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次明确城镇化路径

3年2505万农业人口落户城镇

《新京报》报道，报告提出，各地正积极稳妥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2011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印发实施。国家发改委、人力资源和社保部等相关部门出台了配套措施，18个省(区、市)出台了具体实施意见，14个省(区、市)探索建立了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初步为农业人口落户城镇开辟了通道。据公安部统计，2010-2012年，全国农业人口落户城镇的数量为2505万人，平均每年达到835万人。

特大城市落户条件须合理设定

未来城镇化如何发展？徐绍史介绍，很重要的一条是，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按照因地制宜、分步推进、存量优先、带动增量的原则，以农业转移人口为重点，兼顾异地就业城镇人口，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合理设定特大城市落户条件，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同时，努力实现义务教育、就业服务、基本医疗、保障性住房等覆盖城镇常住人口。

保障城镇常住人口合理住房需求

徐绍史提出，要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合理满足城镇化用地需求。建立可持续的城市公共财政体系和投融资机制，为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和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保障。
　　同时，建立市场配置和政府保障相结合的住房制度，推动形成总量基本平衡、结构基本合理、房价与消费能力基本适应的住房供需格局，有效保障城镇常住人口的合理住房需求。

- 解读
　　农业人口实际落户量或超2500万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主任陈耀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率提高34个百分点，基本上一年提高一个百分点。近几年城镇化速度也比较快，一些县、地级市等农村转城镇户口已很宽松，只要有固定工作，住房，基本可实现。
　　因此，实际的农业人口落户城镇的数量，有可能比2500万还多。
　　首次明确提出城镇化路径
　　报告提出，要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合理设定特大城市落户条件，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
　　陈耀表示，近年中国城镇化进程是按照此路径进行的，但这还是第一次明确提出。
　　现在中国城市化率跟国际比还较低，初步测算，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到2030年大约有70%的人住在城里。目前很难有明确的时间表。
　　农民工市民化存两大问题
　　对北京等特大城市而言，城镇化的步伐必然走得较慢。陈耀表示，农民工市民化，主要是有两方面的问题。
　　其一是市民化的成本是否能够负担，市民化要求公共服务均等化，这就涉及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住房等各方面的需求，这需要地方政府测算总的成本。而此前有学者表示，一个农民工市民化后的成本为20万，陈耀说，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巨大，目前还无法给出一个科学的数字。
　　其二，要考虑城市管理能否跟上，大城市市民化放开后，如何创新社会管理也是一个难题。北京、上海等地一旦放开户籍，大量人员的涌入会给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很大的冲击。因此要与经济社会发展能力适应。当前很多城市已经根据已有的供给能力，在逐步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但希望北京这种特大城市把户籍放开，时间还很漫长。
　　陈耀称，城镇化要分步骤来。现在大家片面地追求速度而不考虑质量，是不合适的。当前现有的城镇化中，17%是属于伪城镇化，城镇化率存在虚高。因此，现有的问题是如何让这部分人真正转为市民，且存在很大的难度。

　　特大城市可在远郊先改户籍

对很多特大、大中城市而言，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到底难在哪里？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此前接受采访时表示，在特大城市，当地农业人口转向非农业人口兴趣已经不十分强烈。
　　李铁称，大城市的户籍管理体制改革，首先可以考虑针对已在大城市长期定居、稳定就业、举家迁徙的外来人口。他们总量中占比并不高，解决他们的落户不会带来太多财政上的负担。在操作环节上，一些特大城市可以在周边的建制镇和远郊区县，率先进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比如可以考虑把在主城区的长期举家迁徙的外来人口落户到远郊区县和小城镇。新京报记者 蒋彦鑫
　　- 盘点
　　“十五”规划首提城镇化
　　资料显示，“城镇化”被官方首次采用确认是在13年前。2000年10月11日，在中共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正式采用了“城镇化”一词。
　　这份建议里专门用500多字阐述“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
　　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公式基在对该建议进行说明时要求，“中国的城镇化不能照搬别国的模式，必须从自己的国情出发，走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2001年8月，一份专门针对“十五”城镇化发展的重点专项规划全文对外刊发。对于城镇化制定了5大政策措施，包括改革户籍管理制度，要求各地可根据当地需要及综合承受能力，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为基本落户条件，调整城市户口迁移政策。
　　此后，对城镇化，在党的十六大到十八大的报告中都有提及。
　　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至此，“大城市”和“城市群”成为主流认识。
　　十八大更是要求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良性互动、同步发展。
　　到2012年12月15日-16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要求，“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

Read more »

廣州數十萬人 棲身「籠屋」

香港10萬低收入民眾蝸居「籠屋」，曾引起國際社會廣泛關注。聚集了近五百萬外來人口的廣州，也因為連年來房價高企租金上漲，許多租客容身租金低廉 的廣式「籠屋」。據了解，無論是地處廣州黃金地段的CBD（中央商務區），還是偏遠的郊區，「籠屋」無處不在，這類以床位或箱式單間為主的「籠屋」，每日 租金從6元(人民幣，下同)至30元不等。統計指出，廣州的籠屋有逾萬個，居住者更是高達數十萬之多。入住者包括白領、「蟻族」（大學畢業生低收入的群 體）、農民工等。
　在廣州城中村或者城郊，建有一些格子狀的平房，每間約5至6平方米。因為水電齊全，月租僅需300到400元，許多到廣州謀生的人都藏身於此。
　10平米擠四口 月無剩餘
　廣州鶴洞大橋周邊，這樣的格子房蜿蜒100多米長。楊梅生一家三代四口，在不足10平方米的方格子裡已住了數年。
　楊梅生和妻子阿蓉在海珠區一家服裝銷售店做店員，兩個人每個月的收入加在一起，大約有5,000元。之所以選擇如此侷促的住所，一方面廣州的房租太貴，另一方面是為方便兒子在鶴洞大橋附近上學。
　「在市區上幼兒園，每個月要700多元，這是一個沉重的負擔。」楊梅生說，兒子就讀的私立幼兒園，其實並不算十分正規，若教育部門查下來，很難辦 下去。他表示，「一家4口人吃穿住行，每個月花銷在3,000元左右，基本上每個月不可能有存餘的。」為了照顧孩子，孩子的外婆去年也來廣州和他們一起 住。現在，一家四口三代人，就容身其間，月租金450元。由於格子房子正好在一棵大樹下，室內的採光極差。即使白天也要亮著燈。除了床、幾條長凳，和一些 簡單的電器，兩個人在裡面轉身都比較困難。
　今年32歲的楊梅生說，老家村裡人都說他在大城市工作，又把丈母娘接過去住，常被同鄉誇「混得不錯」。每次，他都欲辯還休，「也許是好面子吧，小孩和丈母娘跟著我們吃苦，說出去臉上掛不住。」
　人流雜亂 時有偷盜鬥毆
　和楊梅生同屬「80後」，25歲的小曾卻有著不同的人生軌跡。小曾來自貴州，3年前畢業於當地的一所本科院校，專業是市場營銷。小曾說，大學畢業 後，父母希望他在家鄉考公務員，但他希望出來闖一闖。2010年過完年，他來到廣州。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中型超市做理貨員，工資是2,300元。做了2個 月，他發現做的工作僅僅是整理貨架商品，完全是體力活，且枯燥無味，和所學專業完全不同。拿了兩個月試用期工資後，他選擇了辭職。這期間，他曾和同事合租 過一套小房子，分攤下來，每人每月要700多元。扣除最基本的生活開支，要繼續租住下去，必定難以為繼。除了流落街頭，入住「籠屋」就成了他絕無僅有的選 擇。
　「雖然在大學宿舍也是幾個同學住一間的，但是相比之下，籠屋畢竟人多雜亂，居住環境相差很多。」小曾說，在籠屋裡丟過手機，被偷過錢，也因為瑣事被同居一室的人毆打過。儘管如此，因付不起更高的房租，他一直在不同的籠屋中輾轉。
　為了生計，小曾做過各種工作。最近，剛剛從一家瓷磚銷售店辭職的他，又陷入繼續找工作的低潮裡了。儘管，現在每天都疲憊地在籠屋和招聘市場之間穿梭。小曾說，目前還不打算回家鄉工作，希望能在珠三角闖出一片屬於自己的天地

Read more »

梁晓声：中国人，你缺了什么 (1) ？

梁晓声：中国人，你缺了什么？
编者注：6月9日，梁晓声在王府井书店新书分享会上以《中国人，你缺了什么》为主题发表演讲。梁晓声认为社会一方面缺少对公民的保障，另一方面又缺乏对公民的要求，导致国人的焦灼、烦燥和郁闷，甚至孩子们都不明白现代中国人应该是怎样的。与西方相比，国人缺少对公共道德和规则“先天具有”的遵守。同时，我们也不大相信好人的存在，也许在理论上相信有好人，可在生活中却是普遍的互相揣度。梁晓声相信即使在文革等特殊年代，依然有人性的闪光点，只不过“文化把我们生活中明明发生的，对于后人有影响的元素都剔除掉，现在就剩下了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样子”。
梁晓声，著名作家，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曾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辑、编剧，中国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及中国电影进口审查委员会委员。著有《年轮》、《雪城》等，最新出版《中国人，你缺了什么》。
编辑：周东旭
社会缺少对公民的要求
更多的情况下我是不想说什么，我之所以还在写，正是由于懒得说话。因为平时很少说话，很少交流，就把平时想到的写下来。
中国人缺了什么？我想说两点：一是缺少社会对我们的要求；更加缺少社会对我们的保障。我不太能够分得清楚究竟是前种“缺少”还是后一种“缺少”，导致中国人目前的焦灼、烦燥和郁闷。
后一种“缺少”是大家更常谈到的，一个中国人几乎从一降生就开始有所感触，缺少安全感。比如奶粉质量有问题，玩具、家具装修质量也有问题。
孩子上学问题，一到孩子上托儿所的年龄，家长们的烦恼差不多就开始出现，进较好的托儿所得求人找关系，上小学也是这样，上不了好的小学，似乎就进不了好的中学和大学。遵循这一逻辑，西方的某些著名人物可能都不会成为他们后来成为的那种人，因为他们上的托儿所、小学、中学、高中都相当一般，甚至在大学里的成绩也不是名列前茅。
大学毕业之后，就业也成为一个问题。再接着是高房价，还有交通、空气质量、饮水质量等。当我们说这些单靠监管解决不了的时候，更深层的问题是生产粮食蔬菜和水果的土地也有了问题。既然中国人也只能活到这个份上，那就不用管这些，爱怎样就怎样，也得吃喝，也得呼吸，也得活着。
当然，别有什么病，生病更可怕。我活到这么大年纪，很少上医院，到45岁的时候去过几次，北京的几所大医院相当令人震撼，好的医院整个感觉像接踵摩肩的超市，每个窗口都要排队。任何医院的一名医生我估计一天恐怕要接待50位左右的门诊患者，有时候可能更多，如果你正好是后面的几位，他不希望五分钟内把你打发掉就是一件奇怪的事。我经常碰到的情况是患者坐下之后，医生问你哪不舒服，有什么感觉，最后问你想吃什么药，排了一上午，可能五六分钟就看完病，拿着药单，所取出的药和之前几次可能都差不多，关键在于你还不知道这个药的品质。
当然，我们本身也缺少，作为现代最文明人类社会对于他的公民的一些要求。前一段有过相关报道，一个孩子在埃及的古墓乱刻乱画，那是在埃及，是在人家古文明的建筑上，不是咱们自己家里，在长城上，反正那么多人留了，找个地方插空再留一个也就没什么。
中国人可能缺少这方面的教育，这是什么原因？似乎是由于社会本身应该给予人们的保障那么少，社会有时也不太好意思对自己的公民提出过多的要求，社会不提，学校不提，家长对孩子也不提，最终导致孩子们不明白现代中国人应该是怎样的。
中国人缺少对公共道德的遵守
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中国人在国际上的形象并不是很好。我第一次出访法国，由于不知道法国公交车的规定，他们一律从后门上车，从前门下车，我看前门开着，大家排在后门，就从前门上车了，也不是挤车挤惯了，只是想早点上车就可以早点开车，可那法国司机对我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训斥了半天。我不太清楚他用法语说了什么，陪同我们的是法国外交部人员，他与司机说了几句话，司机顿时对我客气了。下车之后外交人员告诉我，他对司机说我是日本人，法国人不喜欢中国人，因为太不懂规矩，如果说是日本人，法国人就会以为是初犯。当时我的自尊心受到非常大的伤害。
后来我写了一篇《文明的尺度》，文章的结尾写到：我感觉可能是文明在西方，传统在台湾，腐败在大陆。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我们乘车到法国巴黎郊区的一个乡村旅社住宿，当天刮风下雨，山路也很窄，我坐在司机旁，前面的车上有两个法国女孩子脸朝后，望着我笑，他们可能很少看到中国人。当时有客人在等着我们，心里很着急，车又开不快，前面有车又不能超过去，心想真倒霉，要是我们的车在前面就好了。后来有一段路够宽，前面的车停下来，开车的那位父亲下了车，我们车上负责开车的法国外交部人员也下了车，两人在那说了半天，我心想，还跟人家说什么，赶快把车开过去就是了。
那位父亲对他说，一路上都是他的车在前边，这不太公平，现在请我们开到前边去，外交部的小伙子说，我们马上就要到住的地方，还是保持原来的状态吧。那位父亲接着说了一句话，还是希望我们开到前边去，车上坐着他的两个女儿，他不能让女儿认为不让车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恐怕我们中国人就缺这一点，我不太知道这是由于什么样的文化，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够直抵人心，而且成为一种不可度量的似乎先天具有的遵守。
我们经常讲外国人等红灯过路的事，虽然路上没有行车，依然会等到绿灯再过。我一般要求自己不闯红灯，特殊情况下人行道虽然是红灯，但路上没有车辆，也经常闯红灯。我最初坚持一个人站在那，等红灯变成绿灯再走，尽管左右两边没有车，但最后发现就我一个人在那儿，别人看着我，觉得好奇怪，然后也就变得有时闯红灯了。我看到的一篇文章就谈到，中国人和外国朋友在那里等绿灯，虽然路上没有车，但外国朋友说或许在对面的几层楼上正有孩子们看着，他们是那么在意孩子们看到了会怎么样。
改革开放有一个好处，中国人出去后不但看到外国怎么样，还了解到外国人怎么生活。比如，到海边游玩捕捉沙滩上的螃蟹，包括海螺，外国有相关规定，如果从沙滩挖出来的螃蟹或者海螺不够尺寸，不可以放在自己的小篮子，否则就是违法。有心细的中国人特意带了一把尺子，测量之后发现有些海螺确实比法律要求的尺寸小一些，但他已经把它挖出来，就去问海滨的巡逻员，这个海螺差一点就够尺寸，可不可以？后来收到了罚单，还收到法庭的传票，他就觉得很委屈，并告诉人家说带了尺子，对方的回复是既然带了尺子，它不符合尺寸，为什么不当即埋下去。
中国人可能觉得老外们生活太矫情，在中国确实做不到，他们甚至到了这样的程度，即使旁边没有人，钓到的鱼不符合尺寸也要抛回水里，因为如果回到家偶然被邻居发现，会把你视为一个不遵守公共道德的人。
中国的淡水蟹被引进德国，但德国人又不是很喜欢吃，导致泛滥涌上公路，对中国人来说肯定是件好事，但外国人骑自行车到这里都停下，汽车也停下来，没有人会觉得这是我们不喜欢的，就像看到甲壳虫一样，可以用车轮碾压过去，会有人拿出手机给有关部门打电话，让他们处理一下。
这是一种什么文化？用多长时间才会使一个国家的公民成为这样？当然，我们没有必要说欧洲人都是君子，从新闻也可以看到他们的校园暴力、恐怖事件，这样或者那样的社会问题。但我们看人家好的一面，向人家学习，有时他们好的一面又是我们很难做到的。

Read more »

梁晓声：中国人，你缺了什么 (2) ？

http://news.ifeng.com/exclusive/lecture/special/liangxiaosheng/

中国人缺少好人文化教育

中国人最主要的是缺少好人文化的教育。
我们有这么多人，一百多年前全世界的人口也只不过是16亿多一些，也就说中国现在的人口几乎接近一百多年前的全世界人口，一百多年前的北京已经是世界人口最多的第一大城市。比如澳大利亚领土那么大，有那么多的资源，那么少的人口，搞什么“主义”都可以，可以搞一百年资本主义，不行再搞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行再搞澳大利亚式的社会主义，什么都来得及调整、转变。
而我们的优质领土很有限，适合人生存的领土事实上也不很多，像新疆一大部分是戈壁滩、沙漠，就这样一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口，搞什么主义都难，从这个主义变成那个主义更难、更可怕。
西方国家有宗教，不能说中国完全没有宗教，中国有宗教但是缺乏宗教信仰。据说所知，在西方假如人们到新的地方重新开始建城镇，除了盖好自己的房子，第一是要建学校，第二就是教堂，再接着就是图书馆，小镇都有图书馆。今天到我们的各个城市，原来的老图书馆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都被出租卖服装、卖百货。新的图书馆盖得很大，按照国家要求，有多少人口就必须建一个图书馆，又不能租出去，相当一部分空闲在那，基本没有人借书。
至于宗教信仰，佛教、道教圣地香火依然非常旺，求升官，求发财，求健康，求儿女的未来，甚至也可能有人暗地里求神惩罚别人，同时保佑自己，就跟过去扎面人似的。中国人在神面前忏悔的时候多吗？我们受过忏悔文化的影响吗？进一步说，我们受过好人文化的影响吗？
今天的中国人可能在理论上相信有好人，但在生活中除了自己的亲人和工作单位的至交好友，每天下班的时候是不是经常想谁在背后会做我的小动作？这种互相的揣度在一般人之间有，在官场上更是如此。
另外，我们的文化和文化受众之间有相当奇怪的一种关系，比如前一时期我的电视剧《知青》播出后，有人说那个年代哪有好人。如果谁站在我面前这样说，我会对着他的脸吐口水，这样说的人至少表明在那个年代他就不是好人。电视剧里的女主人公是周萍，一个家庭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她回家探亲时男朋友在小镇的旅店里等着她，而且发高烧，小店的老板和妻子对他们很好。有一次我在外地接受采访，一位媒体的副主编对我说，看过了电视剧，但很失望，他说一直看着，盼着，等着，就那点满足没给他。我问什么满足呢？他说在那种情况下，周萍有可能被强奸，你怎么就不写？说实在话，我当时也想吐他一口，这还是知识分子，就盼着看这样的情节，而且认为不这样写就是不符合生活。难道生活中只要女孩子单身住在一个地方就会遭到这种情况吗？我真觉得这是生了病的中国人，而且几乎是不可救药的中国人。
为了证明生活不是这样的，我把前两天翻到的一篇文章《秋雨中的回忆》念一段给大家。
那是一段30多年前的往事，返城火车站人满为患，行礼在仓房里堆得像小山似的，火车票早已售謦。车站的墙上贴着醒目的告示，上海方向3日内的车票已经售完，旅客们请用已购好的车票办理行李托运手续。幸好站上一位值班的师傅发现了我的窘境，帮我把行李挪到了一个小屋里，雨夹着雪花绵延开来，看样子短时之内不可以停息。好心的师傅见我可怜，答应帮我照看行李，让我赶紧找家旅社休息一下。我深深鞠了一躬，谢过师傅，赶紧去找旅社。此刻，我已困倦得撑不住了。
这是别人的回忆，证明即使在文革年代，这种事情也是有的，如果我们这样写文章拍成电视剧的话，国人会说什么？真是胡编，哪有那么好的人。如果在今天的生活中碰到这样一位好心的师傅，心里边可能还会想，他要干什么？对我有什么企图？
第二天一觉醒来，已经晌午，可脑袋仍是昏沉沉的。当那位师傅得知我没能买上车票，行李没能托运，答应帮我想想办法，尽管我对他是否真能帮上忙将信将疑，但在我走投无路之际，这不失为一根救命稻草。师傅把我带到站长家，屋里一大家子人正围坐在炕上包饺子，锅里正煮着的饺子热气腾腾。站长原来是位女同志，姓徐，问清原委后，站长极其热情地招呼李师傅和我一起喝酒、吃饺子，顺应了一句东北老话叫“饺子就酒，越喝越有”。当晚我拿到了去上海的车票，并办好了行李托运，这一切想起来我至今都会泪流满面。
生活中当然有这样的事，有这样的人，当然需要人写出来，但是它发表在一本小小的杂志，发行不过几千册，在13亿中国人中又有多少人能看到呢？你们今天应该感谢我，因为我发现了这篇文章，带来了，而且读给你们听，让你们相信在从前的年代，我们中国人有好人。
今天也应该有好人，但是我们最有影响力的文艺，为什么就不表现这些？为什么总表现人和人的争斗？穿古装的斗，民国的斗，抗日时期也斗，到现在婆媳、妯娌还斗，单位斗，学校里也斗。
要知道，当写生活中的好人的时候，经常发生的情况是什么？编剧和导演要讨论，而常常是导演说，而在创作的时候我相信人在生活中应该像上面的师傅那样去做，也要通过电影和电视剧这种方式来表现。可导演经常会说，哥，咱别这样写，没人信的，首先自己就不信。
我们的文化剔除了对后人有影响的元素
最近两天我为什么说很烦呢？不断写序，给这样和那样的人，中国人终于可以都出版书了，我的知青战友们也写书，看得头都疼，没有看见眼前一亮的东西，差不多到最后一篇，我看到了《烧档案》。
一位北京知青当年16岁就下乡，后来成为兵团通信连。那时因为中苏关系紧张，他们掩蔽在一个没有人去过的深山里，在那里生活了几年，平均年龄不到20岁。这肯定会使人得抑郁症，最后只剩下3个知青的时候，实在坚持不住，因为一点事就吵起来，其中一个知青就动枪，并且开了枪，所幸没有死人，但是受到纪律处分。后来当要返城的时候，另一名北京知青负责为档案袋装封条，盖上单位的章，他突然发现，全班怎么就这个知青战友的档案这么厚，拆开发现都是关于当年他开那一枪的档案，差不多有七八十页，包括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不同级的处理意见，批判他。
当时这位青年就想，他带着这么厚的档案回北京，找工作怎么办？能不能不这样？于是就找到当时的连长，没想到连长也很爽快，两人就达成一致意见，把他叫到连部，关上门拿出档案说，这是怕影响你，虽然是违反纪律的，但文革已经结束，现在你要回城，请放心，当着你的面我们把它烧了。
这好不好？我们能不能那样做一点？很多人会说，你以为全中国都像他们一样了？我说的好人不是老好人，是经过自己的大脑思考一下，做一点，然后对别人的命运产生一点小小影响。今天的中国人恰恰有那么多的“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为了利别人才不会拔自己的毛，这太令人沮丧。
好人文化就是说在不同的选择中，能做出这种选择而不是那样的。这使我又想到即使在文革年代，傅雷夫妇自杀之后，骨灰没有人认领，两个儿子在国外，当时上海一位姜姓的普通女工，只不过因为读过他们的书，通过他们的书认为他们不可能是坏人，因为他们的书教人好，所以就去认领二人的骨灰，如果不认领的话，三天之后就会被扬弃。
而且，她不但认领了，藏匿起来，还多方写信，替傅雷夫妇死后的名分进行申辩，自己也遭到不公平对待，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才把骨灰交给傅雷的两个儿子。傅雷的儿子傅聪是音乐家，问她有什么要求？她说给我一张票，听听你的演出。我经常想，就这样的一个女工，这才叫中国人，这么帮助我们中国的一个女工，为什么就不能拍成电影？我多次与跟导演说，为什么不能把这一段拍出来，而且字幕上要打出来，根据真人真事，让全世界都看看，在极特殊的年代，中国人曾经是什么样的。
民盟前主席费孝通是潘光旦的学生，两人是师生关系，相差20多岁，后来都被打成右派，文革时潘光旦先生在积水潭医院住院，即使住院造反派也还要敲着床，让他交代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他已经感到自己身体非常不适，然后让女儿偷偷接出医院回家，可他已经没有家，只不过有一个小房子，水泥地，床上还没有被褥。第二天晚上潘光旦全身痛苦，半夜里让女儿去找学生费孝通，费孝通住得离他不远，都在民族大学。费孝通来了之后，当时也没有夜里开门的医院，买不到药，也不能背着他上医院，他是打入名册的人。费孝通只能把自己70多岁的老师潘光旦搂在怀里，搂了一夜，最后潘死在费孝通怀里。这种师生情，在那样的年代，我也经常想，要拍出电影来，放给全世界看。这不是中国人的羞耻，而是中国人的光荣。
有几千年传统文化和文明影响的中国，在特殊年代里，一些知识分子能把人性和师生关系演绎到这样的程度，可以让全世界都来看。但是，又不能拍，不能表现，我们的文化把我们生活中明明发生的，对于后人有影响的元素都剔除掉，现在就剩下了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说中国人缺什么？当然也缺文化的影响。（感谢中华书局何明昕女士的大力支持）

Read more »

陸超級電腦天河二號 將冠全球

大陸正式誕生全球運行最快速的超級電腦「天河二號」。這款最先進的電腦將超越美國田納西州橡樹嶺國家實驗室「泰坦」（Titan）超級電腦。「天河二號」的運行速度是「泰坦」的3倍，在全球超級電腦500強排行榜上，可望問鼎榜首。

　超級電腦主要是政府機構設計武器和收集情報使用，一向被視為國家競爭力的象徵，世界運算速度最快電腦的寶座近年來一直被美國、中國和日本這3個國家交替占據。

　天河一號曾稱冠

　《華爾街日報》報導，大陸國防科技大學告訴美國超級電腦專家唐加拉（Jack Dongarra），中國開發的新系統「天河二號」使用來自美國英特爾的兩種不同電腦晶片及一些國產電路系統。

　經初次測試結果顯示，「天河二號」有可能在本月中公布最新一期全球超級電腦500強排行榜上，躍居世界第一。

　每秒運算54.9千兆次

　2010年，中國的「天河一號」曾短暫成為世界運算速度最快的電腦，但隨即美國研究機構又推出更快的系統，即田納西州橡樹嶺國家實驗室的「泰坦」超級電腦。

　唐加拉說，中國官員稱，「天河二號」理論上的性能峰值是每秒運算54.9千兆次；相比之下，「泰坦」系統每秒運算是17.59千兆次，因此「天河二號」的運算速度是「泰坦」的3倍。

　美國勞倫斯伯克利國家實驗室的專家西蒙（Horst Simon）說，美國能夠挑戰「天河二號」的下款超級電腦，預計2015年才會出現。如果有人覺得中國人研究超級電腦只是噱頭，這台電腦可證明他們錯了。

　西蒙表示，美國政府最近對超級電腦進行零散的投資，而中國的投資一直很穩定。在美國長期占據領導地位的一些領域，中國人已經參與競爭並取得成功。

　「天河二號」系統的官方價格還未公布。該系統是在中國公司浪潮集團（Inspur Co.）的協助下所建造，研製經費在10億人民幣以上。

　小 靈 通

　超級電腦

　超級電腦是指能執行普通個人電腦無法處理的大資料量與高速運算的電腦。現有的超級電腦運算速度可達每秒1兆次以上，運用的範圍相當廣泛，諸如天氣預測、氣候研究、運算化學、分子模型、天體物理、汽車設計、密碼分析等。

　超級電腦還可應用在娛樂業，例如3年多前風靡一時的電影《阿凡達》，影片中超過三分之二的人物與景象，都通過超級電腦製作出來。但超級電腦運作時，常產生高熱，需要強大冷卻效果，挑戰放置空間的通風空調能力。

Read mo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