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24日星期三

手机芯片业激荡变局

与传统PC芯片市场一大一小格局不同,移动芯片市场厂商较多。据Strategy Analytics的划分标准,移动芯片企业分为三类:
-- 垂直厂商:苹果、三星、海思
-- 全球厂商:高通、英特尔、英伟达、美满科技等
-- 亚洲低成本厂商:联发科、展讯、威睿电通、瑞芯微、全志等
该机构高级分析师斯拉万·昆杜佳拉(Sravan Kundojjala)评价道:“目前,诸如苹果、三星这类垂直厂商占智能手机应用处理器市场份额的20%以上。在全球性厂商中,高通表现良好,其它全球厂商在垂直厂商和亚洲低成本厂商的夹缝间生存,比较痛苦。得益于在新兴市场的强劲表现,联发科和展讯正在迅速提升其应用处理器的出货量。”
尽管看起来厂商众多,但从格局变化来看,移动芯片领域正在重复PC芯片市场走过的路:集中化。在走向集中化的过程中,市场的洗牌非常残酷。6月2日,博通宣布放弃其手机基带业务,相关部门将会寻求出售或者被迫关闭。
在重资本、重研发的基带芯片市场,博通的退出主要是源于资本压力。据拉万·昆杜佳拉(Sravan Kundojjala)的研究报告称,博通自2007年以来,在基带芯片研发投入超过30亿美元,但该部分业务并无盈利。随着3G基带芯片技术的成熟,以及这一市场的激烈竞争,博通的3G基带芯片出货量增长率从2012年的193%降低到2013年的4%。随着3G基带芯片进入门槛的降低,更多的厂商加入竞争,导致3G芯片利润率变得很低。
竞争激烈、资本消耗让博通选择了退出,而博通不是第一家做出如上选择的公司,退出基带芯片市场的有德州仪器等知名芯片公司。
市场的成熟,让市场走向整合。除了苹果三星这样的垂直厂商外,手机芯片市场走向了高通和联发科的两强局面。Gartner半导体研究总监盛陵海在接受凤凰科技采访时表示:“应该说目前市场状况是拥有高集成度芯片的高通和联发科已经分别在中高端和中低端市场上确立了领先地位,Intel和三星由于在基带芯片整合性方面的落后,暂时无法相提并论。”
而这一两强局面,在今年下半年将继续巩固,尤其是当目前4G成为中国手机市场的大势所趋之后。截止目前,高通是唯一能大量供应商用“多模多频”4G整合式芯片的厂商,联发科的4G整合式芯片将于今年下半年推出。
在Gartner移动设备首席分析师吕俊宽看来,联发科对中国4G普及的作用至关重要。他表示:“4G仍然是今年应当关注的重点。联发科4G芯片上市的时间,将对各家终端厂商的4G产品布局,以及中国4G的普及率具有決定性的影响。”
行业仍存重塑可能:英特尔、海思成两大变量
两强之外,另外一支需要关注的潜在力量是传统芯片巨头英特尔。英特尔在经历了移动转型初期的挫折之后,正以“不差钱”、“不差技术”、“不差人才”的姿态迅速追赶。
2013年底确立主攻平板芯片战略,与中国深圳的新兴厂商合作,给与技术、资金、资源的扶持,以完成2014年平板出货量同比翻两番至4千万的目标;而在手机芯片方面,埋头研发。尽管没有整合式芯片,但其LTE基带芯片是除高通以外,业界第二家能够稳定提供商用LTE基带芯片的厂商。
在6月3日的台北电脑展上,英特尔移动通信事业部总经理贺尔友宣布整合式芯片的进展:英特尔的整合式手机芯片SoFIA平台将于今年下半年推出3G版,明年一季度推出4G版本。
也就是说到明年上半年,在4G整合式芯片上,高通、联发科、英特尔这三家企业将展开激烈的角逐。而对于4G芯片晚于高通和联发科推出,英特尔表示并不担心。
在英特尔高管看来,他们的战略目标,毫无疑问是直指高通。英特尔移动通信事业部中国区总经理陈荣坤表示:“只要是高通进入的领域,英特尔都会进入。”
除了高调的英特尔之外,手机芯片市场另一支需要关注的变量则是华为旗下的海思半导体。6月6日,海思发布了整合式芯片麒麟920,该芯片为8核,支持4G LTE Cat6,速率可以达到300Mbps。
如果海思4G整合式芯片量产,那么明年市场格局将变为高通、联发科、海思、英特尔四家的战局。据一位台湾从业者称:“其实华为在4G某些技术方面,是领先于业界的。”当海思的技术不是问题之后,横亘在海思面前的问题,则是其战略选择和尴尬的位置。
目前,以华为终端出货量来说,还离不开高通的支持。海思的大动作进展,是否会影响华为终端和高通的关系,还有待华为高层的考量和平衡。
无论是高调的英特尔还是低调的海思,在激荡的市场潮流中,两者都是手机芯片市场的重要变量。在两强的格局下,改变甚至是翻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2014年9月18日星期四

中國正在改寫「新殖民主義」世界史

事實上,整個中國就是一家公司,而我們每個人都被抵押給了這家China, Inc.!
【看中國如何在全球佈局,掌控石油、可耕地、礦產、水、糧食等大宗物資,改寫「新殖民主義」世界史!】
‧2005年,中國企業聯想集團,以12.5億美元,買下IBM的PC部門。
‧2007年,中國鋁業公司,以30億美元買下祕魯托洛莫丘山,以開採銅礦。
‧2008年,中國遠洋運輸公司,以43億歐元買下世界第三大客運港--希臘比雷埃夫斯港兩座貨櫃碼頭的35年經營權。
‧2009年,中國借俄羅斯石油公司250億美元,換取供給石油20年。
‧2010年,中國對巴西投資達200億美元,用以興建煉鋼廠、電訊設施,以及近海油源的探勘和開採。
‧2011年,中國成為美國國債最大的持有者!
中國在2005~2011年間已執行超過350項、總值高過4千億美元的對外直接投資,尤其是天然資源。過去我們以為,中國的搜購行動只限於非洲、南美等落後地區,本書明確指出:這個資源布局行動早已遍布全球!
在這「現金為王」的時代裡,中國挾著龐大的外匯儲備、黨國合一的管控、環環相扣的複雜策略,以及堅定的決心,在資源競奪戰中勝出,形成「買方壟斷」的獨大態勢!
尤有甚者,中國更藉此建立國際人脈、對外輸出中國製廉價商品、移植人民與勞工,寫下另一部中國專屬的《新國富論》,既維持其經濟成長、降低失業率,又搖身成為援助落後地區的救世主;而如歐洲、美國、日本等先進國家,明明身為資源戰中的競爭者,卻也和它產生微妙難解的依存關係,再也無法擺脫。
事實上,整個中國就是一家公司,而我們每個人都被抵押給了這家China, Inc.!
作者為我們攤開世界地圖,繪製出地球上各種大宗物資的分布板塊,無論硬性(如礦產、金屬、土地、水、能源)或軟性(如木材、糧食穀物等)物資,均從需求、供給到消耗與流動,全盤解析中國如何操控全球期貨交易市場,一步步寫下「新殖民主義」的史頁,以及世界各國如何進行制衡;而現在和未來,又對全球政治、經濟、社會造成怎樣的深遠影響。
《內容摘錄》
二○○七年夏天,有家中國公司買下祕魯境內的一座山。更具體的說,中國買下這座山的礦物開採權。托洛莫丘山(Mount Toromocho)海拔四千六百公尺,山形宏偉,高度有聖母峰的一半多。該山蘊藏二十億噸的銅,是世上最大的銅礦床之一。祕魯政府以三十億美元的高價,把托洛莫丘山的所有權由祕魯人民轉到中國人手中。
中國收購大宗商品的行動令人咋舌。只花十餘年時間,中國在這方面的表現,就從微不足道成為第一把交椅,在全球各地談成許多與資源有關的交易。
中國鋁業公司,也就是買下祕魯托洛莫丘山開發權的那家公司,二○○八年也斥資將近一百三十億美元,參股澳洲的鋁業。二○○九年六月,中國石化業龍頭之一的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斥資七十二億美元,買下在伊拉克、奈及利亞擁有可觀資產、總部設在瑞士的阿達克斯石油公司(Addax Petroleum)。二○一○年十月,中國國營石油公司以七十億美元,買下西班牙能源公司力豹仕(Repsol)的巴西分公司的四成股權;二○○六年六月,以三十五億美元,買下與俄羅斯石油公司(Rosneft)合資成立的一家石油公司的部分所有權。
用來生產商品與服務的生產要素,統稱大宗商品,而大宗商品充斥於現今日常生活的各個層面:驅動汽車、卡車、電網的能源;各種生物維生所需的水;生產穀物和其他糧食的可耕地;用於從手機到電視螢幕等各種產品,且作為各種機器之生產要素的多種礦物。
難怪標題編輯和媒體評論員要以警世語氣說道,大宗商品圈將有大災難:可耕地不足引發的衝突、水源不足時的搶水衝突、隨著全球能源供不應求可能引發的政治惡鬥。但儘管大宗商品和大宗商品市場如此重要,我們對全球經濟這一基本成分,這一世上最大的資產類別的了解,再怎麼說,都仍然很模糊。
《當中國買下全世界》將探索,接下來幾十年世界所將面臨的大宗商品局面。幾可確定這一局面的特色是,因資源短缺加劇所引發的全球性緊張。更具體的說,本書主要著墨於,中國在世界各地區競奪資源的手段和可能帶來的影響。世上諸大國中,只有中國把其經濟、政治策略的重心,放在預為因應未來資源不足的重大挑戰上。
但除此之外,《當中國買下全世界》也是向世界其他人發出的一則強力呼籲。儘管全球知名且傑出的大宗商品專家吉姆.羅傑斯(Jim Rogers),大約十年前已在其著作《熱門大宗商品》(Hot Commodities)中,就資源的重要性,提出言之有理、持之有故的論點。面對資源不足的挑戰和中國作為所引發的種種變化,世上其他人大體上仍未充分準備好因應方式。
會有什麼危險?最起碼,資源嚴重不足會使世界走上大宗商品(可耕地、水、礦物、石油)的平均價格飆升且持久不墜的境地。屆時,超市裡的糧食(用小麥做的麵包、穀物和糖、肉、奶等)、自來水、手機與汽車、汽油,其他許多日常生活品,價格會大漲。而價格上漲必會導致世界各地人民的生活水準下降。
隨著資源不足的情況持續惡化,在最極端的情況下,大宗商品短缺可能引發兵戎相向。誠如後面會談到的,自一九九○年以來,全球至少有十八場暴力衝突肇因於資源不足和資源取用權的問題,其中有好多場衝突至今尚未停歇。此外,在大宗商品不足地區,例如缺水的中東或人均可耕地較少的亞洲部分地區,還有許多國家很可能爆發暴力衝突。在這些地區和其他地方,居民處於龐大需求與供應不足的脆弱平衡中。可想而知,可能會有更多國家和更多人被捲進這棘手的情況裡。
中國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大舉收購資源。中國在全球各地購買硬性大宗商品(開採或提煉出來的金屬、礦物)、軟性大宗商品(一般來說是地上長出的商品,例如木材、穀物和其他糧食),以及投資用來支持、方便他們開採、運送前述商品的基礎設施(鐵公路與港口),確保中國耀眼的經濟發展持續不墜。為達此目的,中國人似乎決意竭盡一切手段,而由於中國收購資源的舉動遍及全球,且積極程度為史上所未見,其對世界經濟的影響,我們當然也無法倖免。
本書探討三大主題。
首先,本書從全球大宗商品供需的角度,探討中國崛起為全球資源最大買家一事,可能帶來的經濟影響。中國如今是已開發、開發中世界裡,許多最具影響力的經濟體的最大貿易夥伴。短短幾十年,中國就成為最炙手可熱的外資來源。事實上,不管是富國,還是窮國,都不只是坐等中國眷顧,而是主動尋求中國投資。
如今中國向外國政府提供貸款、購買外國債券,資助學校、醫院的興建,出資興建鐵公路之類基礎設施(特別是橫越世上最貧窮地區的鐵公路),滿足地主國的需求,比起常在貸款上附加嚴厲政策限制的世界銀行之類國際組織,中國是更受歡迎的投資者。中國的經濟影響力遠及美國、非洲、東歐、澳洲、南美,且影響力之大無可估量。中國與日俱增的全球影響力,反映其經濟的成長和隨之而來對資源需求的成長。
其次,本書著墨於中國日益壯大的金融影響力,和其對全球大宗商品市場運作可能的影響。經過一段時日,中國已成為各種大宗商品(礦物、石油,乃至土地之類非公開買賣的資產)的邊際買家。中國如此大量購買全球資源,使其定價權力日增,從而自然而然的影響市場的交易方式,這有助於決定地主國境內資產的價值。因此,釐清中國涉入資源價格訂定和影響市場價格起落所帶來的後果,至為緊要。
最後,本書旨在探討中國追求資源的舉動所可能帶來的社會、政治影響。我們不可以只從經濟、金融的狹窄角度,審視中國在世界上的角色。中國有計畫的全球性追求資源行動,不只大大影響地緣政治,也左右世界各地人民的生活和他們與自己政府的互動。中國的投資若有助於提升地主國的人均收入,減輕地主國的貧窮,其影響就可能大體上是正面的;但這一新獲得的財富也可能讓專制政府獲益,使後者能利用這些錢來擴權或制服本國人民。中國人或許未公開表示意圖削弱地主國的政治環境,但他們(一如其他外來投資者)必須在資源投資的好處,例如,在亟需這類投資的國家裡,創造就業機會和建設基礎設施,和這類政治成本之間,仔細拿捏輕重。
當然,中國不是第一個向全球追求資源的國家。睽諸歷史,遠至西元一世紀時羅馬人的著名戰役,到十六世紀末期英國的跨大陸行動,再到一八六○年代中期至一八七○年代之間,現代歐美跨國企業的興起,都可看到類似的情形。為這些經濟體提供動力的工業革命,創造了對原物料無法滿足的需求,使他們必須遠赴異地尋找資源。歐洲人殖民非洲和後來瓜分富藏石油的中東,基本上都是掠奪大宗商品的舉動。中國雖然大張旗鼓購買資源,卻似乎沒什麼領土野心。但中國有兩個有利工具,且是那些更早期的大宗商品追求者所未具備的,至少從規模上來看是如此:龐大財富、經濟和政治紀律。
在現金為王的時代,人盡皆知的龐大現金儲備——二○一二年超過三兆美元的外匯儲備,使中國能做到其他國家所做不到的事,能前進其他國家所到不了的地方。簡單的說,中國人在全球各地大肆採買。即使中國的經濟成長率下降,中國無可饜足的大宗商品需求,也不可能大減。
祕魯之類的窮國,覺得拿自己的資產抵押借款、賣掉自己的資產,並沒什麼要緊,即使那資產是一座四千多公尺高的銅礦山亦然,因為祕魯亟需資金來推動經濟成長和發展。
在這同時,債台高築且需要增加國家收入的工業化國家也低頭,向中國大舉借款。例如,二○一一年,中國是美國國債最大的持有者,在由外國人持有的美國國庫證券中,有百分之二十六是在中國手中(約占美國所有公債的百分之八)。
漸漸的,日本、南韓、位於中東的其他國家,也各自展開其爭奪大宗商品的行動,特別是與非洲可耕地有關的行動。但中國有廣土眾民、滿滿現金(亦即能出價高過對手)、堅定不移的決心,意味著就目前來看,大體上是由中國獨擅勝場。
但中國是什麼樣的國家?該把中國的各個部分看成渾然一體的實體?總合始終大於組成部分?中國的成就有賴於許多推動者,如個人、企業、共黨政府。但追根究柢,不管在公領域或私領域裡,他們在「中國更好」這個大目標下統合為一,受一股統貫一切的力量領導。
這一宗旨在中國的「和平崛起」路線裡,或許得到最貼切的體現。透過外交政策發言人鄭必堅於一九九七至二○○四年的多場演說,這一路線廣為人知。這些演說,加上中國總理每年發表的「政府工作報告」(類似美國總統的國情咨文演說),已說明領導階層心中的國家戰略目標。這些演說和報告,從經濟成長目標、技術策略,到外交政策和中國在世界上所扮演角色的聲明,清楚強調了中國政治圈的抱負和攸關發展的重要因素:主要是教育、保健、國內基礎設施之類的公共財。
原則上,其中許多目標和其他政府所訂定的目標,差異不大。但就中國來說,重點不在這些較不具爭議的聲明,而在中國的政治機構如何實現中國的發展目標。中國共產黨透過中央計畫式的指揮、管制經濟體制,來贊助並影響銀行、能源公司、運輸業與物流業、資源公司等龐大國營企業的作為。更普見的是,國家出手贊助由國家帶頭的資本主義(政府在推動創造利潤的商業活動上扮演中心角色),意味著所有行動者都被集中於滿足共產黨的目標,因而就連中國企業家盲目創造利潤的動機,也趕不上中共政治局的政治欲求。
因此,中國政府如何遂行其國家目標主張?它運用制度管理、金錢、人員。
制度管理的方法相當簡單。一如世上其他政府,中國政府透過訂定投資法則、許可證發放規則、個人與企業所必須遵守的營業準則,來約束公司行號的創設,透過中央銀行和審批營業許可機構(例如國家工商管理局、質量技術監督局)等彼此盤根錯節的管制機構,來監控商業環境。但除此之外,重點在於政府能影響到的範圍——法律的長臂有多長。就中國來說,顯而易見的,「管制」遠不只是發放許可證、核發營業執照。
中國的黨國體制也透過錢,例如控制其龐大公款(包括中國的外匯儲備)的撥用,來施行其國家目標。中國國庫金錢的撥用,至少受兩個因素指導。
首先,官方的經濟政策聲明,例如針對哪些部門和產業(糧食生產和能源等)發表的聲明,和中國總理每年發表的「政府工作報告」裡的內容——內容都是服膺於中國持續推動經濟成長和降低貧窮為目標的最高發展計畫。中國政府行事的最主要考量,乃是持續掃貧和可長可久的高經濟成長率。
其次,中國的資金撥發還受到更廣泛的市場情況影響,而這市場狀況可能使國家必須進場提振低迷的經濟成長,或在經濟危機時進場干預。例如二○○八年十一月,中國政府在短短幾天內施行了五千八百六十億美元(約四兆人民幣)的一籃子刺激方案,以打消金融危機的不良影響(出口產業萎縮導致的失業率上升和隨之而來經濟成長放緩)。中國的一籃子刺激方案,相當於在兩年時間內投入大約年經濟產值的一成五左右的資金。
中國政府展露其金錢實力,因此公私分際有時似乎會遭到刻意的模糊:例如,中國政府保有許多上市公司相當可觀的股權(在某些例子裡,政府擁有這些公司超過七成的股權),且中國的前三十大跨國企業,幾乎都屬於國有。投資石油、礦物或公共基礎設施等戰略部門的中國企業,往往屬於國有,因此,從某個角度來看,它們如同中國黨國體制的延伸。這一結構乃是中國的全球資源行動的核心。例如,中國在非洲的三大投資公司都是國營的石油公司: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
中國所謂的走出去戰略,採用由國家控制的工具來進行海外擴張,甚至透過私人企業來從事海外收購。許多中國企業得到政府的資金挹注或國營銀行的(低利)貸款,比起必須以更高成本從金融市場籌得資金的外國公司,明顯占了優勢。許多中國公司不只受益於優惠信用額度(也就是還款條件富彈性或寬大,且一般來說是還款期長、低於市場利率的信用額度),也得益於稅額優惠和重要合約的優先締結權。例如,二○○九年,武漢鋼鐵公司(中國第三大製鋼企業)獲國營的中國國家開發銀行,給予將近一百二十億美元的綜合授信。這筆借款的首要目標,乃是為該公司的「海外資源基礎建設」提供資金,這包括建設大型鐵礦場和生產這些大宗商品的煉鋼廠。隨著中國政府鼓勵國營銀行放款,以刺激二○○八年金融危機後的經濟,這類貸款變得司空見慣。
最後,中國的控制擺在人和人事上。中國的勞動人口中,約有一成是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人數將近八千萬,且數量有增無減。重點不只在於黨幹部人數,還在於黨員幾乎全被擺在重要位置上,以使各部門都把共黨的最高國家目標奉為圭皋。上市公司「雇用」黨幹部,且這些黨代表被視為比這些名義上屬獨立運作實體的執行長,還要重要、還要有權、還要有影響力,這種情形並不罕見。
更甚者,公司的高階人員由中國政府派任,最高階主管的職級等同於部長級。公司在經營上獨立自主,但服從、遵守共黨政策是常有的事。從公司的觀點看,為了得到來自政府的好處,例如優惠性資助和中國政府所居間促成的國際人脈(例如外國高階官員、外國政府的人脈),公司必須接受政府干預成本和依從共黨世界觀的壓力。
讓自家公司能取得(低成本)資金和官方批可,能優先取得外國政府人脈(這些人本身在他們各自國家的資源部門裡地位亦舉足輕重),中國的這套策略似乎有助於實現中國的發展目標。而這套辦法對中國政府和共產黨的指揮、控制來說,都很管用,因此短期內不可能改弦更張。甚至,如果經濟面臨「硬著陸」,中國經濟成長如二○一二年某些經濟學家所預測的大幅緊縮,中國官方的干預很可能會增加。
在許多親中人士眼中,中國政府無所不在,且無所不能。但有位中國企業家挖苦道,政府影響力的高低,取決於你受官方許可的程度,拿公家錢的多寡;以及你選誰,或誰挑選你的重要職員,例如執行長、董事或財務長。差別就在於你被清楚告知該做什麼——該去哪裡投資、該雇用誰等(如果你取得許可、資金、人員),與被告知不該做什麼——例如要某公司不得投資一明確規定之領域以外的事業(如果你想拿到執照的話)。
這些日益盛行的模式,圍繞著交易籌資和在各種天然資源領域所達成的交易而展開,正符合中國龐大國內基礎建設和更長期經濟成長的需求。整個中國是家公司(China, Inc.)。我為人人,人人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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