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2日星期四

丹东——平壤看世界的窗口

 丹东这个边境城镇,颇有一种海滨小城之感。江中,船只穿梭往来;岸边,新人摆姿势拍照。岸边挂起串串彩灯,远处隐隐飘来音乐,音符仿佛在风中起舞。
  眺望对岸,很难想象,那里就是朝鲜。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里的边界线和朝鲜与韩国之间著名的非军事区差别非 常大。三八线附近武器林立、气氛紧张。而中国和朝鲜之间的这段边界气氛迥然不同:几乎看不到安全设施,没有武装警卫在岸边巡逻,没有铁丝网——至少在中国 这一边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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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朝鲜的海滨看上去也并没有诱人之处。
  河对岸,与丹东熠熠生辉的摩天大厦对视的,是灌木杂草地间闲置的低矮厂房和泥土颜色的平房。
  一位丹东当地人告诉我,过去四十年间,朝鲜的天际线几乎没有变。仅有的新建筑好像是仓库,用来存储从中国运进来的商品。
  丹东是朝鲜进入世界的门户,是中朝两国长期关系的实体体现。结果呢,丹东到处都是朝鲜人,有政要官员、商人、政府派来的女服务员。
  如果我告诉你,我入住的宾馆内,许多工作人员只会说朝鲜语、不会讲汉语,你可能就会对丹东有多少朝鲜人有更具体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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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与司机
  早餐期间,我遇到第一批平壤“精英”成员,三位中年男人,穿的衣服、发型几乎一模一样,胸前一律带着朝鲜伟大领导人的胸章。
  他们告诉我,胸章是最新款的,几天前才发行。他们自称是投资人,到中国来做生意的。
  丹东是朝鲜商人的淘金地。附近一处货物码头,证据历历在目。
  这里停满了大卡车,怎么也有好几十辆。卡车上布满了朝鲜的灰尘,满载着中朝双方急需的商品:从朝鲜运出来的煤炭、自然资源,从中国运回去的建筑材料、设备。
  但是,朝鲜卡车司机不和政党官员在同一个地方吃饭。我们来到城外高速公路一边的一串小餐馆,这里挤满了卡车司机。他们已经开始喝酒了,点的菜很丰盛,桌子上堆满了肉、菜。
  令我吃惊的是,他们非常友好,至少一开始是这样。其中一个人告诉我,“是,我是朝鲜人,今天晚些时候回朝鲜。”他还问我,“你从哪儿来的?”
  我说,我是英国人。这个答案根本没有让他变色。转念一想,丹东已经开了一家很大的特易购(Tesco,英国超市连锁),据说,朝鲜有钱人都在那里购物。
  餐馆里又来了一批司机。突然,围坐在桌前的人不理睬我们了。不过,我也学习到了很宝贵的一课:在丹东,餐馆是接触朝鲜人的最好地方。
女服务员
  我决定,去吃当天的第三顿饭。我们来到了朝鲜政府开设的连锁酒店。在那里,两位20来岁的朝鲜女服务员羞怯地问了我一些问题,还和我们的当地司机调情。
  她们问我,“你结婚了吗?在哪儿学的朝语?”
  朝鲜中介向丹东派女服务员,一去就是几个月、甚至几年,监视她们的行动、收敛她们的薪酬,大部分充公归了政府。
  其中一位女服务员告诉我,她才来不久。接下来,仿佛还在参加招聘面试,她自豪地列举了在学校学过的课程:数学、化学、生物,还有革命史。
  英语课好像也是一个亮点。不过,她的英语课好像大部分用来唱英语歌了。
  她说,“我给你唱一个。”她僵硬地站在我的座椅后面,放开嗓子,唱起了“婴儿降生时”(When a Child is Born)。
  “无声的心愿,在大海飘荡;变幻的微风,在树梢呢喃……”
  唱完了,我问她,朝鲜和中国之间有没有区别。
  她回答说,人们的心胸是不一样的。朝鲜人做事更有共性,中国人都讲个性。
  离开餐馆、走向朝鲜战争的遗物“断桥”,我不禁又想起女服务员的那番话。
  从这里,可以听到丹东酒吧、夜总会传出的音乐,可以看到霓虹灯在缓缓降临的夜幕中闪烁,宛如鸭绿江边的迷你拉斯维加斯。

  眼前的景色令人无法不沉思,对岸的人,在沉寂、黑暗中看着这边的一切,又是怎样想的呢?

美国之音12月20日发表文章,题为《记者手记:中朝边境行之一》,作者为记者张楠。文章摘编如下:
  韩朝双方上个月在延平岛交火之后,朝鲜半岛波澜再起,紧张局势骤然升温,令比邻而居的中国深感不安。美国之音记者张楠最近走访了中朝边境,发现一些中国边民早就对独裁专制、封闭贫穷的邻国朝鲜不耐烦了,他们期待朝鲜改革开放,以便为中国边境地区的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用鲜血凝成”的中朝友谊始于上世纪50年代初的那场战争,中国志愿军的参战使挑起战火的朝鲜避免了覆灭的命运。
  可是,中朝友谊并非坚如磐石、牢不可破。60年来,两国关系经历了冷冷热热、迭宕起伏的曲折过程。丹东市外事办公室副主任焦石至今清楚地记得中朝两国在1970年前后反目成仇的日子。
  他说,虽然两国并没有像中苏之间那样兵戎相见,但是“那时候,中朝边境就是对骂,大高音喇叭搭成架子弄一排,横的10几个,竖的7、8个,隔一 段距离来一个,鸭绿江桥那地方有一个,从6:30 《新闻和报纸摘要》开始,哇哇的。他们也是。你放革命歌曲,我也放革命歌曲;你骂我变修(正主义)了,我骂你变修(正主义)了。”
  中国宣传战的遗迹今天依然能够看到。在延边州月晴镇马牌村,“文革”时期的产物——用石头堆砌在后山上的巨大标语“毛主席万岁”,至今赫然在目、完好无损,以居高临下的气势俯视着缓缓从村前淌过的图们江和对岸的朝鲜。
  现在,中朝重归于好。然而,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这两个亚洲邻居却选择了不同的发展路径。孰好孰坏,两厢对比,其结果,在边境城市丹东一目了然。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志愿军就是从丹东——也就是当时的安东——跨过鸭绿江进入对岸新义州赴朝参战的。战争结束后,丹东和新义州一样,弹痕累累、满目疮痍。
  然而今天,中国的丹东市车水马龙、高楼林立,老城区在改造中焕发青春,新城区又在快马加鞭的改革声中拔地而起。入夜,滨江大道灯火通明,披挂着彩灯的高层建筑挺立江边。街道上,公交车和私家轿车闪动着车灯鱼贯而行,从江边驶过。
  但是,繁荣景象在鸭绿江上嘎然而止。顺着鸭绿江大桥的五彩灯光向对岸望去,新义州一团漆黑。从高处远眺,凭借着照相机镜头,才勉强可以找到一条路灯闪烁的街道。
  白天,乘游艇顺流而下,可以看到新义州低矮的灰色小楼和平房。桥的对岸是一座公园,摩天轮静静地停在空中,冷冷清清、空无一人。沿江航行,依次 可见:狗只屠宰场、一个相当于三星级酒店的旅馆、破旧的轮船修理厂、挤满人群的码头、颂扬金正日的横幅标语和悬挂着朝鲜国旗的建筑物。建筑都比较老旧、简 陋。除了平民百姓,还能见到军人。
  人们的穿着无外乎灰、黑、蓝三色,妇女也不例外。交通工具主要是自行车,还尽是中国造。自来水并非家家都有,在白雪覆盖的江边,可以看到朝鲜洗衣女在冰冷的水里涮洗衣服。那景象,跟打扮入时、大冬天也要穿丝袜着短裤的中国东北“冻女郎”,形成鲜明对照。
  一位丹东市民这样分析造成两边差距的原因:“咱也挺同情朝鲜的。他们就是不改革开放。咱中国假如说继续走毛泽东的路线,不叫邓小平改革开放,咱跟朝鲜不也一样吗?”
  朝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人民生活究竟怎样,真是官方宣传所说的“人民的天堂”吗?抱着好奇心,许多中国人从丹东、图们出发,踏上了赴朝旅游的征程,以期一窥究竟。即便在韩朝交火的紧张局势下,这个旅游项目也没有停止。
  在丹东,旅行社可以办理赴朝一日游和四日游。一日游是乘大巴参观新义州;四日游是乘火车去平壤、板门店等地。在图们市,还有去对面南阳市的步行半日游,以及去稳城的一日游和去罗先的二日游。
  中国人凭身份证,外国人凭护照,提前三、四天即可办理出境手续。记者也兴致勃勃地前往旅行社,希望至少办个一日游。但是却被告知:“美国护照,这一辈子(别想)上朝鲜这一块儿,你就死了心吧。恨你都恨不过来,你还拿美国护照去?”

  于是,当同在丹东采访的香港凤凰卫视的同行们“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的时候,我只能隔江兴叹了。

新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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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乡土,让“故乡回得去”

  美国《侨报》日前刊载时评文章《守望乡土,让“故乡回得去”》,文章指,作为黄土文化、内陆文明的代表,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村孕育了城市,中国人无一不是“农民的后代”。乡愁、乡土、故园,触及了中国人心中的柔软之处,中央推动城镇化,虽然重在城市文明的推进,却“感性”地提出要让城里人“记得住乡愁”, 告诫“乡土文化的根不能断”。

  文章摘编如下:

  12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先后召开:前者虽着眼于城市文明的推进,却“感性”地提出要让城里人“记得住乡愁”,要弘扬传统, “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后者亦罕见关注乡土文化的根本,告诫“乡土文化的根不能断”,农村不能成为“ 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

  作为黄土文化、内陆文明的代表,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村孕育了城市,中国人无一不是“农民的后代”。乡愁、乡土、故园,触及了中国人心中的柔软之处,那瑞安放着每个人对家乡最本能的眷恋情愫。因为它,海外游子“几回回梦里回故乡”;因为它,漂泊在外的人总渴望“叶落归根、魂归故里”。

  然而,在近些年高速运转的城市化车轮下,中国的乡村经历着一场现代文明冲击下的劫难。面对城乡差距,青壮年弃耕入城,像候鸟一般在大城市辗转打工,土地被抛荒;空心化的乡村,留守的儿童、妇女、老人地位弱势,不法分子趁势作乱;城市垃圾拉到农村,重污染工业迁到郊区。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那曾经印在心间的“小桥流水人家”不见了,那“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的乡味乡情消失了,那连结着民俗文化的土地庙、祠堂、老手艺都衰败了。

  上世纪30年代,面对农村的凋敝,中国的知识精英兴起一场乡村建设运动,旨在“改造传统、复兴乡村、以农立国”。当下,中国的农村和农民,在经历了新政权缔造、为工业作积累、为城市化让路的阶段后,是该迎来一场新的乡村建设运动,享受这“反哺”了。

  首要的就是富起来,让农民手里的土地成为一种活资本;其次是组织起来,让农民成为管理自己家园的主人,发展新型农业;最后是体面起来,发掘人情与礼仪的自觉性,注重乡土文化的回归与传承,弘扬乡俗乡韵,让自己精神富足且有教养。(钟海之)

2013年12月26日星期四

阿伯特和他的挑战 - 刘路新

《韩非子》中有则故事说,宋国有个农人,其田中有一截树桩。一天,一只飞奔的兔子撞上树桩,死了。于是,这个农人便放下手中的农具,每日守在树桩旁,希望还有兔子撞上。 今年的联邦大选,进行过半,如火如荼。每次看到电视上的阿伯特,我都会想起这则“守株待兔”的故事。 虽然竞选激烈,阿伯特领导的自由党,并不急于宣传自己的各项政策,无论是经济的,还是难民的,而是采取太极手法,以防为主,以柔克刚。或许,他们根本就没有政策,或许,他们只是等待,等到9月7日的这一天,工党政府撞上民意这截树桩。 这样,阿伯特这个澳洲农人,就会坐上总理宝座。 为了这一天,他已经等待了好几年。 不过,这次大选,如果自由党获胜,并非因为阿伯特能力超群,领导有方,而是因为他的对手太差,早已失去了民心。 阿伯特其人 喜欢一个人,是不需要理由的。不喜欢一个人,很多时候,也说不出原因。 有些选民,特别是女性选民,不喜欢自由党领袖阿伯特,可是,又说不出为什么。这次大选,有些人不投票给他,可能没有别的什么原因,只是不喜欢他。 阿伯特缺少魅力,缺少Charisma,其实,他是个很有能力的人。 自雪梨大学毕业时,阿伯特获得经济学学士和法学学士,然后,持罗德奖学金,赴牛津大学读政治学和哲学硕士。罗德奖学金是“当今世界最富盛名的奖学金”,在它长长的获奖者名单中,包括美国总统克林顿,澳大利亚总理霍克,工党领袖比兹利(Kim Beazley),自由党大佬滕博(Malcolm Turnbull),等等。 回到澳洲,在选择职业时,阿伯特犹豫了很长一段时间,也做过不同的尝试:天主教神父,记者,政治顾问,还短期担任过水泥厂的经理。大选投票时,选过自由党,也支持过工党。最后,直到1993年,应邀担任“澳大利亚君主立宪促进会”的执行总裁,才算找到职业政客这个职业。 共同的保守思想,使阿伯特与霍华德建立起深厚的友谊。1994年3月,在霍华德建议下,阿伯特参加瓦林加(Warringah)选区补选,当选联邦众议员,正式进入政界,在议会,先后负责过教育、就业、劳工关系、卫生、小生意等部门。 霍华德总理很欣赏阿伯特争强好胜的性格,2003年,任命他为卫生部长,负责处理许多当时很棘手的问题。作为部长,阿伯特在议会辩论中表现出色,无论口才,还是智谋,深得媒体好评。 1999年,就共和问题举行全民公决时,自由党允许党员凭自己的良心投票。阿伯特和他的导师霍华德一样,都是坚定的君主拥护者。他们一致认为,澳大利亚应继续作为英联邦国家,伊丽莎白二世应继续作为澳大利亚的国家元首。为此,阿伯特解释说:“有人认为,任何形式的共和,都比现在的制度好,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我们可能会遇到的困难。相反,保守人士不会轻易改变任何事情,他们本能地尊重现有制度,因为它经过了时间的考验。保守人士的口号是,‘如果没有必要变,那就不要变’”。 不过,阿伯特也不是事事都与导师霍华德一致。在劳工关系问题上,土著事务问题上,在对待波琳•韩珊的种族主义问题上,二者态度大不相同。 作为霍华德的内阁部长,阿伯特对于改变劳工关系,并不热心。在内阁讨论“劳工选择法”时,他直言自己的关切。在他看来,这种改变超出了政府的权限,对工人太过刻薄,而且,对劳工关系改变太多,在政治上,也对政府不利。 在反击波琳•韩珊等人代表的种族主义思潮方面,阿伯特更是勇往直前,这与很长时间一直保持缄默的霍华德总理,形成鲜明对照。1998年,阿伯特建立了“澳洲诚实政治基金会”,主要目的,就是为反击波琳•韩珊的“单一民族党”筹款,打官司,并最后获胜。 2009年底,阿伯特以42对41的微弱多数,战胜滕博,成为反对党自由党的领袖。 2010年大选时,阿伯特带领自由党团队表现非凡。结果,在有150个席位的联邦众议院,工党和自由党各获72席。双方均以4席之差,无法独自组成多数政府执政。最后,在一名绿党和三名独立议员的支持下,工党得以组成少数政府,继续执政。 对阿伯特来说,煮熟的鸭子飞走了。 继续做反对党领袖的阿伯特,显得更加成熟,也开始注意自己的公众形象。 作为反对党,需要监督政府的每一个举动:水灾税,医院体制改革,碳税,土著事务,等等。对于土著人问题,阿伯特有着浓厚的兴趣。还作为反对党土著事务发言人时,他在昆士兰北部土著社区作义工教师,同时,还在议会成功推翻昆士兰州政府计划推行的土著社区发展规划,他认为,这“干涉了土著人的土地所有权”。2013年3月,他说,一旦自己当选联邦总理,会把土著问题纳入总理内阁的工作范围,“这样,实际上,就有了一个负责土著事务的总理”。 无论作为卫生部长,还是作为反对党领袖,他与土著活动人士以及土著社区都保持密切联系,并保证,当选总理后,每年要抽出一周的时间,去土著社区生活。 这是阿伯特与霍华德另一个不同的地方。他认为,应该在宪法中确认土著人的历史地位。2013年初,在一次议会发言中,他说:“澳大利亚是个幸运的国家,我们的气候、土地、人民,还有制度,让全世界羡慕,唯一的缺憾是,我们没有与这块土地上最早的居民达成和解。这是我们灵魂上的一个污点。。。我们要承认,1788年以前,这块土地是属于土著人的,就像现在,这块土地属于所有澳洲人一样。不做到这一点,我们就是一个不完整的国家,就是分裂的人民。。。” 其他方面,阿伯特对气候变化一直持怀疑态度,认为这是赶“科学的时髦”。竞选一开始,他就承诺,一旦当选,即取消工党政府的碳税。 阿伯特还是保守的天主教徒,在婚姻问题上,他认为,“婚姻应该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事情”。虽然他的妹妹就是同性恋,虽然他的家人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意见不同,阿伯特仍坚持认为,婚姻应该是“男女之间的事”,同性婚姻“只是一时的时髦”。 虔诚的宗教信仰和保守的思想传统,可能是很多选民,尤其是女性选民,不喜欢他的原因之一。虽然他一再表示,自己的宗教信仰,不会影响他作为政治家的判断和决策。依然有人怀疑,他能否将二者截然分开。 阿伯特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对运动锻炼的热爱,从铁人三项赛,到超级马拉松,骑自行车更是他的最爱。举例来说,2010年3月,参加了铁人三项赛,紧接着,4月,又骑上自行车,开始雪梨到墨尔本之间的慈善骑行。对于舆论界的批评,他说,“一路上,在很多的小镇停留,可以遇到很多人,这些人,可能一辈子也没见过议员”。 他是消防队员,还是作家,共写过四本书。2009年出版的《战线》一书,属于自传性质,书中,对刚刚下台的霍华德政府,对自由党今后的政策和发展,都做了讨论和反思。 今年的联邦大选,自由党获胜,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阿伯特面对的挑战 如果说,阿伯特的当选,是因为他的运气好,是因为对手太差,失了民心,那么,获选后,担任总理的阿伯特,将会面对许多的挑战。 首先是经济问题。 大选中,陆克文总理一再强调,中国的经济放缓,将给澳洲经济带来严重影响。根据澳中商会(Australia China Business Council, ACBC)发表的报告,2009年,与中国的贸易,特别是对中国的资源出口,使每个澳洲家庭受惠3,400元。到了今年,2013年,这种资源出口使每个澳洲家庭受惠达14,480元。 另据标准普尔预测,中国经济中度放缓,将使澳洲的失业率超过6%,房地产价格下降10%以上。如果中国经济过度放缓,甚或硬着陆,后果则不堪设想。 可以肯定,中国经济的放缓是必然的。十八大后,中国政府积极调整经济结构,为的是让经济发展进入良性循环,变得可持续发展,比如,由基建投资拉动经济,改为刺激消费以寻求长期稳定的发展。 中国经济的调整和放缓,必然会对澳洲经济产生影响,至于是否就像陆克文总理说的那么严重,则不一定。 中国将继续需要澳洲的资源,但是,却不会像早些年加速基础建设时期需求那么多。 相应地,澳洲的两大传统出口项目:资源和农产品,都面临调整。资源属于不可再生的东西,越挖越少,资源出口减少后,农产品的出口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美国科学家戴梦德(Jared Diamond)在其《崩溃:社会如何选择失败或成功》一书中说,“澳大利亚是农业生产力最低下的大陆:土壤贫瘠,缺水严重”。因为澳洲土地年代古老,经过几十亿年的雨水冲刷,土壤中的养分流失严重。 澳大利亚两个主要的农业产区,一个是西南部的小麦产区,一个是墨累河达令地区。前者受印度洋吹来的海风影响,盐碱化日趋严重。后者则由于地势较低,下雨就淹,不下雨就旱。 缺水和沙漠化是澳洲农业面临的严重问题。大量使用化肥,不仅提高农业生产成本,也使土壤的品质更加恶化。土壤的贫瘠不仅影响到农业生产,也影响林业和渔业生产。因此,巴西生产的橙子,进口到澳洲,比本地生产的还要便宜。加拿大进口的猪肉,价格低于澳洲本地猪肉价格。 现任总理陆克文,早几年支持“大澳大利亚”的人口政策,认为,理想的澳洲人口应该是五千万左右,后来发现,澳洲虽然土地辽阔,生产力却很低下,能养活的人口有限。 羊毛一直是澳大利亚主要的出口产品之一,这个曾经被称为“骑在羊背上的国家”,这些年,羊毛出口量也大幅度下降,因为在很多地方,合成纤维取代了羊毛。 有报道说,在过去30年间,澳大利亚农场主的人数,减少了几乎一半,这和农牧产品出口的大幅下降,很有关系。 也有人建议,澳大利亚要大力开发旅游业,开发海外学生市场。以中国市场为例,去年,中国来的游客在澳花费42亿元,据估计,10年后,中国游客每年将为澳洲提供4100亿元的收入。至于中国留学生,更是澳洲海外学生市场的主体。在澳洲,海外学生每年平均消费35000元。以新南威尔士大学为例,去年,该校10%的支出,相当于1.6亿澳元,都是由中国学生提供的。 无论如何,澳洲经济的转型是不可避免的,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迫在眉睫。 其次是难民问题。 一段时间以来,这是澳洲朝野最头痛的问题。大选前夕,总理陆克文宣布了PNG计划,没有签证的难民,无论身份真假,一律送往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难民营,在那里审理,并在那里定居。 这一计划,对于阻遏难民船的涌入,起到一定作用。统计显示,陆克文的PNG计划宣布前,三周时间,涌入32船难民,共2833人。计划宣布后三周时间,涌入33船,共2305名,下降了将近20%。 问题时,这种以邻为壑的办法,能持续多久?作为联合国难民公约的签署国,澳大利亚对待难民的办法,会被告上国际法庭吗?即使不会,这种办法能够长期有效吗? 当然,阿伯特总理还会面临其他一系列的问题。碳税取消后,用什么来填补这个收入漏洞?中小企业减少的1.5%所得税,又从何处填补?工党一直告诫选民,如果自由党上台,消费服务税定会增加,新的政府会在这方面打主意吗? 担任了总理的阿伯特,不会再守株待兔,要有所表现,澳洲的两千多万人,都期待着。

日本的恥感,台灣的無感

日本東京都知事豬瀨直樹,因涉嫌收受醫療團體「德州會」的五千萬日圓非法政治獻金,在強大輿論壓力下,宣布辭職下台。這在日本既非空前,也非絕後!
日本是一個講究「恥感」的民族,但不具有「罪感」的文化。「罪感」是來自本我的要求,發自內心的道德信仰來約束自己的行為;而「恥感」卻是來自他人的壓力,依靠外來強制的力量來約束自己的行為。這也難怪,長久以來,許多日本政治人物因為違法收受政治獻金,在「恥感」的催迫下紛紛被迫下台。對日本人來說,在不被外人發現之前,或者外界未出現譴責的聲浪時,都不能算是一種罪過,這是日本人恥感文化的特殊性。
然而,日本人的恥感一旦被掀開,就如同打開潘朵拉的盒子,就會被社會無限膨脹與放大。這像是一種集體催眠,在聽到和鳴的聲音之後,便會轉化成為共同的信仰;更像是一種無形的教條,在潛移默化下,便會轉化成集體的社會壓力。
先前,豬瀨直樹風塵僕僕為東京申奧奔忙,其間連妻子過世時都不眠不休,不僅成為東京申奧成功的最大英雄,更成為僅次於安倍的高人氣日本政治家。然而,在收賄事件爆發後,霎時有如豬羊變色,豬瀨如同過街的老鼠,人人喊打。日本輿論要求他下台的聲浪,如排山倒海而來,彷彿只要豬瀨繼續在任一天,便會使東京奧運在國際社會蒙羞。日本人對於恥感的無限上綱,於此可見一斑;日本人的重恥感、輕人情,更是有目共睹。對豬瀨直樹來說,可謂成也申奧,敗也申奧。
日本人的重恥感,來自於社會集體的約束力;而日本人的輕人情,來自於清楚的法律分際。我們看到,日本人通常會說誰的行為是不符合哪條法律,卻甚少抱怨制度不公不義;我們也看到,日本人會說誰違反哪一項規範,卻極少譴責裁判者自私不仁。這使得日本人能夠在這種極大的心態的轉換下,不會產生任何的陰影;這也使得日本人在這種急遽的行為轉變上,而不用背負任何的人情包袱。
一旦恥感形成了特定氛圍,日本絕對不會因為事屬「微罪」而輕輕放過。例如,前日本外務大臣、也是民主黨時期的明日之星前原誠司,便曾經收受家鄉相識多年的韓裔女性區區二十萬日圓的政治獻金,被發現後,便倉促宣告辭職下台,日本輿論界對他亦不表任何惋惜。
一旦犯行超越恥感的界線,日本也絕不會因為某人職位崇高,而有所妥協。例如,民主黨執政後的首任首相鳩山由紀夫,便曾因假造政治獻金名冊,而面臨辭職壓力;最後雖未被檢察官起訴,但日本政壇亦未作任何挽留。政治獻金無疑是日本政治人物的慣常遊戲,但稍有逾越卻成為豬瀨直樹致命的悲劇。
由此可見,在日本政治的遊戲規則中,除了法律,社會約束力以及輿論壓力仍是一道重要的防線。這種輿論壓力,讓政治人物在法律之外必須要以高道德標準來檢視自我,而沒有理盲濫情的空間。同時,這道社會的約束力,也讓日本政治人物在被掀開遮羞布之後,必須負起該有的政治責任,不可能因人情世故而脫逃。
從豬瀨直樹的辭職看王金平的關說案,儼然形成強烈的對照。豬瀨在收賄事件爆發之初,曾辯稱是單純的朋友「借款」,同時也提出借據及簽名自清;但在輿論、東京都議會及特搜組的強大壓力下,豬瀨最後選擇辭職下台,以保住自己最後顏面。反觀王金平院長關說案,在國內媒體的理盲及民眾的濫情下,竟被無限上綱成馬政府的政治追殺,在野黨更搖旗吶喊助陣,嚴厲討伐偵辦關說的司法人員。由此可見,台灣的政治人物不但沒有罪感,更喪失了恥感。
簡言之,日本人雖然沒有「罪感」,但終究還保有「恥感」;日本雖然政治弊案層出不窮,但社會輿論的注視和約束卻成為最有力的一道防線。反觀台灣人的恥感,在濫情的人情世故糾纏下,扭曲不全;台灣社會的集體約束力,也在藍綠的政治對決下,蕩然無存。
有人說,十年前的日本就是現今的台灣寫照;但是,從政治人物的知所進退看,現今台灣就連這點恥感也看不到。

2013年12月19日星期四

石亞今專欄 - 2014全球情勢:挑戰民主

2014年,什麼最令人期待,什麼最教人擔憂?
美國政府在2013年結束之前,無預警關起了大門,原因是政黨對立與公權力失能所致。同樣的情形,發生在芬蘭的金融分庫關閉事件、泰國的紅黃對立、甚至台灣的食安問題…,例子多得說不完。
2014全球普遍性隱憂,是政府的內部困頓。多數政黨在只有競爭、沒有合作情形下運作,導致政治僵局,應推動的議題付之闕如。政府低效率與檯面下運作,使司法效能倒退,金融系統失衡,教育體制紊亂,這些事件都可能演變成危機。

美國「例外主義」的消失
我在去年2013全球情勢(上)預告了美國的衰退,這種情形即使在2014還會持續。中東征戰進入第12年,情況是否維持?2008年次貸風暴迄今,已然走出金融陰霾?美國重返亞洲的承諾,兌現了多少?恐怕都沒有答案。我們只看到這個道貌岸然的世界霸主,背後非法監聽的勾當。
2014年起,美國享有的「例外主義」特權正在逐漸消失。
敘利亞出兵不出兵的決策,暴露出美國從過去的「不情願」霸權,到今天的「不能夠」。2012年,高達83%美國民眾不贊成繼續干預國際事務,比起10年前的基準,提高了10%,顯示美國主導全球性議題的熱度及意願都在降低,國防、外交等各項資源隨之緊縮,未來在面對危機時,很難形成共識。

挑戰民主
美國價值的倒台,可以使國家行使某種權力的正當及合理性不在,史諾基事件便是其例。
這件單純的洩密事件,危及美國在全世界的影響力,間接使得世界警察的公信力受到質疑。美軍投入阿富汗、伊拉克作戰,換來的是全球不接受美國領導,歷史上曾經發生這樣的景象,大概只有越戰。不同的是,過去民主國家因為共同抵禦的需要而服膺美國的領導,這種因素在今天已經變得不確定。當人們開始質疑原來信仰的體制與價值,便形成對民主的挑戰。 最明顯是中國,她還不算是個民主國家,但在西方民主制度弊病的推波助瀾下,中國只要維持7% GDP以上的成長,習李改革之路最重要的「維心」策略能夠奏效,中國便不急,也不需要民主。更甚之,屬於「中國特色」的體制,可能在未來30年,與民主制度並存,成為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典範」(paradigm)。
整體觀之,2014年全球安全情勢集中以亞太、中東為兩個主要關注區域、及數個潛在熱點。先談談亞太。

中國的「改變現狀」等同「再平衡」失敗?
10月,由於美國聯邦政府關閉,歐巴馬取消了APEC亞太高峰會、東亞峰會兩個重要出訪行程。11月,幾乎和「三中全會」同時,中國拋出「防空識別區(ADIZ)」震撼彈,挑戰現狀改變,事發後美國反覆的態度,近似無力招架,引發外界對「再平衡」疑慮。很明顯,美國對亞太關注雖還不到敗象畢露,卻已現疲態。
東海問題來得又急又快,卻能保持在可控制的範圍,原因歸咎於美中「新型大國關係」效應。習近平打出這張牌,其中內涵、形式雖還不甚明確,卻足以對美國產生很大的吸引作用。相較於此,「美日安保」是一種義務與承諾,以美國現在的實力要背負安保的負擔,是不如胡蘿蔔來得誘人。美國雖宣稱將與日本同一陣線,但並不表示會「對中作戰」。這是我說東海局勢雖緊張,卻可控制的原因。
整體來看亞太未來情勢;美軍在亞太地區航艦數量將從11艘銳減至7(或8)艘;安倍推動「集體自衛權」導致與韓國對立,未有緩解之際,卻各自向中國靠攏;朝鮮半島核問題壓力未解;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談判最終沒能在2013年底結束。由此看來2014年,還是很難讓人樂觀。

「再平衡」轉向東南亞?
美國亞太「再平衡」的南移,從黑格爾部長兩次出訪東南亞,高調宣布對東南亞軍事援助及訓練資金增加50%,可以看出。
與東北亞冀望美國存在亞太的目的,是為了牽制中國,必要時要能打也要確保能贏,這是「再平衡」普遍被理解的意義。東南亞則有很大不同,這裡大多數的國家希望美國看照過來,但又不願切斷與中國的交往,也就是不選邊站。但是近來中國在東海問題舉措強硬,使得原來事不關己的東南亞,也陷入安全兩難。南海,便是一例。
說起南海,我對2014年南海的前景,同樣憂慮。

你的對手不等於我的敵人
正當全球屏息注視東海情勢發展,南海各國正悄悄地從事各種軍事準備,大量軍備武器迅速地向這裡集中,一場熱帶風暴正在成型。
南海沒有東海的高強度、高迫切性,並不表示可以常保安寧。「你的對手不等於我的敵人」便是南海各國心中寫照。南海涉入國眾多,彼此存在雙方、三方利益糾葛,缺乏共同海上對話機制,問題複雜性高。因此,當涉入國任何一方有了侵權踏地的動作,南海會比東海更危險。
為什麼看壞南海?從武裝軍備與政治條件兩方面來說。
美軍在新加坡部署濱海作戰艦開始,各國紛紛以「堆積木」方式擴充軍事設施。中國遼寧號航母編隊進駐三亞軍港;台灣在太平島新建碼頭、加長機場跑道;中、越剛剛就和平解決爭端達成共識,越南立刻將海上警察廳升格為海岸巡防隊,並透過向俄羅斯採購蘇-30戰機,大幅購置新型巡邏艇。
南海聲索國間的政治條件無法為和平帶來任何曙光。廣大興海上喋血事件後,台菲始終未能就漁業範圍達成協議;今年8月,艾奎諾取消訪中行程,中菲關係急轉直下。「海燕」風災後,中國有意無意,錯過了向菲國表達善意的機會。然後,是中美日三國四艘航母「不期而遇」、上週五美、中險些釀成軍艦海上擦撞事件。這些事端,並不是巧合,未來突發事件不會間斷,誰能保證每次都能和平收場。
武裝軍備如同火藥,政治條件則是板機,火藥已經配置到位了,缺的是溫度。南海在升溫,雖然速度很慢,但一旦到達爆點,會不可收拾。

滾水裡倒油?中東安全變數多
2013一整年中東發生的衝突事件,強度與規模都與亞太相當。埃及、伊朗、敘利亞、葉門,一個接著一個,似乎沒有停止。許多人遣責美國介入根本是往「滾水裡倒油」,寧願甚麼都不做,靜待生存法則去解決。這種消極理念,似乎也正好反映此刻的歐巴馬。
「阿拉伯之春」方興未艾,可能的話,還會震盪十年。中東地區宗教與派系間的衝突也看不到停歇跡象,2014年這裡的國家,將沒有一個可以保證安全。

敘利亞─失守的「紅線」
敘利亞阿賽德政權幾乎掌握了2013年的主控權,歐巴馬沒能守住自己強調的”紅線”(指使用化武),錯失了懲戒敘國先機,但也突顯了美國國內反戰、國際旁觀、與己身財務窘境等諸多問題。
敘利亞問題與剷除格達費政權,難度與複雜度均高,但相較於利比亞模式,美國並沒有把握能夠完全適用在打擊阿塞德政權,也沒有足夠完善的作戰計畫。來年,歐巴馬宣示「阿塞德必須下台」的基調仍將維持,但是不會有積極的作為,尤其隨著敘國內部宗教衝突日益擴大,黎巴嫩、伊朗、俄羅斯等國介入後,原本美國扶植的反對派勢力更形弱化。只要敘利亞內部化武問題能夠得到克制,政治相對穩定,2014年可望維持現狀。

非洲深陷治理不彰的困境
非洲,相對落後且發展空間有限,問題還是出在治理權的分歧。非洲整個安全事務由非洲聯盟、西非經濟共同體、歐盟、聯合國等數個國際組織來執行,權責上相互重疊,效率也極為不彰。
非洲聯盟希望建立一支聯合應變部隊,2014甚至未來幾年,達成的機率都不高。也就是說當發生類同2012至2013年馬利共和國衝突事件時,仰賴外軍支援仍是非洲目前唯一選項。

北非激進主義紛亂難止
北非的突尼西亞、利比亞、阿爾及利亞、馬利等地區,激進份子組織在當政府執政不力的環境下崛起,此一組織近年來形成接班態勢,相當值得關注。
這些戰亂中倖存下來的年輕一輩,憑藉著過去在蓋達組織習得武器使用以及城鎮戰戰鬥技能,從失敗教訓學習經驗,並且接收蓋達原有的殘存支系,滋養、共生而後茁壯。他們以重塑社會秩序為訴求,手段卻是極端暴力與破壞,此一發展趨勢,可能危及這些國家安全利基,間接使非洲大陸陷入紛亂。
至於中東及北非地區其他社會方面的問題,也慢慢在2014年湧現。
根據聯合國阿拉伯發展報告,中東、北非地區是全世界人口增長速度最快的地方,1950年此地只有8,160萬人,到了2013年增加為4億,增長率接近五倍;2050年估計更將達6億。人口增生壓力下,連帶的住所、糧食、水資源匱乏,以及未來教育不均、低所得、失業率等社會問題亦將接踵而至,成為另一項安全威脅。

俄羅斯「經濟緊縮、戰略開展」
俄羅斯來年最大的挑戰在經濟。2013年俄羅斯經濟成長率低於2%,GDP總值尚不及美國的百分之十五,這樣的經濟情況,很難達到富國強兵理想。總理梅德韋傑夫提早預告了2014「預算緊縮」政策,看來,莫斯科要設法度過一整年的寒冬。
與過去蘇聯政權不同,如今俄羅斯在綜合國力上尚無法與美國對抗,外界疑慮的「新冷戰」,並不具成型條件。但是俄羅斯崛起企圖,卻不因此而有所減損。今年6月俄羅斯宣布在2013年底,將新型航艦「庫茲涅佐夫上將」號(Admiral Kuznetsov)部署到敘利亞外海,因應整個中東緊急需要。在俄羅斯動作之前,美國在地中海已經沒有多的航艦可供運用。未來,俄羅斯將勢力向歐亞、甚至中東延伸,幾已成現實。

準備好面對一個無常的世界
我們處在一個多變且無常的世界,沒有定則而且愈加複雜。儘管筆者對來年抱持悲觀看法,但機會挑戰本就是一體兩面,沒有絕對的正反輸贏,端視你如何取決、衡量,然後扭轉、改變。
以歐洲來說,持續性的經濟危機陰影仍在,國家主義加速了歐洲國家仇外心態,使得國際間合作計畫難以推動,但各國仍戮力透過各項措施,力搏紓困方案,似乎可以預見下一個柳暗花明。
又,如果沒有美國及其主導28個NATO會員國在阿富汗作戰期間的投入,也許不會發展出特種部隊結合傳統作戰的新作戰模式,也不會快速催生新一代無人機技術。這些戰爭期間累積的作戰經驗,未來,可能創造全新的作戰理論與構想,改變戰爭及人類的歷史。
所以,上述這些問題不僅攸關大國間的領導地位、權力變化,也與你我切身有關。2014年,距離美、韓、俄羅斯、台灣下一次大選還有兩年時間,也是習李政權上台後的第二年,隨著美、中大國關係的改變,兩岸「只經不政」的局面也可能有所改變。
似乎從現在起,是該開始認真討論未來對策的時刻了。

2013年12月18日星期三

美教授称“强大中国是台湾恶梦 - 台学者驳斥

台海网12月18日讯 据环球网报道,被视为美国现实主义派大师的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最近在台北演说时称,与中国贸易并协助中国变为经济成长引擎,台湾帮忙创造了一个哥利亚巨人,导致“台湾独立”的终结,并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总结来说,“一个强大的中国是台湾的恶梦”。

台湾战略学会理事长王昆义18日在台湾《旺报》发表文章说,米尔斯海默最重要的代表作是《大国政治的悲剧》,他不讳言的指出:21世纪早期,中国的崛起将“像美国支配西半球一样支配亚洲”,而“美国将竭力阻止中国获得地区霸权”,因为美国不能容忍世界舞台上存在跟它匹敌的竞争对手,其结果便是中美之间激烈而危险的安全竞争。米尔斯海默也因此被认为是“中国威胁论”的理论代言人。他的理论“进攻性现实主义”也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最受争议的理论。

米尔斯海默也忽视中国崛起和苏联崛起的不同特质。中国崛起主要是指经济上的崛起,它只是固守自己的主权范围,并没有要去侵略周边国家。而苏联崛起之后,在二次大战期间,却广泛的把东欧、加盟共和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同样的,日本在二次大战之前的崛起,它们就使用船坚炮利去攻击周边的国家,其中中国受害最深。到目前为止,日本没有反省自己在二次大战前所做出的侵略行为,仍然以霸权主义的思维,要侵害中国的固有领土钓鱼岛列屿。中国的反应,不过是一种守土有责的作法,跟日本无限扩张它们侵略周边国家的行为并不相同。

所以,中国的崛起是否会变成台湾的恶梦?米尔斯海默已经明白的说将“导致台湾独立的终结”,对此,民进党内有不同的看法。谢长廷认为:“如果2016年民进党再没有执政,就差不多快要消失。”

林浊水也指出,台湾主流价值是“台独”,国民党不可能变“台独党”,只要台湾主流价值不改变,民进党就不可能消失;不过,不可能消失却一直没办法执政,这对民进党很悲哀。

所以“台独”是否终结,不一定决定于中国的崛起,而是决定于台湾人民到底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民进党高层人士的说法,跟米尔斯海默把“台独”的终结决定于“中国崛起”,并不相同。

当然,米尔斯海默的想法,也有他的前提,他认为随着中国愈来愈强大,会尝试把美国赶出亚洲,就像美国在19世纪把欧洲强权逐出西半球一样。大家可以期待中国就像1930年代的日本,出现自己的门罗主义,中国没有理由在强大后接受美军在它的后院活动。

这个“后院”的概念是来自国际关系,但是中国大陆并没有把台湾视为是东亚地区国际关系的一员,所以,中国大陆能否决定“台独”的存在,不在于周边国家是否干预中国大陆对台湾的作为,而是决定统一后台湾会有什么样的生活。

只要中国大陆不是以武力攻取台湾,那么即使两岸统一,中国大陆在“一国两制”的治理台湾下,“台独”也不可能因为两岸统一而消失,所以米尔斯海默担心“中国崛起会成为台湾的恶梦”,这不过是杞人忧天的想法

2013年12月17日星期二

讚朱鎔基貢獻大 歷史會記一筆

有全球金融沙皇稱譽的前美國聯準會主席葛林斯潘,對大陸前總理朱鎔基讚譽有加,他認為歷史應該替朱鎔基任內對全球經濟和政治的貢獻,記上一筆,而且朱鎔基的傳奇故事,已經表現在大陸的銀行體系中了。
葛林斯潘16日在演講中提到,1990年代中期曾和朱鎔基進行對話,朱鎔基說自己非常欣賞美國的金融系統,希望可以透過一種適合大陸的方式,把這樣的金融體系引介到大陸。葛林斯潘指出,2012年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IMF的演講,內容和朱鎔基提到的很相像,不同的是,周小川講的是改革完成的成果。
葛林斯潘說:「我們看到大陸發展非常快,我希望歷史上應該為朱鎔基記下非常精彩的一筆,因為他對於全球經濟、政治都是非常有影響力的。而且朱鎔基的傳奇故事,已經表現在大陸的銀行體系中。」
朱鎔基1993年至1995年擔任大陸國務院副總理兼人民銀行行長,期間排除萬難推動現代化的銀行體系,並取消人民幣匯率和物價的雙軌制,消滅尋租空間,還實施宏觀調控,讓過熱發展的大陸經濟實現軟著陸,為大陸後來的經濟發展奠基,因此有大陸經濟沙皇的名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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