的明顯相異，造成隔閡與不信任。易言之，吃 Cheese 的東歐、南歐 “白人” ，比吃 豆腐 的 遠東 “黃種人” 更容易和也是吃 Cheese的 西方 “白人” 融合為一体。其實這就是物以類聚的自然現像，無法強迫，基本上也是無可厚非之事。
這情景也說明，日本 自 十九世紀 未，高唱 “脫亞入歐” 。無論 日本 如何國富民裕， ”脫亞” 可以辦到，但 “入歐” 卻沒受到 歐洲 ” 白人” 的認同。反之，北歐 挪威、冰島、波羅地海小國，甚至視為 “東方人” 的希臘、克羅西亞，即使國困民貧，壓根就被 西方人 視同 “己出”，還力邀加入 歐盟。土耳其早就積極想要加入歐盟，始終沒被接受。後來 德國 女總理，梅克爾 夫人，乾脆明白相告以：（大意如此）貴我雙方背景文化截然不同，恐難共負一軛，不如各自結合同好，各自努力創造未來，效果將會更好，對雙方都有好處。
** 中國 若只追仿西方表面，必不如 東歐 “白人” ，只能從 ”中土” 屈為 ” 遠東”
梅克爾 夫人 講的話也許不太中聽，卻是中肯實話，不但適用於 回教文化 的土耳其，也適合含有 孔孟文化 根底（請注意，這裡沒說 “傳統儒家文化” ，更不包含一丁點的 孔家店文化）的 中國。
西方人（盎格魯撒克遜、法蘭克、日耳曼 蠻邦人）自早在 羅馬教會 的主導下，與 正教會 的 東方人（希臘、俄羅斯 等， 康士坦丁堡 一派者），雖然互相仇視怨恨，但到底仍是文化同根，至少都吃 Cheese 長大。中國 傳統文化及人民的思維，在各方面都與 西方 全然不同，差別之大，就像 豆腐 與 Cheese 的差異。中國 若只是盲目追仿西方、卻沒有屬於自己親身發展出來的文化成果，肯定比不過那些東南歐的 “白人” ！
自清未以來，由於文化隔閡與當權者的短缺見識，中國 一直從表面盲目追逐西方文明。以前見 西方 有船堅砲利，習之；今見 美國 有個銅牛，仿之；美國 有漁人碼頭，建之！西方 有個 “法律” ，清未官僚不願費神研習，直接向 日本 借之。西方有個 “憲法” ，還有法院、法官，中國 也迅速仿造，樣樣都有，但 中國 推翻帝制迄今 103年，仍是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一直不能維護人間公義，不見 西方人 說的法律。 兩岸的 中國人，鮮少人不知 亞當斯密 的 國富論，但也很少人知道 亞當斯密 本來是個教導 倫理道德 的教授，,,,,, 難怪目前人是富了，倫理道德 卻衰落了！
中國 古時的文化，遠高於四鄰，自稱 “中土” 實至名歸。後來 西方 崛起，成為文化中心，主導世界。中國己不再是 “中土” ，與其他鄰邦並稱為“遠東”。中國原來自視 上國衣冠，卻莫可奈何的依附西文化主流觀念，連課本都自稱 “黃種人” 。這足以顯示在 西方 強勢文化下，”遠東” 的 中國 除了順服 西方文化 之外，毫無招架之力。
** 中國 擁有資源，無需 ”入歐” 、更不必 “脫亞” ，宜虛心師夷之長、尋得屬於自己的文化圈
中國文化 其實也是由秦、漢統一，經過競爭篩選、兼容並蓄而來。今日世界也是繼續這個過程。以今日之勢看來，英語文化 大有一統全球之勢。”大家學英語” 在 中國 社會四處可見，還受官府支持。這本是善舉美意，無可置疑，問題只是 中國語文 獲得官府多少支援？若 中國 順命只去仿習 美國及西方 的文化，一如前述 Martha、Lidia的故事，必落後於吃 Cheese 的 “白人” ，失去自己的天地。
很多國家，包括日本，在美國及西方強勢文化籠罩下，只能順勢而行，實難獨樹一幟。中國 有很好的文化根底與歷史，又有眾多的知識人口，應有足夠實力可以在 美國及西方 的文化重圍中，取得屬於自己的空間，打造出自己的文化圈，實在不必全盤 “入歐、入美” 不可。所謂 中國 的實力，在於全体人民才智的展現，卻非幾個領導人物神乎其技的指點。如果 中國的實力能夠充分發揮，中國無需 “脫亞” ，就可在 “遠東” 喚回一些 “中土” ，打造出 中國文化圈 。
這個說法聽來像是夢想，至少這是一條很長的崎嶇路，百年大計，並非一蹴可及。但若回顧中國在實行經濟改革開放後，中國的 國內生產總額 能在三十年內，越過大龍小龍，超過英德法，那麼 中國 從 “遠東” 變回 “中土” 的理想並非全是夢想。如照中國經濟發展的邏輯，這個夢想若會成真的關鍵就在於 中國（包括兩岸）進一步改革、開放的程度。若肯謙虛習人之長、革已之短，” 中土” 在望；若自滿於 “世界第二大經濟体 ”，甚至自大而不願改正固有缺失者，只得長住 “遠東” 了。
2014年1月18日星期六
2014年1月17日星期五
中国制度创新打破西方迷思”等7则
胡鞍钢：中国制度创新打破西方迷思
中国特色的“集体领导制”，以其优异的实践证明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巨大优越性，这一机制的比较政治优势可概括为：决策行为不翻烧饼、决策 效果可预期、决策影响可预见、决策思路可延续。中国特色的“集体领导制”是现代国家制度典型的“后来者”和“创新者”，但是“晚有晚的好处”，可以利用后 发优势，创新更加现代的制度，创新更加灵活的机制。事实上，中国的“集体领导制”明显优于美国的“两党制”和“总统制”。美国松散的政党组织结构，羸弱的 组织控制能力，低下的政党向心力和决策智慧集成水平，“从天而降”即全凭能言善辩、开空头支票获得1/4选民支持即可当选的国家最高领导人，对实质性问题 的忽视和拖延，这使得美国学者评论道：当中国正在为下一代设计五年规划时，美国政治家正在筹划下一个选举的计划。只有比较才有鉴别。中国共产党人承受着世 界上最庞大的人口、资源和环境压力，面临着世界上最复杂的国情，却在最短的时间内为世界作出了最突出的减贫贡献、增长贡献和发展贡献。中国特色的“集体领 导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创新，而是具有深刻意义的制度创新和治道变革。它大大超越了几百年来美国等国家政治制度的“一党控制”、“两党分治”、“三权分 立”的实践与理论，彰显中国人极大的政治智慧和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环球时报》2013年8月16日）
宋鲁郑：中国制度的六大优势
中国制度拥有巨大的优势。一是可以制定国家长远的发展规划和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而不受不同政党更替的影响。中国可以制定跨越领导人任期的五年规 划，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可以持续至今，更可以对香港承诺“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反观当今所谓传统民主国家，都是在炒短线，政党执政只有4年或8年，谁 还管得了4年或8年以后的事情？二是高效率，对出现的挑战和机遇能够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特别是在应对突发灾难事件时。2008年百年一遇的汶川地震，中 国高速有效的动员能力，震撼全球。低效率一向被认为是西方民主制度的通病，因为任何一项决策都要经过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并伴随冗长的程序，最终决策由于 不同利益集团的相互妥协，其负面作用往往成为主导。三是更负责任。在西方民主国家，由于政治人物是由选举产生的，常常为了迎合民众而有意做出违反国家长远 利益这种不负责任的事情。而在中国，官员不称职或者失职、犯错，随时会被追责。四是有好的人才培养和选拔机制。中国政治人才的培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方 面由组织部门进行全国范围内的长期考察、培养和选拔，另一方面党内高层集体磋商和选举，同时还要参考民意。但在西方民主社会中，影响选举的因素众多，最重 要的能力却被边缘化。此外，由于不同政党的存在，整个国家的政治人才被政党切割成几个部分，并随政党共进退。中国的层层选拔制，有意识的人才培养体系，要 胜于西方通过选举方式产生领导人的模式。五是可以真正的代表全民。西方的多党制下，每个政党代表的利益群体是不同的，但不管代表谁，没有一个政党是全民政 党。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政策总体来看没有特别地倾向任何一个利益群体。六是在低成本的基础上实现权力监督。西方为了制约权力，实行三权分立和大 众普选。这种模式成本过高，不仅产生过程成本过高，而且运行的效率成本也同样过高。（《凤凰网博客》2013年3月28日）
高路 王琳：全球经济调整中我国的重大机遇
当前，面对全球经济调整，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基本判断没有变，仍然具备难得的机遇和有利条件。一、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机遇。我国外 部需求发生趋势性减弱。全球性结构调整的大趋势以及再平衡战略，使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成为大势所趋。而我国经济继续运行在合理区间，就业稳定增长，物价涨 幅温和可控，不仅为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也有利于减轻调整中的阵痛。二、全面深化改革的机遇。中央出台了资源价格改革提速、加快财税体制改 革、积极推进资源税、加快利率市场化、简政放权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改革进程明显加快，通过改革激发市场活力、释放增长动力、改善微观环境。重点领域改革的 提速，有助于破除制约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三、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在经济增速趋势性放缓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其 实正在发生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一是现代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相当活跃，近两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一直处于扩张期；二是中西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 效果凸显，新的区域增长极逐步形成；三是产业转移促使要素流动，有利于矫正扭曲的市场价格和效益分布状况，激发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今年以来，新一届政府 坚持稳中有进、稳中有为，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着力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在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影响下，结构调整呈现出积极信号，调整中的机遇正在 变成现实。（《经济日报》2013年8月12日）
（英）乔治·马格纳斯：中国可持续增长惠及全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在2013至2014年间，中国的增长率可能维持在7.75%左右。中国开始向缓速增长转型，但中国的可持续增长仍将惠 及全球。首先，中国增长放缓的背后，是意义深远的发展方式的转变，即转向平衡增长，它将纠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如城乡之间、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 高增长与环境之间的不平衡问题。第二，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是不可避免的，但其程度却是可控的。中国过去多年的高速增长难以复制。而中国今后的可持续增长将主 要通过改善投资效率来获得，这包括基础设施、发电和能源、人力资本等领域。全要素生产率，将是今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它需要更强势的政治经济治理能 力、对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改革，以及市场主导的政策框架。第三，在经历多年的两位数高速扩张后，中国增长放缓并非坏事。如果社会福利、财政和经济政策确保普 通家庭、工人和中小企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受益者，那么人们没有理由怀疑未来生活质量的稳步提升。事实上，这恰是中国转型应当受到欢迎和鼓励的原因，因为 这使经济发展更具可持续性，也使总需求的增长更加稳健。在中国，一个新的、更加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尚处于初级阶段。这将强化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也将使全球 经济受益。（《人民日报》2013年8月13日）
（美）安德烈·弗尔切克：西方为何热衷抹黑中国
中国越是成功，西方就越要抹黑中国。这种抹黑的目的非常明确，即改变所有人对中国的看法。他们想要造成的舆论就是，如果中国取得了成功，那是因 为她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如果中国失败了，那是因为她是社会主义。对于西方霸权主义国家来说，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最难处理的情况，因此西方媒体热衷于宣 传中国所谓的“污染”、“腐败”、“不平等”等问题，以败坏她的声誉。拿污染问题来说，就连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都在自己的书中明确承认，中国的污染程 度比西方国家小得多，而且制定了严格的法律，但西方媒体一直以来宣传的是中国污染总量的绝对数据，而非人均污染程度。就腐败问题而言，西方国家对于腐败问 题的宣传是别有用心、区别对待的。他们只让读者看到中国的腐败，对印度、菲律宾等他们的盟友惊人的腐败问题却只字不提。更何况，西方国家国内同样腐败盛 行，他们自己却总是视而不见。一个多元的、多极的世界对于人类生存来说至关重要，中国知道这一点，但西方国家却不明白。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遗余力地插手 中国内政，资助和训练中国“反对派”，通过有毒的宣传破坏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正暴露出了他们热衷抹黑中国背后不可告人的目的。当然，对于西方国家 来说，中国的快速发展让他们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他们将中国视为严重威胁。西方媒体及其合作者眼中，中国从来就没有做对的事情。在他们看来，中国最大的错 误，就在于她日渐强大。（《时事报告》2013年第8期）
谢晓光：美国推广“普世价值”的实质
美国推广“普世价值”的实质，并不在于“普世价值”本身，更多的情况下，是把这种意识形态当作一种标准，用于强力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首先，推 广“普世价值”是美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独占话语霸权的表现。美国坚持把自己的主流意识形态标榜为“普世价值”向全球推广，为美国无视民族国家主权及在全球实 施霸权提供理论辩护。第二，“普世价值”是美国推行文化帝国主义的工具。“普世价值”是美国文化“傲慢与偏见”的最新版本。美国把自己的价值观作为“普世 价值”加以推广，并辅以武力打击、政治颠覆、外交封锁、经济制裁等手段，其做法并不是让其他国家顺利走上经济社会发展的康庄大道，而是要削弱这些国家最高 权力体系的主导能力，以强化美国对这些国家的控制。最后，宣扬“普世价值”是美国为推翻包括我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手段。美国针对中国推销“普世价 值”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把中国的发展方向引入资本主义的既有轨道，对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进行颠覆，终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权力体系。这也是当前西方 敌对势力利用意识形态价值观对我国进行渗透，实施西化分化图谋的集中表现。（《红旗文稿》2013年第15期）
毛 莉：美国新闻自由并非没有边界
绝对的新闻自由在现实世界并不存在，美国的新闻自由自然也不是没有边界。美国的新闻自由是为美国既存的社会秩序服务的，受到诸多因素限制。首 先，美国新闻调控手法多样。美国没有一部成文的新闻法，但有《国家安全法》、《诽谤法》、《隐私保密法》等，这些法律可从不同方面对新闻媒体的行为进行控 制。其次，美国政府还可以通过媒体资源的分配、内幕新闻的供给与否等多种隐性手段控制媒体。美国政府与媒体之间保持着某种程度的默契。虽然媒体对政府多有 质疑和批评，但这种批评需要掌握一个限度，很少有媒体完全站在政府的对立面。特殊时期的美国政府更加注重对新闻的管控。在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中，媒体记 者在报道时必须懂得自律，否则不仅其报道会遭到封杀，还可能会因被指责为不爱国而失去工作。再次，美国新闻垄断损害新闻自由。美国的穷人和富人表达的自由 是不一样的，富人可以花钱买广告，而穷人却没有这样的能力。美国的新闻自由是资本的自由，谁拥有资本谁就拥有自由。有影响的媒体日益集中在极少数大财团手 中，大多数美国城市形成“一城一报”的现象。这种垄断现象损害了新闻自由，垄断越集中，新闻自由受到的损害越大。（《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8月5 日）
中国特色的“集体领导制”，以其优异的实践证明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巨大优越性，这一机制的比较政治优势可概括为：决策行为不翻烧饼、决策 效果可预期、决策影响可预见、决策思路可延续。中国特色的“集体领导制”是现代国家制度典型的“后来者”和“创新者”，但是“晚有晚的好处”，可以利用后 发优势，创新更加现代的制度，创新更加灵活的机制。事实上，中国的“集体领导制”明显优于美国的“两党制”和“总统制”。美国松散的政党组织结构，羸弱的 组织控制能力，低下的政党向心力和决策智慧集成水平，“从天而降”即全凭能言善辩、开空头支票获得1/4选民支持即可当选的国家最高领导人，对实质性问题 的忽视和拖延，这使得美国学者评论道：当中国正在为下一代设计五年规划时，美国政治家正在筹划下一个选举的计划。只有比较才有鉴别。中国共产党人承受着世 界上最庞大的人口、资源和环境压力，面临着世界上最复杂的国情，却在最短的时间内为世界作出了最突出的减贫贡献、增长贡献和发展贡献。中国特色的“集体领 导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创新，而是具有深刻意义的制度创新和治道变革。它大大超越了几百年来美国等国家政治制度的“一党控制”、“两党分治”、“三权分 立”的实践与理论，彰显中国人极大的政治智慧和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环球时报》2013年8月16日）
宋鲁郑：中国制度的六大优势
中国制度拥有巨大的优势。一是可以制定国家长远的发展规划和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而不受不同政党更替的影响。中国可以制定跨越领导人任期的五年规 划，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可以持续至今，更可以对香港承诺“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反观当今所谓传统民主国家，都是在炒短线，政党执政只有4年或8年，谁 还管得了4年或8年以后的事情？二是高效率，对出现的挑战和机遇能够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特别是在应对突发灾难事件时。2008年百年一遇的汶川地震，中 国高速有效的动员能力，震撼全球。低效率一向被认为是西方民主制度的通病，因为任何一项决策都要经过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并伴随冗长的程序，最终决策由于 不同利益集团的相互妥协，其负面作用往往成为主导。三是更负责任。在西方民主国家，由于政治人物是由选举产生的，常常为了迎合民众而有意做出违反国家长远 利益这种不负责任的事情。而在中国，官员不称职或者失职、犯错，随时会被追责。四是有好的人才培养和选拔机制。中国政治人才的培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方 面由组织部门进行全国范围内的长期考察、培养和选拔，另一方面党内高层集体磋商和选举，同时还要参考民意。但在西方民主社会中，影响选举的因素众多，最重 要的能力却被边缘化。此外，由于不同政党的存在，整个国家的政治人才被政党切割成几个部分，并随政党共进退。中国的层层选拔制，有意识的人才培养体系，要 胜于西方通过选举方式产生领导人的模式。五是可以真正的代表全民。西方的多党制下，每个政党代表的利益群体是不同的，但不管代表谁，没有一个政党是全民政 党。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政策总体来看没有特别地倾向任何一个利益群体。六是在低成本的基础上实现权力监督。西方为了制约权力，实行三权分立和大 众普选。这种模式成本过高，不仅产生过程成本过高，而且运行的效率成本也同样过高。（《凤凰网博客》2013年3月28日）
高路 王琳：全球经济调整中我国的重大机遇
当前，面对全球经济调整，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基本判断没有变，仍然具备难得的机遇和有利条件。一、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机遇。我国外 部需求发生趋势性减弱。全球性结构调整的大趋势以及再平衡战略，使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成为大势所趋。而我国经济继续运行在合理区间，就业稳定增长，物价涨 幅温和可控，不仅为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也有利于减轻调整中的阵痛。二、全面深化改革的机遇。中央出台了资源价格改革提速、加快财税体制改 革、积极推进资源税、加快利率市场化、简政放权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改革进程明显加快，通过改革激发市场活力、释放增长动力、改善微观环境。重点领域改革的 提速，有助于破除制约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三、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在经济增速趋势性放缓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其 实正在发生一场“静悄悄的革命”。一是现代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相当活跃，近两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一直处于扩张期；二是中西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 效果凸显，新的区域增长极逐步形成；三是产业转移促使要素流动，有利于矫正扭曲的市场价格和效益分布状况，激发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今年以来，新一届政府 坚持稳中有进、稳中有为，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着力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在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影响下，结构调整呈现出积极信号，调整中的机遇正在 变成现实。（《经济日报》2013年8月12日）
（英）乔治·马格纳斯：中国可持续增长惠及全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在2013至2014年间，中国的增长率可能维持在7.75%左右。中国开始向缓速增长转型，但中国的可持续增长仍将惠 及全球。首先，中国增长放缓的背后，是意义深远的发展方式的转变，即转向平衡增长，它将纠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如城乡之间、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 高增长与环境之间的不平衡问题。第二，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是不可避免的，但其程度却是可控的。中国过去多年的高速增长难以复制。而中国今后的可持续增长将主 要通过改善投资效率来获得，这包括基础设施、发电和能源、人力资本等领域。全要素生产率，将是今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它需要更强势的政治经济治理能 力、对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改革，以及市场主导的政策框架。第三，在经历多年的两位数高速扩张后，中国增长放缓并非坏事。如果社会福利、财政和经济政策确保普 通家庭、工人和中小企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受益者，那么人们没有理由怀疑未来生活质量的稳步提升。事实上，这恰是中国转型应当受到欢迎和鼓励的原因，因为 这使经济发展更具可持续性，也使总需求的增长更加稳健。在中国，一个新的、更加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尚处于初级阶段。这将强化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也将使全球 经济受益。（《人民日报》2013年8月13日）
（美）安德烈·弗尔切克：西方为何热衷抹黑中国
中国越是成功，西方就越要抹黑中国。这种抹黑的目的非常明确，即改变所有人对中国的看法。他们想要造成的舆论就是，如果中国取得了成功，那是因 为她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如果中国失败了，那是因为她是社会主义。对于西方霸权主义国家来说，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最难处理的情况，因此西方媒体热衷于宣 传中国所谓的“污染”、“腐败”、“不平等”等问题，以败坏她的声誉。拿污染问题来说，就连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都在自己的书中明确承认，中国的污染程 度比西方国家小得多，而且制定了严格的法律，但西方媒体一直以来宣传的是中国污染总量的绝对数据，而非人均污染程度。就腐败问题而言，西方国家对于腐败问 题的宣传是别有用心、区别对待的。他们只让读者看到中国的腐败，对印度、菲律宾等他们的盟友惊人的腐败问题却只字不提。更何况，西方国家国内同样腐败盛 行，他们自己却总是视而不见。一个多元的、多极的世界对于人类生存来说至关重要，中国知道这一点，但西方国家却不明白。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遗余力地插手 中国内政，资助和训练中国“反对派”，通过有毒的宣传破坏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正暴露出了他们热衷抹黑中国背后不可告人的目的。当然，对于西方国家 来说，中国的快速发展让他们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他们将中国视为严重威胁。西方媒体及其合作者眼中，中国从来就没有做对的事情。在他们看来，中国最大的错 误，就在于她日渐强大。（《时事报告》2013年第8期）
谢晓光：美国推广“普世价值”的实质
美国推广“普世价值”的实质，并不在于“普世价值”本身，更多的情况下，是把这种意识形态当作一种标准，用于强力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首先，推 广“普世价值”是美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独占话语霸权的表现。美国坚持把自己的主流意识形态标榜为“普世价值”向全球推广，为美国无视民族国家主权及在全球实 施霸权提供理论辩护。第二，“普世价值”是美国推行文化帝国主义的工具。“普世价值”是美国文化“傲慢与偏见”的最新版本。美国把自己的价值观作为“普世 价值”加以推广，并辅以武力打击、政治颠覆、外交封锁、经济制裁等手段，其做法并不是让其他国家顺利走上经济社会发展的康庄大道，而是要削弱这些国家最高 权力体系的主导能力，以强化美国对这些国家的控制。最后，宣扬“普世价值”是美国为推翻包括我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手段。美国针对中国推销“普世价 值”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把中国的发展方向引入资本主义的既有轨道，对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进行颠覆，终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权力体系。这也是当前西方 敌对势力利用意识形态价值观对我国进行渗透，实施西化分化图谋的集中表现。（《红旗文稿》2013年第15期）
毛 莉：美国新闻自由并非没有边界
绝对的新闻自由在现实世界并不存在，美国的新闻自由自然也不是没有边界。美国的新闻自由是为美国既存的社会秩序服务的，受到诸多因素限制。首 先，美国新闻调控手法多样。美国没有一部成文的新闻法，但有《国家安全法》、《诽谤法》、《隐私保密法》等，这些法律可从不同方面对新闻媒体的行为进行控 制。其次，美国政府还可以通过媒体资源的分配、内幕新闻的供给与否等多种隐性手段控制媒体。美国政府与媒体之间保持着某种程度的默契。虽然媒体对政府多有 质疑和批评，但这种批评需要掌握一个限度，很少有媒体完全站在政府的对立面。特殊时期的美国政府更加注重对新闻的管控。在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中，媒体记 者在报道时必须懂得自律，否则不仅其报道会遭到封杀，还可能会因被指责为不爱国而失去工作。再次，美国新闻垄断损害新闻自由。美国的穷人和富人表达的自由 是不一样的，富人可以花钱买广告，而穷人却没有这样的能力。美国的新闻自由是资本的自由，谁拥有资本谁就拥有自由。有影响的媒体日益集中在极少数大财团手 中，大多数美国城市形成“一城一报”的现象。这种垄断现象损害了新闻自由，垄断越集中，新闻自由受到的损害越大。（《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8月5 日）
反貪太用力 陸公務員群體現辭職潮
對此，廣東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廳長林應武17日表示，公務員辭職與事業單位、企業員工辭職一樣，屬於個人權利，必須尊重他們的選擇，這是人才的正常流動，也是公務員進入和退出機制暢通的表現。
廣東省財政廳廳長曾志權17日稱，特別是中央「八項規定」出台以來，廣東按照堅持厲行節約、反對鋪張浪費的要求，嚴格控制「三公」經費，廣東今年「三公」經費預算要再比去年下降1.15億元人民幣，降幅13%左右。
《中新社》引述觀察人士的說法，「公務員不好當」由一開始的矯情逐步成真，中央禁令逐漸剝奪了公務員群體「超國民待遇」，讓其「含金量」不斷萎縮，才會產生「不好當」甚至「不願當」的感覺。
2014年1月10日星期五
洪振快：郎鹹平為何如此無知和妄言？
2010年08月09日18:03財經網洪振快我要評論
洪振快 歷史學者
對於郎鹹平先生，本人原無任何交往，自然也談不上交惡，因此，在其博客上看到這篇文章（http://blog.caijing.com.cn/expert_article-151249-2378.shtml）已近半年，雖覺問題實在太多，簡直難以想像一個學者竟會如此無知和妄言，但還是不能下定決心撰文辯駁。最近，看到7月31日《新京報·書評周刊》上對其的采訪，郎鹹平仍在大言不慚地說“我所做的研究全部來自最原始的資料”，這實在是讓人難以忍受了：一個人不管名氣多大、學問如何，總得有基本的做人准則——誠信（“信”者，人言也，人言曰信，不信，則自認非人之所言），不能欺騙讀者。看看《郎鹹平說：新帝國主義在中國》中的這個例子，就知道其所做的研究是不是“全部來自最原始的資料”了？
說明：【】內為對其原文錯誤的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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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前，大清王朝靠茶葉出口源源不斷地創造著貿易順差，英國人為此不得不從墨西哥籌措白銀【墨西哥是西班牙殖民地，墨西哥銀礦從來都是屬於西班牙的，英國人如何從墨西哥籌措白銀？】，才能持續向中國采購茶葉。全球範圍內的這麼折騰，到頭來還要把白銀源源不斷地運到中國，英國人當然不甘心，於是他們搞出了一個兩步走的計劃。
首先，從東南亞搞到鴉片【英國人販賣的鴉片絕大部分產自印度，印度是東南亞嗎？】，然後走私到中國，通過鴉片貿易把中國人的白銀再賺回去，從此就再也不用費勁去墨西哥挖銀礦【英國人什麼時候去墨西哥挖過銀礦？】了。最後搞得中國白銀大量外流【白銀大量外流是一個俗見，實際上流出白銀又有多少？需知西方和日本白銀流向中國已有兩三百年，按弗蘭克《白銀資本》的說法，到1800年已有16億兩白銀流入中國，而中國出現貿易逆差乃是自1823年開始，有貿易逆差不等於白銀大量外流，因為英國人向中國購買茶葉等貨物也需要白銀，只有兩相抵消之後才有可能外流。專業研究表明，白銀大量外流與歷史事實嚴重不符，禁煙派的主張本來是未經仔細調查而作的猜測和妄言。北京師範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金融系賀力平先生的《鴉片貿易與白銀外流關系之再檢討——兼論國內貨幣供給與對外貿易關系的歷史演變》[《社會科學戰線》2007年第1期]一文對此進行了深入的檢討，結論是1817~1838年因鴉片走私而外流的白銀大約是4084萬兩[平均每年僅約186萬兩]，當時國內白銀貨幣存量大約是6億－11億兩，因此外流白銀僅占白銀貨幣存量的一個很小比例（3.6% ~6.7%），當時清朝政府體系內很多文官提出的“鴉片貿易引起大量白銀外流”的看法明顯誇大了事實，其中許多論述和結論是基於不正確的經濟分析。令人遺憾的是，一些當代學者在不同程度上仍然沿用舊觀點，很少仔細檢查所使用數據的適用性和准確度。】，林則徐上書說這樣不行，再這麼下去就要亡國了【林則徐說“若猶泄泄視之，是使數十年後，中原幾無可以御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林說無可以充餉之銀、無可以御敵之兵，並沒有說要亡國，說要亡國也明顯是誇大之詞。這裡存在一個嚴重的認識誤區，即認為鴉片泛濫可導致亡國，至今有些人仍這麼認為，但是這卻是被歷史證實是錯誤的認識，鴉片泛濫的危害並沒有那麼大。因為鴉片戰爭失敗，事實上給了鴉片泛濫的機會，此後不僅外國鴉片走私，本國也大量載種，一直到解放初為止。1837/8度運到中國的鴉片為34373箱，實際消費為28307箱，一箱為80色爾[Seer，印度度量衡名]，每色爾為0.933公斤，因此鴉片一箱為74.64公斤，28307箱約為21.13億克，若以全國人口四萬萬即4億來算，人均消費不過5克，顯然並不會導致人人都是鴉片煙鬼。由於鴉片戰爭失敗，鴉片實際上失禁，1879年全國消費鴉片達408217擔（1擔=133.3磅，1磅=453.6克，1擔=60465克），共246.83億克，是1839年的12倍。1906年全國消費鴉片估計更是高達805399擔，是1839年的23倍。即便如此，1906年的中國人都成鴉片鬼了嗎？1906年鴉片如此泛濫，導致亡國了嗎？鴉片作為毒品，自然是要堅決反對的。但是，也不要把所有人都想像成鴉片煙鬼。據估計，真正的重度吸食者，在20世紀初可能有幾百萬人，但在4億人口中的比例，並沒有想像的那麼高。現代社會中，藥物上癮人口的比例，應該不會遠低於20世紀之前的鴉片上癮者。當時重慶的傳教士做過調查，在300位建築工人、木匠、體力工作者中，只有5、6人吸鴉片。在1883-1893年間，上海警察局的男性犯人中，有21%吸鴉片，女犯人中有8%。這表示吸食的普遍度並沒有印像中那麼高。真正重度的上癮者，在人口比例中不超過2%。事實上，鴉片還有其它用途，比如用於治病，對止痛、退燒等很有幫助，20世紀之前，鴉片是方便、普遍、相對廉價的重要醫療物，通稱為土藥。在1879－1906的時候，估計每年用於治病的鴉片為2.5萬擔到3.37萬擔，約占總消費量的4%－6%。此外，晚清的鴉片消費中大量是中國自產的，進口呈越來越小的趨勢。1879年，從外國進口的鴉片，總量約98535擔，僅占總消費額的約四分之一。1906年，外國進口的數量大減到54117擔，僅占消費總額的十五分之一（約6.7%）。關於鴉片的消費和錯誤認識，參見美國學者Newman, R.K. (1995): Opium smok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odern Asian Studies, 29(4):765-94.及台灣學者賴建誠《中國經濟史的趣味》一書有關介紹】。於是道光派他去廣東調查【不是調查，是禁煙】。林則徐到了廣州以後，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就把煙館燒了，第二把火燒了煙槍，第三把火就把鴉片給燒了。【“三把火”之說純屬胡扯，煙館、煙槍只有可能是一起燒，哪裡能分第一把火、第二把火，先燒煙館、再燒煙槍？】英國人不爽了，於是派艦隊來，來了不跟林則徐過招【怎麼沒有和林則徐過招？在廣東不是開戰過嗎？後來不過是英國人戰略北上，不在廣東打了。對於所謂“不跟林則徐過招”，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有詳細的駁斥，這裡就不贅述了】，直接開到南京【鴉片戰爭從1840年6月28日英軍封鎖珠江口始，到1842年8月29日簽定《南京條約》止，斷斷續續，前後歷時二年多，哪裡一開始就直接開到南京？1840年8月11日，英軍艦隊曾開到天津海面的白河口，投遞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致清政府的照會】，把京杭大運河給封鎖了，這下北京城裡的糧食供應就斷了【京城糧食也不是完全由京杭大運河漕運而來，早有漕糧海運之議了，何況即便沒有漕糧北運，京城糧食也會從華北、東北各地運去，怎麼可能就斷了呢？】，最後大清王朝派出首席談判代表琦善簽訂了《南京條約》。【1840年11月29日，琦善到達廣州，以兩廣總督身份與英方談判，曾與義律商定《穿鼻草約》，1841年3月13日被“革職鎖拿，查抄家產”。簽訂了《南京條約》的“首席談判代表”不是琦善，而是欽差大臣、廣州將軍耆英[和乍浦副都統伊裡布]，時在1842年8月29日】
《南京條約》一共四條【《南京條約》總共13條，連這樣最基本的知識都不知道嗎？若不知道，只要在百度、谷歌上搜索一下就可以看到原文了，難道連這樣基本的功夫都不做？】：割地、賠款、開放通商口岸、協定關稅。【《南京條約》所含內容何止這四點】當時道光皇帝看了這四條，不是勃然大怒，也不是覺得愧對祖宗【道光原先的打算只是“賞借”香港給英國人，條約簽訂後已是沒有辦法，只好默認，對於領土完整，那個時代的人一向強調“金甌無缺”，失去香港使得金甌有缺，恐怕還是覺得愧對祖宗的，當他聽到琦善打算將香港讓給英國人時已是覺得“實為駭人聽聞”，“忽聞海疆要地，外夷竟思主掌……實不勝憤恨”，得知條約時豈有不怒、不愧之理？】，而是大發感慨：琦善呀，你這個首席談判代表太有才了，這麼幾個條款就把那麼多總兵都趕不走的英國人送走了。於是道光即刻下令，林則徐退休，琦善封賞【完全不了解鴉片戰爭的過程，林則徐早在鴉片戰爭的第一個階段就被撤職，後被發配新疆充軍了，哪裡等到《南京條約》簽訂之後才退休？琦善都被抄家了，而且早在《南京條約》簽訂之前，還談什麼封賞？】。
為什麼道光皇帝覺得很劃算呢？
第一條，他一看英國人要的不過是一個從來沒聽說過的小島，叫香港島，比今天的香港小多了，只不過是一個小島。當時的對外通商城市是廣州，香港島不過是個不毛之地【何謂“不毛之地”？香港當時雖然“只是一個散布著由葦席和竹子搭蓋小屋的棚戶區”，但無論如何都不會是“不毛之地”，琦善曾向道光報告這個地方位置十分重要，所以道光上諭中有一段話：“香港地方緊要，前經琦善奏明，如或給予，必至屯兵聚糧建台設炮，久之覬覦廣東，流弊不可勝言”。】，算得了什麼？我泱泱大國，送給他就是了。【道光對領土還是很看重的，聽說琦善私自允許將香港租借給英方，“接閱之下，不勝駭異……欽差大臣琦善與之說定讓給，實為駭人聽聞……忽聞海疆要地，外夷竟思主掌……實不勝憤恨”，因此而立馬宣布將琦善即行革職鎖拿】
第二條，賠款。這也無所謂，才二十多萬【是“二千多萬”吧？】，攤派給廣州十三行就是了，十三行的老板個個身家都上千萬兩白銀。【鴉片戰爭賠款是2100萬銀元，其中賠償燒毀鴉片600萬，“商欠”300萬，賠償英軍軍費1200萬。其中“商欠”自然要攤派到廣州十三行老板頭上，其他的卻是國家財政負擔，國家財政其實是全國老百姓的錢。廣州十三行老板也不是個個都很富有，台灣學者林國棟有過細致研究，十三行老板絕大部分都破產了，身家千萬兩白銀的只有伍氏的怡和行和潘氏的同文行，哪裡能“個個身家都上千萬兩白銀”？】
第三條，通商口岸多開放幾個就是了【清初曾經有4個口岸，乾隆年間變成單口通商，只允許開放廣州，《南京條約》規定五口通商，是英國人用槍炮逼開的，就大清帝國的思維，是不希望多開口岸的，“多開放幾個就是了”並不是當時的真實心態。】，反正廣州開放了一百多年也沒出什麼大事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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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郎鹹平的原文，按word字數統計，總共670個字符（連標點計算在內），幾乎是每句話都有錯誤，真是難以想像這樣的文字出自學者之手。該段文章是其《新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序言，一本書的序言如此，其內容如何讓人信任？
7月31日《新京報》上刊出的對郎鹹平的采訪，《新京報》記者問：“在身兼數職的情況下，你的書以每年四五本的速度出版，為什麼能保持這麼快節奏的出版速度？”郎鹹平回答說：“我所做的研究全部來自最原始的資料，我有十幾個人在幫助我收集案例和資料。以這種情況來說，我現在出書的速度還是慢的。”
從上面的例子可知，所謂“所做的研究全部來自最原始的資料”顯然是謊話，沒有一點誠信，如果依據的是“最原始的資料”，怎能連《南京條約》是幾條都不知道？連“首席談判代表”是誰都不清楚？
從以上的例子還可以看出，郎氏對鴉片戰爭的史實根本就一無所知，對歷史知識也非常缺乏（如果說文中關於“白銀外流”、“亡國”的觀念需要深入的歷史研究才能辨析，像郎鹹平這樣的非專業學者難以要求，但“英國在墨西哥挖銀礦”之類的普通知識錯誤怎能出現，這既是歷史常識，也是據說屬於郎鹹平強項的西方金融史知識，何以會弄出這樣低級的笑話？），否則就不會出現每句話都有錯的局面。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這本是一個學者應有的基本學術品格。對不知的東西不去求知，而是在無知的情況下妄言，這樣的為學態度，其觀點如何能夠讓人相信？一年出四五本書還嫌不夠快、賺的錢不夠多，“有十幾個人在幫助我收集案例和資料”，如何保證這十幾個人收集的案例和資料是可靠的？學者治學，史料、資料的真實可靠性的辨認是第一步功夫，連這一步都沒有做好，如何能保證結論的可靠？以不可靠的資料和結論去忽悠人，置學者的良知與誠信於何地？返回騰訊網首頁>>
洪振快 歷史學者
對於郎鹹平先生，本人原無任何交往，自然也談不上交惡，因此，在其博客上看到這篇文章（http://blog.caijing.com.cn/expert_article-151249-2378.shtml）已近半年，雖覺問題實在太多，簡直難以想像一個學者竟會如此無知和妄言，但還是不能下定決心撰文辯駁。最近，看到7月31日《新京報·書評周刊》上對其的采訪，郎鹹平仍在大言不慚地說“我所做的研究全部來自最原始的資料”，這實在是讓人難以忍受了：一個人不管名氣多大、學問如何，總得有基本的做人准則——誠信（“信”者，人言也，人言曰信，不信，則自認非人之所言），不能欺騙讀者。看看《郎鹹平說：新帝國主義在中國》中的這個例子，就知道其所做的研究是不是“全部來自最原始的資料”了？
說明：【】內為對其原文錯誤的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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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前，大清王朝靠茶葉出口源源不斷地創造著貿易順差，英國人為此不得不從墨西哥籌措白銀【墨西哥是西班牙殖民地，墨西哥銀礦從來都是屬於西班牙的，英國人如何從墨西哥籌措白銀？】，才能持續向中國采購茶葉。全球範圍內的這麼折騰，到頭來還要把白銀源源不斷地運到中國，英國人當然不甘心，於是他們搞出了一個兩步走的計劃。
首先，從東南亞搞到鴉片【英國人販賣的鴉片絕大部分產自印度，印度是東南亞嗎？】，然後走私到中國，通過鴉片貿易把中國人的白銀再賺回去，從此就再也不用費勁去墨西哥挖銀礦【英國人什麼時候去墨西哥挖過銀礦？】了。最後搞得中國白銀大量外流【白銀大量外流是一個俗見，實際上流出白銀又有多少？需知西方和日本白銀流向中國已有兩三百年，按弗蘭克《白銀資本》的說法，到1800年已有16億兩白銀流入中國，而中國出現貿易逆差乃是自1823年開始，有貿易逆差不等於白銀大量外流，因為英國人向中國購買茶葉等貨物也需要白銀，只有兩相抵消之後才有可能外流。專業研究表明，白銀大量外流與歷史事實嚴重不符，禁煙派的主張本來是未經仔細調查而作的猜測和妄言。北京師範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金融系賀力平先生的《鴉片貿易與白銀外流關系之再檢討——兼論國內貨幣供給與對外貿易關系的歷史演變》[《社會科學戰線》2007年第1期]一文對此進行了深入的檢討，結論是1817~1838年因鴉片走私而外流的白銀大約是4084萬兩[平均每年僅約186萬兩]，當時國內白銀貨幣存量大約是6億－11億兩，因此外流白銀僅占白銀貨幣存量的一個很小比例（3.6% ~6.7%），當時清朝政府體系內很多文官提出的“鴉片貿易引起大量白銀外流”的看法明顯誇大了事實，其中許多論述和結論是基於不正確的經濟分析。令人遺憾的是，一些當代學者在不同程度上仍然沿用舊觀點，很少仔細檢查所使用數據的適用性和准確度。】，林則徐上書說這樣不行，再這麼下去就要亡國了【林則徐說“若猶泄泄視之，是使數十年後，中原幾無可以御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林說無可以充餉之銀、無可以御敵之兵，並沒有說要亡國，說要亡國也明顯是誇大之詞。這裡存在一個嚴重的認識誤區，即認為鴉片泛濫可導致亡國，至今有些人仍這麼認為，但是這卻是被歷史證實是錯誤的認識，鴉片泛濫的危害並沒有那麼大。因為鴉片戰爭失敗，事實上給了鴉片泛濫的機會，此後不僅外國鴉片走私，本國也大量載種，一直到解放初為止。1837/8度運到中國的鴉片為34373箱，實際消費為28307箱，一箱為80色爾[Seer，印度度量衡名]，每色爾為0.933公斤，因此鴉片一箱為74.64公斤，28307箱約為21.13億克，若以全國人口四萬萬即4億來算，人均消費不過5克，顯然並不會導致人人都是鴉片煙鬼。由於鴉片戰爭失敗，鴉片實際上失禁，1879年全國消費鴉片達408217擔（1擔=133.3磅，1磅=453.6克，1擔=60465克），共246.83億克，是1839年的12倍。1906年全國消費鴉片估計更是高達805399擔，是1839年的23倍。即便如此，1906年的中國人都成鴉片鬼了嗎？1906年鴉片如此泛濫，導致亡國了嗎？鴉片作為毒品，自然是要堅決反對的。但是，也不要把所有人都想像成鴉片煙鬼。據估計，真正的重度吸食者，在20世紀初可能有幾百萬人，但在4億人口中的比例，並沒有想像的那麼高。現代社會中，藥物上癮人口的比例，應該不會遠低於20世紀之前的鴉片上癮者。當時重慶的傳教士做過調查，在300位建築工人、木匠、體力工作者中，只有5、6人吸鴉片。在1883-1893年間，上海警察局的男性犯人中，有21%吸鴉片，女犯人中有8%。這表示吸食的普遍度並沒有印像中那麼高。真正重度的上癮者，在人口比例中不超過2%。事實上，鴉片還有其它用途，比如用於治病，對止痛、退燒等很有幫助，20世紀之前，鴉片是方便、普遍、相對廉價的重要醫療物，通稱為土藥。在1879－1906的時候，估計每年用於治病的鴉片為2.5萬擔到3.37萬擔，約占總消費量的4%－6%。此外，晚清的鴉片消費中大量是中國自產的，進口呈越來越小的趨勢。1879年，從外國進口的鴉片，總量約98535擔，僅占總消費額的約四分之一。1906年，外國進口的數量大減到54117擔，僅占消費總額的十五分之一（約6.7%）。關於鴉片的消費和錯誤認識，參見美國學者Newman, R.K. (1995): Opium smok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odern Asian Studies, 29(4):765-94.及台灣學者賴建誠《中國經濟史的趣味》一書有關介紹】。於是道光派他去廣東調查【不是調查，是禁煙】。林則徐到了廣州以後，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就把煙館燒了，第二把火燒了煙槍，第三把火就把鴉片給燒了。【“三把火”之說純屬胡扯，煙館、煙槍只有可能是一起燒，哪裡能分第一把火、第二把火，先燒煙館、再燒煙槍？】英國人不爽了，於是派艦隊來，來了不跟林則徐過招【怎麼沒有和林則徐過招？在廣東不是開戰過嗎？後來不過是英國人戰略北上，不在廣東打了。對於所謂“不跟林則徐過招”，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有詳細的駁斥，這裡就不贅述了】，直接開到南京【鴉片戰爭從1840年6月28日英軍封鎖珠江口始，到1842年8月29日簽定《南京條約》止，斷斷續續，前後歷時二年多，哪裡一開始就直接開到南京？1840年8月11日，英軍艦隊曾開到天津海面的白河口，投遞英國外交大臣巴麥尊致清政府的照會】，把京杭大運河給封鎖了，這下北京城裡的糧食供應就斷了【京城糧食也不是完全由京杭大運河漕運而來，早有漕糧海運之議了，何況即便沒有漕糧北運，京城糧食也會從華北、東北各地運去，怎麼可能就斷了呢？】，最後大清王朝派出首席談判代表琦善簽訂了《南京條約》。【1840年11月29日，琦善到達廣州，以兩廣總督身份與英方談判，曾與義律商定《穿鼻草約》，1841年3月13日被“革職鎖拿，查抄家產”。簽訂了《南京條約》的“首席談判代表”不是琦善，而是欽差大臣、廣州將軍耆英[和乍浦副都統伊裡布]，時在1842年8月29日】
《南京條約》一共四條【《南京條約》總共13條，連這樣最基本的知識都不知道嗎？若不知道，只要在百度、谷歌上搜索一下就可以看到原文了，難道連這樣基本的功夫都不做？】：割地、賠款、開放通商口岸、協定關稅。【《南京條約》所含內容何止這四點】當時道光皇帝看了這四條，不是勃然大怒，也不是覺得愧對祖宗【道光原先的打算只是“賞借”香港給英國人，條約簽訂後已是沒有辦法，只好默認，對於領土完整，那個時代的人一向強調“金甌無缺”，失去香港使得金甌有缺，恐怕還是覺得愧對祖宗的，當他聽到琦善打算將香港讓給英國人時已是覺得“實為駭人聽聞”，“忽聞海疆要地，外夷竟思主掌……實不勝憤恨”，得知條約時豈有不怒、不愧之理？】，而是大發感慨：琦善呀，你這個首席談判代表太有才了，這麼幾個條款就把那麼多總兵都趕不走的英國人送走了。於是道光即刻下令，林則徐退休，琦善封賞【完全不了解鴉片戰爭的過程，林則徐早在鴉片戰爭的第一個階段就被撤職，後被發配新疆充軍了，哪裡等到《南京條約》簽訂之後才退休？琦善都被抄家了，而且早在《南京條約》簽訂之前，還談什麼封賞？】。
為什麼道光皇帝覺得很劃算呢？
第一條，他一看英國人要的不過是一個從來沒聽說過的小島，叫香港島，比今天的香港小多了，只不過是一個小島。當時的對外通商城市是廣州，香港島不過是個不毛之地【何謂“不毛之地”？香港當時雖然“只是一個散布著由葦席和竹子搭蓋小屋的棚戶區”，但無論如何都不會是“不毛之地”，琦善曾向道光報告這個地方位置十分重要，所以道光上諭中有一段話：“香港地方緊要，前經琦善奏明，如或給予，必至屯兵聚糧建台設炮，久之覬覦廣東，流弊不可勝言”。】，算得了什麼？我泱泱大國，送給他就是了。【道光對領土還是很看重的，聽說琦善私自允許將香港租借給英方，“接閱之下，不勝駭異……欽差大臣琦善與之說定讓給，實為駭人聽聞……忽聞海疆要地，外夷竟思主掌……實不勝憤恨”，因此而立馬宣布將琦善即行革職鎖拿】
第二條，賠款。這也無所謂，才二十多萬【是“二千多萬”吧？】，攤派給廣州十三行就是了，十三行的老板個個身家都上千萬兩白銀。【鴉片戰爭賠款是2100萬銀元，其中賠償燒毀鴉片600萬，“商欠”300萬，賠償英軍軍費1200萬。其中“商欠”自然要攤派到廣州十三行老板頭上，其他的卻是國家財政負擔，國家財政其實是全國老百姓的錢。廣州十三行老板也不是個個都很富有，台灣學者林國棟有過細致研究，十三行老板絕大部分都破產了，身家千萬兩白銀的只有伍氏的怡和行和潘氏的同文行，哪裡能“個個身家都上千萬兩白銀”？】
第三條，通商口岸多開放幾個就是了【清初曾經有4個口岸，乾隆年間變成單口通商，只允許開放廣州，《南京條約》規定五口通商，是英國人用槍炮逼開的，就大清帝國的思維，是不希望多開口岸的，“多開放幾個就是了”並不是當時的真實心態。】，反正廣州開放了一百多年也沒出什麼大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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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郎鹹平的原文，按word字數統計，總共670個字符（連標點計算在內），幾乎是每句話都有錯誤，真是難以想像這樣的文字出自學者之手。該段文章是其《新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序言，一本書的序言如此，其內容如何讓人信任？
7月31日《新京報》上刊出的對郎鹹平的采訪，《新京報》記者問：“在身兼數職的情況下，你的書以每年四五本的速度出版，為什麼能保持這麼快節奏的出版速度？”郎鹹平回答說：“我所做的研究全部來自最原始的資料，我有十幾個人在幫助我收集案例和資料。以這種情況來說，我現在出書的速度還是慢的。”
從上面的例子可知，所謂“所做的研究全部來自最原始的資料”顯然是謊話，沒有一點誠信，如果依據的是“最原始的資料”，怎能連《南京條約》是幾條都不知道？連“首席談判代表”是誰都不清楚？
從以上的例子還可以看出，郎氏對鴉片戰爭的史實根本就一無所知，對歷史知識也非常缺乏（如果說文中關於“白銀外流”、“亡國”的觀念需要深入的歷史研究才能辨析，像郎鹹平這樣的非專業學者難以要求，但“英國在墨西哥挖銀礦”之類的普通知識錯誤怎能出現，這既是歷史常識，也是據說屬於郎鹹平強項的西方金融史知識，何以會弄出這樣低級的笑話？），否則就不會出現每句話都有錯的局面。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這本是一個學者應有的基本學術品格。對不知的東西不去求知，而是在無知的情況下妄言，這樣的為學態度，其觀點如何能夠讓人相信？一年出四五本書還嫌不夠快、賺的錢不夠多，“有十幾個人在幫助我收集案例和資料”，如何保證這十幾個人收集的案例和資料是可靠的？學者治學，史料、資料的真實可靠性的辨認是第一步功夫，連這一步都沒有做好，如何能保證結論的可靠？以不可靠的資料和結論去忽悠人，置學者的良知與誠信於何地？返回騰訊網首頁>>
周其仁的評價郎鹹平
周其仁北大教授、著名經濟學家
經濟觀察報：對於這次的爭論，我們曾問過您的看法，當時您表示不大願意參加爭論，是什麼原因促使您改變了主意？
周其仁：辯論要有思想價值，重點不是找對手的毛病，而是闡述自己的意見。挑毛病容易，問題是挑出人家的毛病並不一定就增加自己的知識。辯論的好 處是可以逼得大家把自己的話講得更清楚。不過，誤入歧途的辯論從來也不少，主要是重點放錯了地方。挑人家的錯挑上了癮，一路跟下去， 最後發現除了再也不能冷靜地看世界，什麼也學不到。
談到郎鹹平，我以為看出他有錯並不難。幾年前，我當面聽他講亞洲和香港資本市場上大股東如何剝削小股東的故事。早知道有西方財務專 家搞這個話題，但聽下來還是不免心裡生疑：要是只有“剝削”沒有好處，小股東們為什麼不跑個精光？沒等我問出口，郎鹹平故作神秘地“ 爆料”，說連李嘉誠也托人捎話求他再不要點名。我想這位先生對自己的“學術發現”大概也心中沒有底，否則為什麼需要添加這種小作料？ 不料今年暑假到上海，長江商學院的主事人要我見識那裡出色的學員，我應邀前往研討。事後主事人介紹教授陣容，赫然聽到郎鹹平的大名。 當時我真的大氣不敢出一聲，就是心裡嘀咕：要是我高調指控過李嘉誠，怎樣也不會到他的機構任職。不過我是我，人家是人家，可以各行其 是的事情，不應該拿來作為辯論的題目。
2004年8月我在安徽、廣東兩地出差，路上斷斷續續看到關於“郎監管”言論的報道。還是高調指控著名公司的套路，不過罪名不再是大股 東剝削小股東，而是海爾、TCL和格林柯爾三家公司利用產權改革“侵吞國有資產”。那樣嚴重的罪名，擺明非司法解決不可。要麼被控罪名成 立，要麼控方誣告和誹謗，看不出有什麼學術問題。可是後來看報道，除了格林柯爾老總在香港提出司法訴訟，在內地這樣一個“侵吞國資” 的官司題材，居然被處理成一場“學術論戰”。最為傳神的媒體批評，是“經濟學家集體失語”。
不“失語”能干什麼呢？撇開官司問題，我的確看不到郎鹹平的指控裡真有什麼復雜的學理、概念和推理。好比要是現在有人說又發明了永 動機，物理學家能干什麼，恐怕也只好“集體失語”。所以雖然不斷有朋友和同學要我發表意見，無奈自己就是提不起勁頭。這就是上次謝絕 你們電話采訪的原因。“不喜歡熱鬧”也是實話，向來如此。
那麼為什麼現在又決定回應郎鹹平？我自己方面有三點原因。第一，據說郎氏指控的應之者眾，不少人情緒激動，以為郎鹹平真的穿上了皇 帝的新衣。第二，問題已經從指控三家公司侵吞國有資產，升級為“所有產權改革都在侵吞國有資產”，“拍腦袋產生出來的產權改革思維， 正是我們的國有資產大量流失到私人企業家手中的重要理論根據”；而區區在下，雖然至今尚沒有被郎氏攻擊波點名批判，但近二十年研究的 就是產權改革，白紙黑字寫下的文字，向來對產權改革的實踐和理念不遺余力。有人高調叫陣，不出來應一句太看不起人家。第三點重要，郎 鹹平已經聲明，不但要“結束‘國退民進’的產權改革”，而且要“改變國家政策的方向”，把中國變成“大政府主義的國家”。本來郎鹹平 們喜歡什麼樣的體制，自有他們的自由，他們願意在大政府、大國有制下討生活，我沒有意見。但是誰也不要指天劃日，非要把不願意過那種 日子的人也強拉進去。我不代表任何人，只代表我自己。自從20世紀60年代末到東北國營農場上山下鄉，我對那種名義上是全民財產的主人、 實際上眼看著眼皮子底下的浪費和揮霍卻無能為力的體制早就夠了。要知道郎鹹平現在討論的是國家體制，要是真按他的路線走，我自己連一 句話也不曾講過，到時候何處去找後悔藥？我講了，生性不喜歡熱鬧，但是還有一條，有需要的時候，也不怕熱鬧。
經濟觀察報：我們注意到這樣一個情況，到目前為止的大多數爭論，都回避了郎教授分析的三個案例，也就是海爾、TCL和格林柯爾，很多 評論是說，即使他最終的推論是沒有道理的，我們也不能忽視他對這三家公司的質疑，而且他的質疑是以財務分析為基礎的。
周其仁：我在路上看報道，開始也以為他真的通過財務分析抓到了可指控的證據。回來看了在郎鹹平指導下寫的那三份研究報告，才發現不 是那樣一回事。以海爾為例，他們報告提出的中心疑問，是海爾職工持股會為什麼擁有海爾集團諸多的資產權利。在查證了海爾投資與海爾職 工持股會的來龍去脈之後，報告質疑“當初成立海爾投資的時候，到底是通過何種程序讓海爾投資擁有了海爾商標專利權？又是通過何種程序 將零部件的供應權轉到海爾投資的手中的？”可以質疑，但質疑畢竟只是質疑。可是報告緊接著就有了答案：
“如果是海爾集團董事會正式通過了這些資產的轉讓，那麼這就是明顯的內部人員利益輸送，除非海爾集團能證明董事會成員從未在海爾職 工持股會擁有股權。如果董事會成員確實持有職工持股會股權，那麼這個董事會決議明顯就是通過利益輸送，集體侵吞國有資產。”
請問這叫什麼研究態度？輕輕兩個“如果”，就把問號變成了句號。所論問題不是風花雪月，而是可以陷人入罪的“侵吞國資”！就算“假 設”吧，那小心求證呀。從假設到完成求證，要下多少功夫，真的不知道？到了後來郎監管公開炮轟，連“如果”也不見了，直接就變成“海 爾此舉侵吞國資”的定論！求證了嗎？在哪裡？郎鹹平可能以為，海爾高管在持股會持有股份肯定板上釘釘，因此海爾集團的高管們一定通過 控制董事會，把國資權益輸送給個人持有私人股份的職工持股會。於是，“侵吞國資”罪名成立，義憤填膺當然順理成章，否則“20年後，我 們將無法向子孫解釋20年前的國有企業海爾集團今天變成了某家族企業第二代的私人財產”！讓不明就裡的善良人聽來，這樣的事情能不讓人 群情激憤?
破綻在什麼地方呢? 破綻在於海爾集團是一家集體制企業，根本就不是國企。郎鹹平不是口口聲聲說他靠數據說話嗎？連海爾究竟是什麼制的企業也沒搞清楚，怎 麼就敢高調展開攻擊？好比一位動物學家，用馬的數據發現了關於馬的偉大定理，然後大事喧嘩，不料人們圍上來一看，居然是一匹鹿！應該 尷尬之至、無地自容吧，怎麼還說自己“治學嚴謹”？
更叫人跌破眼鏡的是，當海爾公司發言人聲明“眾所周知，海爾不是國有企業”之後，這位大監管對自己指鹿為馬的行徑不但不感到有一絲 歉意，或多少覺得有點難為情，反而以攻為守，繼續向海爾高調指控：“即使海爾是集體所有制企業，它內部仍然存在兩方面的利益代表，而 （海爾職工）持股會的整個運作過程，恰好是一個將資產從青島市向內部員工持股會轉移的過程。”這是什麼意思？是不是“就算是一匹鹿， 鹿也有鹿的問題”？！容我不依不饒地問一句，你郎鹹平先前關於海爾持股會“侵吞國資”的罪名，究竟成立還是不成立？如果還成立，為什 麼寬大為懷不予追究？如果不成立，那麼誰對那樣渾然不負責任的指控負責？你以為你是誰，是趙高再世嗎？
實質問題，我認為海爾集團的法律所有權與實際產權關系是脫節的。在實際上，海爾集團的資產來源是清楚的，就是政府的改革開放政策、 市場機會以及張瑞敏為首的海爾管理者和海爾員工的共同貢獻。但是在法律上，海爾集團所屬的大集體所有制，從來不承認任何成員的私人財 產權利。為什麼說有矛盾？因為明明對資產形成有過重要貢獻的人，就是不可以擁有清楚記到名下的財產權利。那麼多企業搞壞的就搞壞了， 工人倒霉、政府兜底、社會緊張。可是搞好的卻不可以得到合法承認，公道嗎？更重要的是，在多種產權制度開放競爭的條件下，市場競爭包 括企業產權制度的競爭。比方到市場上聘一個稱意的人才，別的企業可以開出的條件，海爾開不出，怎麼競爭？為什麼開不出，因為張瑞敏自 己也沒有。事業心永遠重要，可是市場競爭的教訓說明，單有事業心不夠，還要以清楚的權利為基礎。
所以產權改革不是什麼好事之徒策劃出來的。就是把主張產權改革的經濟學家全部槍斃，只要走市場經濟之路，公有制企業還是要搞產權改 革。問題是公有制企業的改革實在前無古人，困難自成一家。你想企業資產已經形成，原則上也知道是多方合作的結果。可是因為當初沒有清 楚的約定，倒回去釐清產權份額談何容易！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一直認為實踐具有第一位重要的品格。類似海爾這樣的大集體企業，應該靠 所在地方的相關利益各方，在改制實踐中摸索出界定產權的辦法。海爾集團是產權不容界定到個人的傳統大集體，海爾持股會是改革中形成的 個人產權清楚的新組織。究竟哪些權利，以什麼形式、多大數目，經由什麼程序完成轉讓，應該也只能由當事的相關各方在法律法規的框架內 解決。海爾資產形成的時候，並沒有得到過郎鹹平的指導；現在要界定海爾的財產關系，為什麼非要你來攪和不可？青島市大集體利益如果受 到損害，當事人也會失語嗎？海爾職工利益受到改制侵犯，他們真的沒有行為能力嗎？還有青島市人民政府和各界人士，靠得近、看得清，為 什麼非要一個連一次實地調查都沒有做過的不相干人士包打天下？真的財務分析本事了得，發現海爾改制的確侵犯某方利益的，拿出可靠證據 來按司法程序指控。學術研究嘛，總要講一點基本的規格，別的不論，“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總知道的吧。
經濟觀察報：對於這次的爭論，我們曾問過您的看法，當時您表示不大願意參加爭論，是什麼原因促使您改變了主意？
周其仁：辯論要有思想價值，重點不是找對手的毛病，而是闡述自己的意見。挑毛病容易，問題是挑出人家的毛病並不一定就增加自己的知識。辯論的好 處是可以逼得大家把自己的話講得更清楚。不過，誤入歧途的辯論從來也不少，主要是重點放錯了地方。挑人家的錯挑上了癮，一路跟下去， 最後發現除了再也不能冷靜地看世界，什麼也學不到。
談到郎鹹平，我以為看出他有錯並不難。幾年前，我當面聽他講亞洲和香港資本市場上大股東如何剝削小股東的故事。早知道有西方財務專 家搞這個話題，但聽下來還是不免心裡生疑：要是只有“剝削”沒有好處，小股東們為什麼不跑個精光？沒等我問出口，郎鹹平故作神秘地“ 爆料”，說連李嘉誠也托人捎話求他再不要點名。我想這位先生對自己的“學術發現”大概也心中沒有底，否則為什麼需要添加這種小作料？ 不料今年暑假到上海，長江商學院的主事人要我見識那裡出色的學員，我應邀前往研討。事後主事人介紹教授陣容，赫然聽到郎鹹平的大名。 當時我真的大氣不敢出一聲，就是心裡嘀咕：要是我高調指控過李嘉誠，怎樣也不會到他的機構任職。不過我是我，人家是人家，可以各行其 是的事情，不應該拿來作為辯論的題目。
2004年8月我在安徽、廣東兩地出差，路上斷斷續續看到關於“郎監管”言論的報道。還是高調指控著名公司的套路，不過罪名不再是大股 東剝削小股東，而是海爾、TCL和格林柯爾三家公司利用產權改革“侵吞國有資產”。那樣嚴重的罪名，擺明非司法解決不可。要麼被控罪名成 立，要麼控方誣告和誹謗，看不出有什麼學術問題。可是後來看報道，除了格林柯爾老總在香港提出司法訴訟，在內地這樣一個“侵吞國資” 的官司題材，居然被處理成一場“學術論戰”。最為傳神的媒體批評，是“經濟學家集體失語”。
不“失語”能干什麼呢？撇開官司問題，我的確看不到郎鹹平的指控裡真有什麼復雜的學理、概念和推理。好比要是現在有人說又發明了永 動機，物理學家能干什麼，恐怕也只好“集體失語”。所以雖然不斷有朋友和同學要我發表意見，無奈自己就是提不起勁頭。這就是上次謝絕 你們電話采訪的原因。“不喜歡熱鬧”也是實話，向來如此。
那麼為什麼現在又決定回應郎鹹平？我自己方面有三點原因。第一，據說郎氏指控的應之者眾，不少人情緒激動，以為郎鹹平真的穿上了皇 帝的新衣。第二，問題已經從指控三家公司侵吞國有資產，升級為“所有產權改革都在侵吞國有資產”，“拍腦袋產生出來的產權改革思維， 正是我們的國有資產大量流失到私人企業家手中的重要理論根據”；而區區在下，雖然至今尚沒有被郎氏攻擊波點名批判，但近二十年研究的 就是產權改革，白紙黑字寫下的文字，向來對產權改革的實踐和理念不遺余力。有人高調叫陣，不出來應一句太看不起人家。第三點重要，郎 鹹平已經聲明，不但要“結束‘國退民進’的產權改革”，而且要“改變國家政策的方向”，把中國變成“大政府主義的國家”。本來郎鹹平 們喜歡什麼樣的體制，自有他們的自由，他們願意在大政府、大國有制下討生活，我沒有意見。但是誰也不要指天劃日，非要把不願意過那種 日子的人也強拉進去。我不代表任何人，只代表我自己。自從20世紀60年代末到東北國營農場上山下鄉，我對那種名義上是全民財產的主人、 實際上眼看著眼皮子底下的浪費和揮霍卻無能為力的體制早就夠了。要知道郎鹹平現在討論的是國家體制，要是真按他的路線走，我自己連一 句話也不曾講過，到時候何處去找後悔藥？我講了，生性不喜歡熱鬧，但是還有一條，有需要的時候，也不怕熱鬧。
經濟觀察報：我們注意到這樣一個情況，到目前為止的大多數爭論，都回避了郎教授分析的三個案例，也就是海爾、TCL和格林柯爾，很多 評論是說，即使他最終的推論是沒有道理的，我們也不能忽視他對這三家公司的質疑，而且他的質疑是以財務分析為基礎的。
周其仁：我在路上看報道，開始也以為他真的通過財務分析抓到了可指控的證據。回來看了在郎鹹平指導下寫的那三份研究報告，才發現不 是那樣一回事。以海爾為例，他們報告提出的中心疑問，是海爾職工持股會為什麼擁有海爾集團諸多的資產權利。在查證了海爾投資與海爾職 工持股會的來龍去脈之後，報告質疑“當初成立海爾投資的時候，到底是通過何種程序讓海爾投資擁有了海爾商標專利權？又是通過何種程序 將零部件的供應權轉到海爾投資的手中的？”可以質疑，但質疑畢竟只是質疑。可是報告緊接著就有了答案：
“如果是海爾集團董事會正式通過了這些資產的轉讓，那麼這就是明顯的內部人員利益輸送，除非海爾集團能證明董事會成員從未在海爾職 工持股會擁有股權。如果董事會成員確實持有職工持股會股權，那麼這個董事會決議明顯就是通過利益輸送，集體侵吞國有資產。”
請問這叫什麼研究態度？輕輕兩個“如果”，就把問號變成了句號。所論問題不是風花雪月，而是可以陷人入罪的“侵吞國資”！就算“假 設”吧，那小心求證呀。從假設到完成求證，要下多少功夫，真的不知道？到了後來郎監管公開炮轟，連“如果”也不見了，直接就變成“海 爾此舉侵吞國資”的定論！求證了嗎？在哪裡？郎鹹平可能以為，海爾高管在持股會持有股份肯定板上釘釘，因此海爾集團的高管們一定通過 控制董事會，把國資權益輸送給個人持有私人股份的職工持股會。於是，“侵吞國資”罪名成立，義憤填膺當然順理成章，否則“20年後，我 們將無法向子孫解釋20年前的國有企業海爾集團今天變成了某家族企業第二代的私人財產”！讓不明就裡的善良人聽來，這樣的事情能不讓人 群情激憤?
破綻在什麼地方呢? 破綻在於海爾集團是一家集體制企業，根本就不是國企。郎鹹平不是口口聲聲說他靠數據說話嗎？連海爾究竟是什麼制的企業也沒搞清楚，怎 麼就敢高調展開攻擊？好比一位動物學家，用馬的數據發現了關於馬的偉大定理，然後大事喧嘩，不料人們圍上來一看，居然是一匹鹿！應該 尷尬之至、無地自容吧，怎麼還說自己“治學嚴謹”？
更叫人跌破眼鏡的是，當海爾公司發言人聲明“眾所周知，海爾不是國有企業”之後，這位大監管對自己指鹿為馬的行徑不但不感到有一絲 歉意，或多少覺得有點難為情，反而以攻為守，繼續向海爾高調指控：“即使海爾是集體所有制企業，它內部仍然存在兩方面的利益代表，而 （海爾職工）持股會的整個運作過程，恰好是一個將資產從青島市向內部員工持股會轉移的過程。”這是什麼意思？是不是“就算是一匹鹿， 鹿也有鹿的問題”？！容我不依不饒地問一句，你郎鹹平先前關於海爾持股會“侵吞國資”的罪名，究竟成立還是不成立？如果還成立，為什 麼寬大為懷不予追究？如果不成立，那麼誰對那樣渾然不負責任的指控負責？你以為你是誰，是趙高再世嗎？
實質問題，我認為海爾集團的法律所有權與實際產權關系是脫節的。在實際上，海爾集團的資產來源是清楚的，就是政府的改革開放政策、 市場機會以及張瑞敏為首的海爾管理者和海爾員工的共同貢獻。但是在法律上，海爾集團所屬的大集體所有制，從來不承認任何成員的私人財 產權利。為什麼說有矛盾？因為明明對資產形成有過重要貢獻的人，就是不可以擁有清楚記到名下的財產權利。那麼多企業搞壞的就搞壞了， 工人倒霉、政府兜底、社會緊張。可是搞好的卻不可以得到合法承認，公道嗎？更重要的是，在多種產權制度開放競爭的條件下，市場競爭包 括企業產權制度的競爭。比方到市場上聘一個稱意的人才，別的企業可以開出的條件，海爾開不出，怎麼競爭？為什麼開不出，因為張瑞敏自 己也沒有。事業心永遠重要，可是市場競爭的教訓說明，單有事業心不夠，還要以清楚的權利為基礎。
所以產權改革不是什麼好事之徒策劃出來的。就是把主張產權改革的經濟學家全部槍斃，只要走市場經濟之路，公有制企業還是要搞產權改 革。問題是公有制企業的改革實在前無古人，困難自成一家。你想企業資產已經形成，原則上也知道是多方合作的結果。可是因為當初沒有清 楚的約定，倒回去釐清產權份額談何容易！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一直認為實踐具有第一位重要的品格。類似海爾這樣的大集體企業，應該靠 所在地方的相關利益各方，在改制實踐中摸索出界定產權的辦法。海爾集團是產權不容界定到個人的傳統大集體，海爾持股會是改革中形成的 個人產權清楚的新組織。究竟哪些權利，以什麼形式、多大數目，經由什麼程序完成轉讓，應該也只能由當事的相關各方在法律法規的框架內 解決。海爾資產形成的時候，並沒有得到過郎鹹平的指導；現在要界定海爾的財產關系，為什麼非要你來攪和不可？青島市大集體利益如果受 到損害，當事人也會失語嗎？海爾職工利益受到改制侵犯，他們真的沒有行為能力嗎？還有青島市人民政府和各界人士，靠得近、看得清，為 什麼非要一個連一次實地調查都沒有做過的不相干人士包打天下？真的財務分析本事了得，發現海爾改制的確侵犯某方利益的，拿出可靠證據 來按司法程序指控。學術研究嘛，總要講一點基本的規格，別的不論，“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總知道的吧。
經濟觀察報：那麼TCL呢？ 應該說在改制之前，它是一個純粹的國有企業吧？
周其仁：不是的。就我所知，TCL是改革開放以後形成的一種國企模式。法律上，它開始的時 候是惠州市的地方國有獨資企業，但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惠州市人民政府就與李東生為首的經營班子訂了合約。我一直認為這個合約非 常精彩，是了不起的創造。主要內容一是李東生為首的高管要為掌控公司控制權付一筆抵押金，李東生個人當時好像交了50萬，其中包括他和 他父親的房產。另外就是預先約定，TCL每年稅後利潤的一部分用於高管人員購買企業股權。這個合約安排，第一鼓勵創造利潤，第二管理層分 成的利潤不能拿回家消費，而是變成個人在公司的股權，讓高管人員與他們大權在握的公司之間有長遠的利益紐帶。年年按約履行的結果，就 是2004年1月公布的TCL 15億股份中李東生個人大概有148億股份，其他幾十位管理人員和技術開發人員，全部擁有受法律承認和保護的私人股權。我認為這是吸收了 多少國企垮台、行為扭曲的教訓之後，逼出來的一種改制嘗試。惠州行得通，其他地方也可以參考。
郎鹹平倒是知道TCL是不同於傳統國企的，因為他看到企業家個人股份在TCL登堂入室。但他依然高調指控，名目是“國有股權稀釋與轉移” 。是的，從國有獨資到國有控股甚至參股，國有股權在百分比裡減少，也就是“稀釋”了。不過，“稀釋”並不一定意味著國有利益的減少。 因為沒有收益的100％的股權，比有收益的50％的股權還不值錢。要指控TCL改制使國有獨資地位喪失，真正犯了大忌，你必須拿出證據說明國 家利益在稀釋後減少了。可是翻遍郎鹹平滿篇搬數過紙的報告，我就沒有看到有一個數據說明這一點。
他批評的邏輯實在怪異。“在國有控股的情況下，高管人員就可以將公司‘合法’地做壞，但自己擁有股權以後就立刻將公司做好”。真有 這回事嗎？那不就證明TCL的改革改對了，因為“（國企高管）自己擁有股權以後就立刻將公司做好”，到底對誰不好呢？沒有這回事情嗎？那 麼郎鹹平究竟在對誰開炮？再來，“相比較張瑞敏、倪潤峰，李東生是最幸運的一個。李東生的幸運之神是惠州市人民政府，如果TCL處於張瑞 敏所在的青島市政府或者倪潤峰所在的綿陽市政府管轄之下，結果就可能不是今天這樣”。說得沒錯，但有沒有是非標准？應該讓惠州政府向 綿陽政府學習，還是讓綿陽政府向惠州政府學習？我個人認為，綿陽應該考慮學惠州。至少我們也不應該僅僅為了不要讓李東生們太幸運，就 一定要惠州學綿陽吧。麻煩在於，要是綿陽真的學了惠州，挨批的就輪到綿陽啰！
更奇怪的是，郎鹹平對海爾，以“我國公司法的不健全，因此很難對海爾職工持股會作出適當監管”為由，堅決要求“向股民詳細披露每個 高管人員在職工持股會的持股比例”。TCL呢，倒是向股民詳細披露了每個高管人員的持股份額，郎鹹平有沒有表揚？沒有。照樣劈頭蓋臉把“ 國有資產流失”的大帽子扣上去。我實在搞不懂，這位自稱“世界一流、亞洲第一人”的公司財務專家，有沒有受過起碼的邏輯訓練，為什麼 他的思維如此缺乏最起碼的一致性？
還有，質疑李東生持股時說，“李東生基本不是一個像張瑞敏那樣的創業者，而是一個守業者”。讀來令人覺得張瑞敏的待遇也許會好一點 。可是到了胡說海爾侵吞國資被駁回以後，郎又宣布“張瑞敏的身份是國家干部，本身並非集體所有制企業的創始人”。這裡的“數據”究竟 出了什麼問題，才可以任郎自由調遣？另外，這位“2001年底才決定到大陸發展的”郎鹹平知道不知道，在張瑞敏做企業的那個時代，連和尚 道士都定了行政級別，任何一個人不是國家干部，就是國家職工。是不是這麼活過來的就是錯？也許是吧，所以要改革，可又改則得咎。
經濟觀察報：在被格林柯爾收購之前，科龍也是一家鄉鎮企業，也是集體所有制企業。我們先不說所有制的問題，單純從並購的角度看，您 怎麼看郎鹹平的質疑？
周其仁：對格林柯爾的指控，是說它通常先進入被收購公司，當上董事長，掌控了人家資產轉讓的定價權，然後 壓價賣給自己。這就是郎鹹平講的故事。用常識來問一問：這樣的好事，我怎麼就遇不到？為什麼我不能坐到鄰居家裡，先由我掌控定價權， 然後把人家的資產“買”走？如果天下真有這麼一種資產轉讓模式而又可以頻頻得手，格林柯爾的規模不會這麼小。它為什麼不把海爾、TCL還 有天下大公司一塊兒全收了，省得郎監管那樣辛苦。
幸虧我還知道一點科龍。創業人團隊的領導人叫潘寧，20世紀80年代從手敲電冰箱開始，做成南方最大的冰箱王。也是實際的產權與法律所 有權脫節，雖然公司後來到香港上市，但控股權還是“集體”的，其實就掌握在鎮政府手中。這樣的公司，政企分開談何容易？當年是靠潘寧 等人的創業貢獻和威信，才大體維持了一個我叫做“企業家控制的企業”的格局。可是潘寧的身份也是“國家干部”，到年齡就要退。潘退下 來以後，公司管理有一個過渡，接著就是所在地鎮政府的頭頭憑控股權到科龍當了家。格林柯爾是從這個頭頭手裡收購科龍的。撇開細節不論 ，我認為科龍的主要教訓就是潘寧時代沒有及時發起並完成產權改革。如果還是潘寧掌控科龍，或者在創業人時期就完成改制，我認為格林柯 爾入主科龍不會那樣容易。所以，企業家控制權不是可靠的長期制度安排，沒有合法股權的保護、激勵和約束，控制權靠不住。我一直為當年 的科龍耿耿於懷，提醒其他類似的公司引以為戒。
這些看法與郎鹹平好像分歧不大。他指導下的論文說，“當年顧雛軍在‘科龍改制’中途，乘著‘國退民進’的東風，帶著自己的神秘資本 突然降臨正處於危機之中的科龍，將‘新民企’的資本與中國家電企業長期痛苦的產權問題結合：科龍易幟，大股東順德政府套現退出”。只 有一點小小的不同：我認為不是科龍改制才給了格林柯爾機會，而恰恰是科龍沒有及時改。賣出科龍的鎮政府頭頭我也拜訪過，是非常強悍的 人物，要不是無路可走，絕不願意放棄科龍的控股權。今天海爾的張瑞敏比當年潘寧年輕，大小環境也有很大不同，更重要的是海爾已經開始 探索產權改制。中國出一個好公司不容易，為長治久安、不留歷史性遺憾計，唯有大膽改、加快改，千萬不要被無謂的指控嚇住。
把這次郎旋風涉及的三個案例小結一下：海爾背了大集體所有制的歷史包袱，要界定存量資產，被郎鹹平先後指責為“侵吞國有資產”以及 “侵吞大集體資產”；TCL的政府與企業家面向未來簽訂利潤分成、高管持股合約，被郎鹹平指責為“國有資產稀釋和轉移”；科龍沒有及時改 ，“打工老總”到點下課，政府“老板”親自上陣打理，落得個被格林柯爾收購的下場，又被郎鹹平說成是為產權改革提供了“國退民進”的 盛筵。我是想破腦袋也想不出來，到底怎樣郎鹹平才覺得對。
經濟觀察報：您說國有企業的問題還有很多沒有講清楚，從您這些年研究 的經驗看，傳統的國有企業最根本的問題是什麼？
周其仁：我是1996年在研究下崗工人問題時碰到國企改制問題的。這些年我先後做過 第一手研究的公司約有三四十家。用的是很土的辦法，就是一家家實地訪問、與各方當事人交談請教。實在沒有讓助理在網上查查數據，就可 以隔山打牛的本事。問到為什麼要改制，我看到的是傳統國企經濟有兩個問題要解決：一個是從來不承認參與國資創造的人力資本的合法產權 ，還有就是靠行政命令而不是市場契約組織經濟活動。問題是，離開在清楚的私產基礎上發展市場合約，無從支持分工水平的不斷提高。中央 計劃命令經濟實在笨拙，激勵機制不相容，交易費用高到使許多事情根本做不成。
傳統的國有經濟不承認任何私人產權。主人是抽像的全民，而不是任何一個活生生的自然人。我曾經為文寫下結論：這是一個沒有最終委托 人的經濟。無數的機構和人似乎是委托人，仔細推敲都是代理人，而不是承擔財產責任的最後委托人。郎鹹平批評國企管理人缺乏信托責任。 很對，問題是怎麼形成這種局面的？我認為根本就沒有委托人。什麼“主人—保姆”，誰是主人誰是客？是政府主管部門？不對，它們是代理 機構。是各級人代會嗎？“代表”者，也是代理人也。只有被代表的才應該是最後委托人。可是在全盤公有化時代，任何公民私人不得合法擁 有生產性資料的權利，所以就沒有最終可追溯的委托人。
委托代理是一個責任鏈條，最後委托人無效，整個鏈條拉不起來。我認為普遍缺乏信托責任的根源就在這裡。所以多少國有企業、集體企業 搞得一塌糊塗。可以罵那些草包經理不像話，問題是誰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持之以恆地盯住他們？就是沒有，傳統國企才需要改制。抽像的主 人有，也就是“全民”或“集體”，可抽像的主體怎樣具體行為？說什麼歷史長、包袱重，不是說得通的托詞。歷史長不一定包袱重，沒有最 後委托人才是問題的根本。
郎鹹平認為國企產權很清楚。“國有資產是誰的？你的、我的、我們大家的”，這是他自以為煽情的說詞。請問“你的、我的、大家的”， 有權利證書嗎？沒有。資產交給各類代理人打理多年，有經營、投資、收益的報告嗎？要委托人審查嗎？從來沒聽說有。上市公司賬目造假， 好歹還有一份假報告備查。傳統國有資產呢？連假的報告也沒有。據說現在有10萬億元國有資產，聽起來了不得的一個大數。那可是全國人民 的財產，平均以10億人算，每人只有1萬元！真就多得足以令人驕傲？還不知道這筆國有資產，所負的債務窟窿究竟有多大。為什麼是這樣的局 面？產權制度使然，誰也使不上勁。我曾經寫過一句話：國有經濟裡的所有者責任，追來追去一股煙。你追吧，像論萬億計的國有銀行不良資 產，追不出個頭緒來的，權當天災處理吧。這樣的體制不改，國家沒有前途。
至於郎鹹平也摻乎“我的、我們的”，那可真叫瞎摻乎。有他什麼份？國有資產再產權模糊，權利主體不包括他，應該很清楚。因為他從來 沒有在這個體制下勞動、生活過，工作從來不是命令指派，一輩子沒拿過低薪，不知道什麼叫“說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更從來沒有 使用過糧票、布票、肉票、雞蛋票。憑什麼郎鹹平也有權說國有資產是他的？當然他是中國人，更要遵循一個中國的原則，但財產關系要明確 界定，不可以彼此共產，否則天下大亂。套套近乎、唱幾句高調，財產權利就占一份，不是正派行為。說得嚴肅一點，這才叫企圖染指國有資 產。大叫保衛國有資產的英雄們哪裡去了？八竿子打不著的人也可以說國有資產有份，正好說明傳統的國有體制非改不可。
不是我小氣。產權是排他性制度安排，大度不得。也不是說產權沒有份就沒有資格來研究中國的國有企業。就是爪哇國裡的人有興趣研究中 國國企改制，也應該歡迎。要研究，老老實實做研究好了。你們看這位郎鹹平，“數據”功夫一塌糊塗，可就是有膽破口大罵“產權改革是拍 腦袋拍出來的”，還發明了“大陸50歲以上的都是拍腦袋的”。復旦大學張軍教授客氣地講了一篇不同意見，郎鹹平就說張軍也是拍腦袋的。 可張軍偏偏離50歲還差得遠，郎鹹平豈不是當場推翻了自己的“郎氏定理”嗎？“凡50歲就一定拍腦袋”，生理機制何在？心理機制又何在？ 如此一派胡言，好像還很有趣。
經濟觀察報：存量改革中現在出現了很多矛盾，很多人擔心，這種矛盾會激化，會影響到社會的穩定， 這也是有些對存量改革持謹慎甚至懷疑態度的人的想法，這些矛盾如果是無法規避的，操作中應該怎樣來使得改制的過程盡可能地平滑？
周其仁：古代有個庖丁解牛的故事，啟發我們把麻煩的復雜問題分開處理。公有制企業在法律上都姓公，但實際資產形成的路徑大不相同。 我自己這些年的觀察，認為大體是三分天下。就是說有三個大的類別，可以考慮分開處理。
第一個類別，歷史上用國家財力真金白銀投資而成，市場化改革後，又身處國家壟斷行業，所以，財政投資和行政壟斷超額利潤是這類公司 資產形成的主要來源。這就是過去講“抓大放小”裡的那個大，特別是超大型國家企業。這個類別，第一位的任務不是產權改革，而是開放市 場競爭。沒有充分開放市場競爭之前，國家的財務資產與管理者和員工的人力資產無從定價，產權改革就沒有條件。
已經進入市場競爭的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在企業數目上是絕大多數。這裡一分為二。一個類別不管什麼歷史原因，反正現在經營困難，甚 至資不抵債。這類公司的改制，重點是了斷債務，特別是對中老年工人的隱形債務。股權處理，以了斷債務為依歸。近一年研究湖南長沙和山 西左權縣的經驗，就是不再一戶一戶去改。因為個別處理，還有一些資產的就還能給職工一些補償，而沒有資產的就對不起了，容易激化社會 矛盾。長沙和左權的辦法就是由地方政府通盤改，把整個城市國有資產一起來盤活，共同承擔歷史債務。這是第二大類，也是改制中最困難的 一個類別。
第三類，就是在市場競爭中殺出一條路來的成功國有企業或集體制公司，以聯想、四通、海爾、TCL、美的，包括從前的科龍為代表。仔細 研究這類公司，大多數是改革開放以後搞起來的，國家基本沒有財力投資，主要就是給政策。限於歷史條件，法律載體只能是當時僅有的國有 制或集體制，但實際上這些公司資產的形成，一靠創業企業家和員工的人力資本，二靠市場信用。因為是從市場裡殺出來的，創業企業家控制 著由他們領導形成資產的公司；但在法律上，公司的資產還是歸抽像的國家或集體。這類公司的改制，重點就是承認企業家和工人人力資本應 該得到的合法產權。過去說資本價值全部是“活勞動”（就是人力資產）創造的，“死勞動”（就是物質資產）完全沒有份。怎麼就突然來了 個大顛倒，好像資本價值全部由死勞動創造，“活勞動”不應該有份了呢？我以為顛來倒去都是錯，資本價值是由物質資產和人力資產在市場 過程中合作創作的。
經濟觀察報：除了改制本身存在的技術性和操作性問題外，有些人對改制提出質疑，是因為很多交易過程存在大量 的權錢交易，不能否認在這個過程中，確實有私人資本和企業的經營者利用這一點侵吞國有或者集體的財富。
周其仁：是的，倒回去界定產權的事，前無古人。西方名校是沒有這門學問的，因為沒有這個經驗基礎，也沒有對這類知識的需要。公有制改 制過程中，要嚴絲合縫的確很難。最嚴重的問題，是後來在位的權力人物，對公司資產形成不一定有很大貢獻，有的甚至還有過負的“貢獻” ，但在改制中利用權力，硬要分走一大塊。幾年前我白紙黑字批判這種攫取行為，指出這是改制的最大危險。但我也想得明白，傳統公有制不 改，資產被攫取的花樣百出，最後的命運就是被攫取干淨。只有改制徹底，攫取活動才最終失去土壤。因此我認為，叫停改制的戰略，不論主 觀動機如何，實際效果只能是延長國有資產被攫取的時間，增加國有資產被攫取的機會和數量。正確的選擇，是堅持改制方針、增加改制的透 明度、提升改制的程序合理性，盡最大可能減少改制中的攫取損失。
至於更一般意義上的權錢交易、官商勾結，我看過的事情令人不寒而栗。是事關中國命運的大事情，所以千萬要拿准重點所在。我的認識是 ，權錢交易、權貴主義等等，重點是權力沒有受到有效的制約和監督。這個重點不解決，走市場之路，歪事和邪事怎樣也揮之不去。權力攪買 賣，攪來攪去，做買賣的非攪得權力不能生存。所以雖說官商勾結是一個巴掌拍不響，靠權力發財的商人令人鄙視，但問題的重點是官，因為 官比商要難管得多。我講過的，權力不上法治的路，私產和市場終究難以上路。從歷史經驗看，解決社會矛盾靠階級鬥爭為綱不是辦法，以窮 鬥富，就是鬥得個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淨，不實現法治，還是不能擺脫那個歷史興衰的周期律。
2004年9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