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中国人，你缺了什么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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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缺少好人文化教育

中国人最主要的是缺少好人文化的教育。
我们有这么多人，一百多年前全世界的人口也只不过是16亿多一些，也就说中国现在的人口几乎接近一百多年前的全世界人口，一百多年前的北京已经是世界人口最多的第一大城市。比如澳大利亚领土那么大，有那么多的资源，那么少的人口，搞什么“主义”都可以，可以搞一百年资本主义，不行再搞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行再搞澳大利亚式的社会主义，什么都来得及调整、转变。
而我们的优质领土很有限，适合人生存的领土事实上也不很多，像新疆一大部分是戈壁滩、沙漠，就这样一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口，搞什么主义都难，从这个主义变成那个主义更难、更可怕。
西方国家有宗教，不能说中国完全没有宗教，中国有宗教但是缺乏宗教信仰。据说所知，在西方假如人们到新的地方重新开始建城镇，除了盖好自己的房子，第一是要建学校，第二就是教堂，再接着就是图书馆，小镇都有图书馆。今天到我们的各个城市，原来的老图书馆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都被出租卖服装、卖百货。新的图书馆盖得很大，按照国家要求，有多少人口就必须建一个图书馆，又不能租出去，相当一部分空闲在那，基本没有人借书。
至于宗教信仰，佛教、道教圣地香火依然非常旺，求升官，求发财，求健康，求儿女的未来，甚至也可能有人暗地里求神惩罚别人，同时保佑自己，就跟过去扎面人似的。中国人在神面前忏悔的时候多吗？我们受过忏悔文化的影响吗？进一步说，我们受过好人文化的影响吗？
今天的中国人可能在理论上相信有好人，但在生活中除了自己的亲人和工作单位的至交好友，每天下班的时候是不是经常想谁在背后会做我的小动作？这种互相的揣度在一般人之间有，在官场上更是如此。
另外，我们的文化和文化受众之间有相当奇怪的一种关系，比如前一时期我的电视剧《知青》播出后，有人说那个年代哪有好人。如果谁站在我面前这样说，我会对着他的脸吐口水，这样说的人至少表明在那个年代他就不是好人。电视剧里的女主人公是周萍，一个家庭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她回家探亲时男朋友在小镇的旅店里等着她，而且发高烧，小店的老板和妻子对他们很好。有一次我在外地接受采访，一位媒体的副主编对我说，看过了电视剧，但很失望，他说一直看着，盼着，等着，就那点满足没给他。我问什么满足呢？他说在那种情况下，周萍有可能被强奸，你怎么就不写？说实在话，我当时也想吐他一口，这还是知识分子，就盼着看这样的情节，而且认为不这样写就是不符合生活。难道生活中只要女孩子单身住在一个地方就会遭到这种情况吗？我真觉得这是生了病的中国人，而且几乎是不可救药的中国人。
为了证明生活不是这样的，我把前两天翻到的一篇文章《秋雨中的回忆》念一段给大家。
那是一段30多年前的往事，返城火车站人满为患，行礼在仓房里堆得像小山似的，火车票早已售謦。车站的墙上贴着醒目的告示，上海方向3日内的车票已经售完，旅客们请用已购好的车票办理行李托运手续。幸好站上一位值班的师傅发现了我的窘境，帮我把行李挪到了一个小屋里，雨夹着雪花绵延开来，看样子短时之内不可以停息。好心的师傅见我可怜，答应帮我照看行李，让我赶紧找家旅社休息一下。我深深鞠了一躬，谢过师傅，赶紧去找旅社。此刻，我已困倦得撑不住了。
这是别人的回忆，证明即使在文革年代，这种事情也是有的，如果我们这样写文章拍成电视剧的话，国人会说什么？真是胡编，哪有那么好的人。如果在今天的生活中碰到这样一位好心的师傅，心里边可能还会想，他要干什么？对我有什么企图？
第二天一觉醒来，已经晌午，可脑袋仍是昏沉沉的。当那位师傅得知我没能买上车票，行李没能托运，答应帮我想想办法，尽管我对他是否真能帮上忙将信将疑，但在我走投无路之际，这不失为一根救命稻草。师傅把我带到站长家，屋里一大家子人正围坐在炕上包饺子，锅里正煮着的饺子热气腾腾。站长原来是位女同志，姓徐，问清原委后，站长极其热情地招呼李师傅和我一起喝酒、吃饺子，顺应了一句东北老话叫“饺子就酒，越喝越有”。当晚我拿到了去上海的车票，并办好了行李托运，这一切想起来我至今都会泪流满面。
生活中当然有这样的事，有这样的人，当然需要人写出来，但是它发表在一本小小的杂志，发行不过几千册，在13亿中国人中又有多少人能看到呢？你们今天应该感谢我，因为我发现了这篇文章，带来了，而且读给你们听，让你们相信在从前的年代，我们中国人有好人。
今天也应该有好人，但是我们最有影响力的文艺，为什么就不表现这些？为什么总表现人和人的争斗？穿古装的斗，民国的斗，抗日时期也斗，到现在婆媳、妯娌还斗，单位斗，学校里也斗。
要知道，当写生活中的好人的时候，经常发生的情况是什么？编剧和导演要讨论，而常常是导演说，而在创作的时候我相信人在生活中应该像上面的师傅那样去做，也要通过电影和电视剧这种方式来表现。可导演经常会说，哥，咱别这样写，没人信的，首先自己就不信。
我们的文化剔除了对后人有影响的元素
最近两天我为什么说很烦呢？不断写序，给这样和那样的人，中国人终于可以都出版书了，我的知青战友们也写书，看得头都疼，没有看见眼前一亮的东西，差不多到最后一篇，我看到了《烧档案》。
一位北京知青当年16岁就下乡，后来成为兵团通信连。那时因为中苏关系紧张，他们掩蔽在一个没有人去过的深山里，在那里生活了几年，平均年龄不到20岁。这肯定会使人得抑郁症，最后只剩下3个知青的时候，实在坚持不住，因为一点事就吵起来，其中一个知青就动枪，并且开了枪，所幸没有死人，但是受到纪律处分。后来当要返城的时候，另一名北京知青负责为档案袋装封条，盖上单位的章，他突然发现，全班怎么就这个知青战友的档案这么厚，拆开发现都是关于当年他开那一枪的档案，差不多有七八十页，包括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不同级的处理意见，批判他。
当时这位青年就想，他带着这么厚的档案回北京，找工作怎么办？能不能不这样？于是就找到当时的连长，没想到连长也很爽快，两人就达成一致意见，把他叫到连部，关上门拿出档案说，这是怕影响你，虽然是违反纪律的，但文革已经结束，现在你要回城，请放心，当着你的面我们把它烧了。
这好不好？我们能不能那样做一点？很多人会说，你以为全中国都像他们一样了？我说的好人不是老好人，是经过自己的大脑思考一下，做一点，然后对别人的命运产生一点小小影响。今天的中国人恰恰有那么多的“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为了利别人才不会拔自己的毛，这太令人沮丧。
好人文化就是说在不同的选择中，能做出这种选择而不是那样的。这使我又想到即使在文革年代，傅雷夫妇自杀之后，骨灰没有人认领，两个儿子在国外，当时上海一位姜姓的普通女工，只不过因为读过他们的书，通过他们的书认为他们不可能是坏人，因为他们的书教人好，所以就去认领二人的骨灰，如果不认领的话，三天之后就会被扬弃。
而且，她不但认领了，藏匿起来，还多方写信，替傅雷夫妇死后的名分进行申辩，自己也遭到不公平对待，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才把骨灰交给傅雷的两个儿子。傅雷的儿子傅聪是音乐家，问她有什么要求？她说给我一张票，听听你的演出。我经常想，就这样的一个女工，这才叫中国人，这么帮助我们中国的一个女工，为什么就不能拍成电影？我多次与跟导演说，为什么不能把这一段拍出来，而且字幕上要打出来，根据真人真事，让全世界都看看，在极特殊的年代，中国人曾经是什么样的。
民盟前主席费孝通是潘光旦的学生，两人是师生关系，相差20多岁，后来都被打成右派，文革时潘光旦先生在积水潭医院住院，即使住院造反派也还要敲着床，让他交代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他已经感到自己身体非常不适，然后让女儿偷偷接出医院回家，可他已经没有家，只不过有一个小房子，水泥地，床上还没有被褥。第二天晚上潘光旦全身痛苦，半夜里让女儿去找学生费孝通，费孝通住得离他不远，都在民族大学。费孝通来了之后，当时也没有夜里开门的医院，买不到药，也不能背着他上医院，他是打入名册的人。费孝通只能把自己70多岁的老师潘光旦搂在怀里，搂了一夜，最后潘死在费孝通怀里。这种师生情，在那样的年代，我也经常想，要拍出电影来，放给全世界看。这不是中国人的羞耻，而是中国人的光荣。
有几千年传统文化和文明影响的中国，在特殊年代里，一些知识分子能把人性和师生关系演绎到这样的程度，可以让全世界都来看。但是，又不能拍，不能表现，我们的文化把我们生活中明明发生的，对于后人有影响的元素都剔除掉，现在就剩下了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说中国人缺什么？当然也缺文化的影响。（感谢中华书局何明昕女士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