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伯特和他的挑战 - 刘路新

《韩非子》中有则故事说，宋国有个农人，其田中有一截树桩。一天，一只飞奔的兔子撞上树桩，死了。于是，这个农人便放下手中的农具，每日守在树桩旁，希望还有兔子撞上。 今年的联邦大选，进行过半，如火如荼。每次看到电视上的阿伯特，我都会想起这则“守株待兔”的故事。 虽然竞选激烈，阿伯特领导的自由党，并不急于宣传自己的各项政策，无论是经济的，还是难民的，而是采取太极手法，以防为主，以柔克刚。或许，他们根本就没有政策，或许，他们只是等待，等到9月7日的这一天，工党政府撞上民意这截树桩。 这样，阿伯特这个澳洲农人，就会坐上总理宝座。 为了这一天，他已经等待了好几年。 不过，这次大选，如果自由党获胜，并非因为阿伯特能力超群，领导有方，而是因为他的对手太差，早已失去了民心。 阿伯特其人 喜欢一个人，是不需要理由的。不喜欢一个人，很多时候，也说不出原因。 有些选民，特别是女性选民，不喜欢自由党领袖阿伯特，可是，又说不出为什么。这次大选，有些人不投票给他，可能没有别的什么原因，只是不喜欢他。 阿伯特缺少魅力，缺少Charisma，其实，他是个很有能力的人。 自雪梨大学毕业时，阿伯特获得经济学学士和法学学士，然后，持罗德奖学金，赴牛津大学读政治学和哲学硕士。罗德奖学金是“当今世界最富盛名的奖学金”，在它长长的获奖者名单中，包括美国总统克林顿，澳大利亚总理霍克，工党领袖比兹利(Kim Beazley)，自由党大佬滕博(Malcolm Turnbull)，等等。 回到澳洲，在选择职业时，阿伯特犹豫了很长一段时间，也做过不同的尝试：天主教神父，记者，政治顾问，还短期担任过水泥厂的经理。大选投票时，选过自由党，也支持过工党。最后，直到1993年，应邀担任“澳大利亚君主立宪促进会”的执行总裁，才算找到职业政客这个职业。 共同的保守思想，使阿伯特与霍华德建立起深厚的友谊。1994年3月，在霍华德建议下，阿伯特参加瓦林加(Warringah)选区补选，当选联邦众议员，正式进入政界，在议会，先后负责过教育、就业、劳工关系、卫生、小生意等部门。 霍华德总理很欣赏阿伯特争强好胜的性格，2003年，任命他为卫生部长，负责处理许多当时很棘手的问题。作为部长，阿伯特在议会辩论中表现出色，无论口才，还是智谋，深得媒体好评。 1999年，就共和问题举行全民公决时，自由党允许党员凭自己的良心投票。阿伯特和他的导师霍华德一样，都是坚定的君主拥护者。他们一致认为，澳大利亚应继续作为英联邦国家，伊丽莎白二世应继续作为澳大利亚的国家元首。为此，阿伯特解释说：“有人认为，任何形式的共和，都比现在的制度好，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我们可能会遇到的困难。相反，保守人士不会轻易改变任何事情，他们本能地尊重现有制度，因为它经过了时间的考验。保守人士的口号是，‘如果没有必要变，那就不要变’”。 不过，阿伯特也不是事事都与导师霍华德一致。在劳工关系问题上，土著事务问题上，在对待波琳•韩珊的种族主义问题上，二者态度大不相同。 作为霍华德的内阁部长，阿伯特对于改变劳工关系，并不热心。在内阁讨论“劳工选择法”时，他直言自己的关切。在他看来，这种改变超出了政府的权限，对工人太过刻薄，而且，对劳工关系改变太多，在政治上，也对政府不利。 在反击波琳•韩珊等人代表的种族主义思潮方面，阿伯特更是勇往直前，这与很长时间一直保持缄默的霍华德总理，形成鲜明对照。1998年，阿伯特建立了“澳洲诚实政治基金会”，主要目的，就是为反击波琳•韩珊的“单一民族党”筹款，打官司，并最后获胜。 2009年底，阿伯特以42对41的微弱多数，战胜滕博，成为反对党自由党的领袖。 2010年大选时，阿伯特带领自由党团队表现非凡。结果，在有150个席位的联邦众议院，工党和自由党各获72席。双方均以4席之差，无法独自组成多数政府执政。最后，在一名绿党和三名独立议员的支持下，工党得以组成少数政府，继续执政。 对阿伯特来说，煮熟的鸭子飞走了。 继续做反对党领袖的阿伯特，显得更加成熟，也开始注意自己的公众形象。 作为反对党，需要监督政府的每一个举动：水灾税，医院体制改革，碳税，土著事务，等等。对于土著人问题，阿伯特有着浓厚的兴趣。还作为反对党土著事务发言人时，他在昆士兰北部土著社区作义工教师，同时，还在议会成功推翻昆士兰州政府计划推行的土著社区发展规划，他认为，这“干涉了土著人的土地所有权”。2013年3月，他说，一旦自己当选联邦总理，会把土著问题纳入总理内阁的工作范围，“这样，实际上，就有了一个负责土著事务的总理”。 无论作为卫生部长，还是作为反对党领袖，他与土著活动人士以及土著社区都保持密切联系，并保证，当选总理后，每年要抽出一周的时间，去土著社区生活。 这是阿伯特与霍华德另一个不同的地方。他认为，应该在宪法中确认土著人的历史地位。2013年初，在一次议会发言中，他说：“澳大利亚是个幸运的国家，我们的气候、土地、人民，还有制度，让全世界羡慕，唯一的缺憾是，我们没有与这块土地上最早的居民达成和解。这是我们灵魂上的一个污点。。。我们要承认，1788年以前，这块土地是属于土著人的，就像现在，这块土地属于所有澳洲人一样。不做到这一点，我们就是一个不完整的国家，就是分裂的人民。。。” 其他方面，阿伯特对气候变化一直持怀疑态度，认为这是赶“科学的时髦”。竞选一开始，他就承诺，一旦当选，即取消工党政府的碳税。 阿伯特还是保守的天主教徒，在婚姻问题上，他认为，“婚姻应该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事情”。虽然他的妹妹就是同性恋，虽然他的家人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意见不同，阿伯特仍坚持认为，婚姻应该是“男女之间的事”，同性婚姻“只是一时的时髦”。 虔诚的宗教信仰和保守的思想传统，可能是很多选民，尤其是女性选民，不喜欢他的原因之一。虽然他一再表示，自己的宗教信仰，不会影响他作为政治家的判断和决策。依然有人怀疑，他能否将二者截然分开。 阿伯特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对运动锻炼的热爱，从铁人三项赛，到超级马拉松，骑自行车更是他的最爱。举例来说，2010年3月，参加了铁人三项赛，紧接着，4月，又骑上自行车，开始雪梨到墨尔本之间的慈善骑行。对于舆论界的批评，他说，“一路上，在很多的小镇停留，可以遇到很多人，这些人，可能一辈子也没见过议员”。 他是消防队员，还是作家，共写过四本书。2009年出版的《战线》一书，属于自传性质，书中，对刚刚下台的霍华德政府，对自由党今后的政策和发展，都做了讨论和反思。 今年的联邦大选，自由党获胜，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阿伯特面对的挑战 如果说，阿伯特的当选，是因为他的运气好，是因为对手太差，失了民心，那么，获选后，担任总理的阿伯特，将会面对许多的挑战。 首先是经济问题。 大选中，陆克文总理一再强调，中国的经济放缓，将给澳洲经济带来严重影响。根据澳中商会(Australia China Business Council, ACBC)发表的报告，2009年，与中国的贸易，特别是对中国的资源出口，使每个澳洲家庭受惠3，400元。到了今年，2013年，这种资源出口使每个澳洲家庭受惠达14，480元。 另据标准普尔预测，中国经济中度放缓，将使澳洲的失业率超过6%，房地产价格下降10%以上。如果中国经济过度放缓，甚或硬着陆，后果则不堪设想。 可以肯定，中国经济的放缓是必然的。十八大后，中国政府积极调整经济结构，为的是让经济发展进入良性循环，变得可持续发展，比如，由基建投资拉动经济，改为刺激消费以寻求长期稳定的发展。 中国经济的调整和放缓，必然会对澳洲经济产生影响，至于是否就像陆克文总理说的那么严重，则不一定。 中国将继续需要澳洲的资源，但是，却不会像早些年加速基础建设时期需求那么多。 相应地，澳洲的两大传统出口项目：资源和农产品，都面临调整。资源属于不可再生的东西，越挖越少，资源出口减少后，农产品的出口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美国科学家戴梦德(Jared Diamond)在其《崩溃：社会如何选择失败或成功》一书中说，“澳大利亚是农业生产力最低下的大陆：土壤贫瘠，缺水严重”。因为澳洲土地年代古老，经过几十亿年的雨水冲刷，土壤中的养分流失严重。 澳大利亚两个主要的农业产区，一个是西南部的小麦产区，一个是墨累河达令地区。前者受印度洋吹来的海风影响，盐碱化日趋严重。后者则由于地势较低，下雨就淹，不下雨就旱。 缺水和沙漠化是澳洲农业面临的严重问题。大量使用化肥，不仅提高农业生产成本，也使土壤的品质更加恶化。土壤的贫瘠不仅影响到农业生产，也影响林业和渔业生产。因此，巴西生产的橙子，进口到澳洲，比本地生产的还要便宜。加拿大进口的猪肉，价格低于澳洲本地猪肉价格。 现任总理陆克文，早几年支持“大澳大利亚”的人口政策，认为，理想的澳洲人口应该是五千万左右，后来发现，澳洲虽然土地辽阔，生产力却很低下，能养活的人口有限。 羊毛一直是澳大利亚主要的出口产品之一，这个曾经被称为“骑在羊背上的国家”，这些年，羊毛出口量也大幅度下降，因为在很多地方，合成纤维取代了羊毛。 有报道说，在过去30年间，澳大利亚农场主的人数，减少了几乎一半，这和农牧产品出口的大幅下降，很有关系。 也有人建议，澳大利亚要大力开发旅游业，开发海外学生市场。以中国市场为例，去年，中国来的游客在澳花费42亿元，据估计，10年后，中国游客每年将为澳洲提供4100亿元的收入。至于中国留学生，更是澳洲海外学生市场的主体。在澳洲，海外学生每年平均消费35000元。以新南威尔士大学为例，去年，该校10%的支出，相当于1.6亿澳元，都是由中国学生提供的。 无论如何，澳洲经济的转型是不可避免的，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迫在眉睫。 其次是难民问题。 一段时间以来，这是澳洲朝野最头痛的问题。大选前夕，总理陆克文宣布了PNG计划，没有签证的难民，无论身份真假，一律送往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难民营，在那里审理，并在那里定居。 这一计划，对于阻遏难民船的涌入，起到一定作用。统计显示，陆克文的PNG计划宣布前，三周时间，涌入32船难民，共2833人。计划宣布后三周时间，涌入33船，共2305名，下降了将近20%。 问题时，这种以邻为壑的办法，能持续多久？作为联合国难民公约的签署国，澳大利亚对待难民的办法，会被告上国际法庭吗？即使不会，这种办法能够长期有效吗？ 当然，阿伯特总理还会面临其他一系列的问题。碳税取消后，用什么来填补这个收入漏洞？中小企业减少的1.5%所得税，又从何处填补？工党一直告诫选民，如果自由党上台，消费服务税定会增加，新的政府会在这方面打主意吗？ 担任了总理的阿伯特，不会再守株待兔，要有所表现，澳洲的两千多万人，都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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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恥感，台灣的無感

日本東京都知事豬瀨直樹，因涉嫌收受醫療團體「德州會」的五千萬日圓非法政治獻金，在強大輿論壓力下，宣布辭職下台。這在日本既非空前，也非絕後！

日本是一個講究「恥感」的民族，但不具有「罪感」的文化。「罪感」是來自本我的要求，發自內心的道德信仰來約束自己的行為；而「恥感」卻是來自他人的壓力，依靠外來強制的力量來約束自己的行為。這也難怪，長久以來，許多日本政治人物因為違法收受政治獻金，在「恥感」的催迫下紛紛被迫下台。對日本人來說，在不被外人發現之前，或者外界未出現譴責的聲浪時，都不能算是一種罪過，這是日本人恥感文化的特殊性。

然而，日本人的恥感一旦被掀開，就如同打開潘朵拉的盒子，就會被社會無限膨脹與放大。這像是一種集體催眠，在聽到和鳴的聲音之後，便會轉化成為共同的信仰；更像是一種無形的教條，在潛移默化下，便會轉化成集體的社會壓力。

先前，豬瀨直樹風塵僕僕為東京申奧奔忙，其間連妻子過世時都不眠不休，不僅成為東京申奧成功的最大英雄，更成為僅次於安倍的高人氣日本政治家。然而，在收賄事件爆發後，霎時有如豬羊變色，豬瀨如同過街的老鼠，人人喊打。日本輿論要求他下台的聲浪，如排山倒海而來，彷彿只要豬瀨繼續在任一天，便會使東京奧運在國際社會蒙羞。日本人對於恥感的無限上綱，於此可見一斑；日本人的重恥感、輕人情，更是有目共睹。對豬瀨直樹來說，可謂成也申奧，敗也申奧。

日本人的重恥感，來自於社會集體的約束力；而日本人的輕人情，來自於清楚的法律分際。我們看到，日本人通常會說誰的行為是不符合哪條法律，卻甚少抱怨制度不公不義；我們也看到，日本人會說誰違反哪一項規範，卻極少譴責裁判者自私不仁。這使得日本人能夠在這種極大的心態的轉換下，不會產生任何的陰影；這也使得日本人在這種急遽的行為轉變上，而不用背負任何的人情包袱。

一旦恥感形成了特定氛圍，日本絕對不會因為事屬「微罪」而輕輕放過。例如，前日本外務大臣、也是民主黨時期的明日之星前原誠司，便曾經收受家鄉相識多年的韓裔女性區區二十萬日圓的政治獻金，被發現後，便倉促宣告辭職下台，日本輿論界對他亦不表任何惋惜。

一旦犯行超越恥感的界線，日本也絕不會因為某人職位崇高，而有所妥協。例如，民主黨執政後的首任首相鳩山由紀夫，便曾因假造政治獻金名冊，而面臨辭職壓力；最後雖未被檢察官起訴，但日本政壇亦未作任何挽留。政治獻金無疑是日本政治人物的慣常遊戲，但稍有逾越卻成為豬瀨直樹致命的悲劇。

由此可見，在日本政治的遊戲規則中，除了法律，社會約束力以及輿論壓力仍是一道重要的防線。這種輿論壓力，讓政治人物在法律之外必須要以高道德標準來檢視自我，而沒有理盲濫情的空間。同時，這道社會的約束力，也讓日本政治人物在被掀開遮羞布之後，必須負起該有的政治責任，不可能因人情世故而脫逃。

從豬瀨直樹的辭職看王金平的關說案，儼然形成強烈的對照。豬瀨在收賄事件爆發之初，曾辯稱是單純的朋友「借款」，同時也提出借據及簽名自清；但在輿論、東京都議會及特搜組的強大壓力下，豬瀨最後選擇辭職下台，以保住自己最後顏面。反觀王金平院長關說案，在國內媒體的理盲及民眾的濫情下，竟被無限上綱成馬政府的政治追殺，在野黨更搖旗吶喊助陣，嚴厲討伐偵辦關說的司法人員。由此可見，台灣的政治人物不但沒有罪感，更喪失了恥感。

簡言之，日本人雖然沒有「罪感」，但終究還保有「恥感」；日本雖然政治弊案層出不窮，但社會輿論的注視和約束卻成為最有力的一道防線。反觀台灣人的恥感，在濫情的人情世故糾纏下，扭曲不全；台灣社會的集體約束力，也在藍綠的政治對決下，蕩然無存。

有人說，十年前的日本就是現今的台灣寫照；但是，從政治人物的知所進退看，現今台灣就連這點恥感也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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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亞今專欄 - 2014全球情勢：挑戰民主

2014年，什麼最令人期待，什麼最教人擔憂？
美國政府在2013年結束之前，無預警關起了大門，原因是政黨對立與公權力失能所致。同樣的情形，發生在芬蘭的金融分庫關閉事件、泰國的紅黃對立、甚至台灣的食安問題…，例子多得說不完。
2014全球普遍性隱憂，是政府的內部困頓。多數政黨在只有競爭、沒有合作情形下運作，導致政治僵局，應推動的議題付之闕如。政府低效率與檯面下運作，使司法效能倒退，金融系統失衡，教育體制紊亂，這些事件都可能演變成危機。

美國「例外主義」的消失
我在去年2013全球情勢(上)預告了美國的衰退，這種情形即使在2014還會持續。中東征戰進入第12年，情況是否維持？2008年次貸風暴迄今，已然走出金融陰霾？美國重返亞洲的承諾，兌現了多少？恐怕都沒有答案。我們只看到這個道貌岸然的世界霸主，背後非法監聽的勾當。
2014年起，美國享有的「例外主義」特權正在逐漸消失。
敘利亞出兵不出兵的決策，暴露出美國從過去的「不情願」霸權，到今天的「不能夠」。2012年，高達83%美國民眾不贊成繼續干預國際事務，比起10年前的基準，提高了10%，顯示美國主導全球性議題的熱度及意願都在降低，國防、外交等各項資源隨之緊縮，未來在面對危機時，很難形成共識。

挑戰民主
美國價值的倒台，可以使國家行使某種權力的正當及合理性不在，史諾基事件便是其例。
這件單純的洩密事件，危及美國在全世界的影響力，間接使得世界警察的公信力受到質疑。美軍投入阿富汗、伊拉克作戰，換來的是全球不接受美國領導，歷史上曾經發生這樣的景象，大概只有越戰。不同的是，過去民主國家因為共同抵禦的需要而服膺美國的領導，這種因素在今天已經變得不確定。當人們開始質疑原來信仰的體制與價值，便形成對民主的挑戰。 最明顯是中國，她還不算是個民主國家，但在西方民主制度弊病的推波助瀾下，中國只要維持7% GDP以上的成長，習李改革之路最重要的「維心」策略能夠奏效，中國便不急，也不需要民主。更甚之，屬於「中國特色」的體制，可能在未來30年，與民主制度並存，成為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典範」(paradigm)。
整體觀之，2014年全球安全情勢集中以亞太、中東為兩個主要關注區域、及數個潛在熱點。先談談亞太。

中國的「改變現狀」等同「再平衡」失敗？
10月，由於美國聯邦政府關閉，歐巴馬取消了APEC亞太高峰會、東亞峰會兩個重要出訪行程。11月，幾乎和「三中全會」同時，中國拋出「防空識別區(ADIZ)」震撼彈，挑戰現狀改變，事發後美國反覆的態度，近似無力招架，引發外界對「再平衡」疑慮。很明顯，美國對亞太關注雖還不到敗象畢露，卻已現疲態。
東海問題來得又急又快，卻能保持在可控制的範圍，原因歸咎於美中「新型大國關係」效應。習近平打出這張牌，其中內涵、形式雖還不甚明確，卻足以對美國產生很大的吸引作用。相較於此，「美日安保」是一種義務與承諾，以美國現在的實力要背負安保的負擔，是不如胡蘿蔔來得誘人。美國雖宣稱將與日本同一陣線，但並不表示會「對中作戰」。這是我說東海局勢雖緊張，卻可控制的原因。
整體來看亞太未來情勢；美軍在亞太地區航艦數量將從11艘銳減至7(或8)艘；安倍推動「集體自衛權」導致與韓國對立，未有緩解之際，卻各自向中國靠攏；朝鮮半島核問題壓力未解；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談判最終沒能在2013年底結束。由此看來2014年，還是很難讓人樂觀。

「再平衡」轉向東南亞？
美國亞太「再平衡」的南移，從黑格爾部長兩次出訪東南亞，高調宣布對東南亞軍事援助及訓練資金增加50%，可以看出。
與東北亞冀望美國存在亞太的目的，是為了牽制中國，必要時要能打也要確保能贏，這是「再平衡」普遍被理解的意義。東南亞則有很大不同，這裡大多數的國家希望美國看照過來，但又不願切斷與中國的交往，也就是不選邊站。但是近來中國在東海問題舉措強硬，使得原來事不關己的東南亞，也陷入安全兩難。南海，便是一例。
說起南海，我對2014年南海的前景，同樣憂慮。

你的對手不等於我的敵人
正當全球屏息注視東海情勢發展，南海各國正悄悄地從事各種軍事準備，大量軍備武器迅速地向這裡集中，一場熱帶風暴正在成型。
南海沒有東海的高強度、高迫切性，並不表示可以常保安寧。「你的對手不等於我的敵人」便是南海各國心中寫照。南海涉入國眾多，彼此存在雙方、三方利益糾葛，缺乏共同海上對話機制，問題複雜性高。因此，當涉入國任何一方有了侵權踏地的動作，南海會比東海更危險。
為什麼看壞南海？從武裝軍備與政治條件兩方面來說。
美軍在新加坡部署濱海作戰艦開始，各國紛紛以「堆積木」方式擴充軍事設施。中國遼寧號航母編隊進駐三亞軍港；台灣在太平島新建碼頭、加長機場跑道；中、越剛剛就和平解決爭端達成共識，越南立刻將海上警察廳升格為海岸巡防隊，並透過向俄羅斯採購蘇-30戰機，大幅購置新型巡邏艇。
南海聲索國間的政治條件無法為和平帶來任何曙光。廣大興海上喋血事件後，台菲始終未能就漁業範圍達成協議；今年8月，艾奎諾取消訪中行程，中菲關係急轉直下。「海燕」風災後，中國有意無意，錯過了向菲國表達善意的機會。然後，是中美日三國四艘航母「不期而遇」、上週五美、中險些釀成軍艦海上擦撞事件。這些事端，並不是巧合，未來突發事件不會間斷，誰能保證每次都能和平收場。
武裝軍備如同火藥，政治條件則是板機，火藥已經配置到位了，缺的是溫度。南海在升溫，雖然速度很慢，但一旦到達爆點，會不可收拾。

滾水裡倒油？中東安全變數多
2013一整年中東發生的衝突事件，強度與規模都與亞太相當。埃及、伊朗、敘利亞、葉門，一個接著一個，似乎沒有停止。許多人遣責美國介入根本是往「滾水裡倒油」，寧願甚麼都不做，靜待生存法則去解決。這種消極理念，似乎也正好反映此刻的歐巴馬。
「阿拉伯之春」方興未艾，可能的話，還會震盪十年。中東地區宗教與派系間的衝突也看不到停歇跡象，2014年這裡的國家，將沒有一個可以保證安全。

敘利亞─失守的「紅線」
敘利亞阿賽德政權幾乎掌握了2013年的主控權，歐巴馬沒能守住自己強調的”紅線”(指使用化武)，錯失了懲戒敘國先機，但也突顯了美國國內反戰、國際旁觀、與己身財務窘境等諸多問題。
敘利亞問題與剷除格達費政權，難度與複雜度均高，但相較於利比亞模式，美國並沒有把握能夠完全適用在打擊阿塞德政權，也沒有足夠完善的作戰計畫。來年，歐巴馬宣示「阿塞德必須下台」的基調仍將維持，但是不會有積極的作為，尤其隨著敘國內部宗教衝突日益擴大，黎巴嫩、伊朗、俄羅斯等國介入後，原本美國扶植的反對派勢力更形弱化。只要敘利亞內部化武問題能夠得到克制，政治相對穩定，2014年可望維持現狀。

非洲深陷治理不彰的困境
非洲，相對落後且發展空間有限，問題還是出在治理權的分歧。非洲整個安全事務由非洲聯盟、西非經濟共同體、歐盟、聯合國等數個國際組織來執行，權責上相互重疊，效率也極為不彰。
非洲聯盟希望建立一支聯合應變部隊，2014甚至未來幾年，達成的機率都不高。也就是說當發生類同2012至2013年馬利共和國衝突事件時，仰賴外軍支援仍是非洲目前唯一選項。

北非激進主義紛亂難止
北非的突尼西亞、利比亞、阿爾及利亞、馬利等地區，激進份子組織在當政府執政不力的環境下崛起，此一組織近年來形成接班態勢，相當值得關注。
這些戰亂中倖存下來的年輕一輩，憑藉著過去在蓋達組織習得武器使用以及城鎮戰戰鬥技能，從失敗教訓學習經驗，並且接收蓋達原有的殘存支系，滋養、共生而後茁壯。他們以重塑社會秩序為訴求，手段卻是極端暴力與破壞，此一發展趨勢，可能危及這些國家安全利基，間接使非洲大陸陷入紛亂。
至於中東及北非地區其他社會方面的問題，也慢慢在2014年湧現。
根據聯合國阿拉伯發展報告，中東、北非地區是全世界人口增長速度最快的地方，1950年此地只有8,160萬人，到了2013年增加為4億，增長率接近五倍；2050年估計更將達6億。人口增生壓力下，連帶的住所、糧食、水資源匱乏，以及未來教育不均、低所得、失業率等社會問題亦將接踵而至，成為另一項安全威脅。

俄羅斯「經濟緊縮、戰略開展」
俄羅斯來年最大的挑戰在經濟。2013年俄羅斯經濟成長率低於2%，GDP總值尚不及美國的百分之十五，這樣的經濟情況，很難達到富國強兵理想。總理梅德韋傑夫提早預告了2014「預算緊縮」政策，看來，莫斯科要設法度過一整年的寒冬。
與過去蘇聯政權不同，如今俄羅斯在綜合國力上尚無法與美國對抗，外界疑慮的「新冷戰」，並不具成型條件。但是俄羅斯崛起企圖，卻不因此而有所減損。今年6月俄羅斯宣布在2013年底，將新型航艦「庫茲涅佐夫上將」號(Admiral Kuznetsov)部署到敘利亞外海，因應整個中東緊急需要。在俄羅斯動作之前，美國在地中海已經沒有多的航艦可供運用。未來，俄羅斯將勢力向歐亞、甚至中東延伸，幾已成現實。

準備好面對一個無常的世界
我們處在一個多變且無常的世界，沒有定則而且愈加複雜。儘管筆者對來年抱持悲觀看法，但機會挑戰本就是一體兩面，沒有絕對的正反輸贏，端視你如何取決、衡量，然後扭轉、改變。
以歐洲來說，持續性的經濟危機陰影仍在，國家主義加速了歐洲國家仇外心態，使得國際間合作計畫難以推動，但各國仍戮力透過各項措施，力搏紓困方案，似乎可以預見下一個柳暗花明。
又，如果沒有美國及其主導28個NATO會員國在阿富汗作戰期間的投入，也許不會發展出特種部隊結合傳統作戰的新作戰模式，也不會快速催生新一代無人機技術。這些戰爭期間累積的作戰經驗，未來，可能創造全新的作戰理論與構想，改變戰爭及人類的歷史。
所以，上述這些問題不僅攸關大國間的領導地位、權力變化，也與你我切身有關。2014年，距離美、韓、俄羅斯、台灣下一次大選還有兩年時間，也是習李政權上台後的第二年，隨著美、中大國關係的改變，兩岸「只經不政」的局面也可能有所改變。
似乎從現在起，是該開始認真討論未來對策的時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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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教授称“强大中国是台湾恶梦 - 台学者驳斥

台海网12月18日讯 据环球网报道，被视为美国现实主义派大师的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最近在台北演说时称，与中国贸易并协助中国变为经济成长引擎，台湾帮忙创造了一个哥利亚巨人，导致“台湾独立”的终结，并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总结来说，“一个强大的中国是台湾的恶梦”。

台湾战略学会理事长王昆义18日在台湾《旺报》发表文章说，米尔斯海默最重要的代表作是《大国政治的悲剧》，他不讳言的指出：21世纪早期，中国的崛起将“像美国支配西半球一样支配亚洲”，而“美国将竭力阻止中国获得地区霸权”，因为美国不能容忍世界舞台上存在跟它匹敌的竞争对手，其结果便是中美之间激烈而危险的安全竞争。米尔斯海默也因此被认为是“中国威胁论”的理论代言人。他的理论“进攻性现实主义”也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最受争议的理论。

米尔斯海默也忽视中国崛起和苏联崛起的不同特质。中国崛起主要是指经济上的崛起，它只是固守自己的主权范围，并没有要去侵略周边国家。而苏联崛起之后，在二次大战期间，却广泛的把东欧、加盟共和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同样的，日本在二次大战之前的崛起，它们就使用船坚炮利去攻击周边的国家，其中中国受害最深。到目前为止，日本没有反省自己在二次大战前所做出的侵略行为，仍然以霸权主义的思维，要侵害中国的固有领土钓鱼岛列屿。中国的反应，不过是一种守土有责的作法，跟日本无限扩张它们侵略周边国家的行为并不相同。

所以，中国的崛起是否会变成台湾的恶梦？米尔斯海默已经明白的说将“导致台湾独立的终结”，对此，民进党内有不同的看法。谢长廷认为：“如果2016年民进党再没有执政，就差不多快要消失。”

林浊水也指出，台湾主流价值是“台独”，国民党不可能变“台独党”，只要台湾主流价值不改变，民进党就不可能消失；不过，不可能消失却一直没办法执政，这对民进党很悲哀。

所以“台独”是否终结，不一定决定于中国的崛起，而是决定于台湾人民到底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民进党高层人士的说法，跟米尔斯海默把“台独”的终结决定于“中国崛起”，并不相同。

当然，米尔斯海默的想法，也有他的前提，他认为随着中国愈来愈强大，会尝试把美国赶出亚洲，就像美国在19世纪把欧洲强权逐出西半球一样。大家可以期待中国就像1930年代的日本，出现自己的门罗主义，中国没有理由在强大后接受美军在它的后院活动。

这个“后院”的概念是来自国际关系，但是中国大陆并没有把台湾视为是东亚地区国际关系的一员，所以，中国大陆能否决定“台独”的存在，不在于周边国家是否干预中国大陆对台湾的作为，而是决定统一后台湾会有什么样的生活。

只要中国大陆不是以武力攻取台湾，那么即使两岸统一，中国大陆在“一国两制”的治理台湾下，“台独”也不可能因为两岸统一而消失，所以米尔斯海默担心“中国崛起会成为台湾的恶梦”，这不过是杞人忧天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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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朱鎔基貢獻大 歷史會記一筆

有全球金融沙皇稱譽的前美國聯準會主席葛林斯潘，對大陸前總理朱鎔基讚譽有加，他認為歷史應該替朱鎔基任內對全球經濟和政治的貢獻，記上一筆，而且朱鎔基的傳奇故事，已經表現在大陸的銀行體系中了。

葛林斯潘16日在演講中提到，1990年代中期曾和朱鎔基進行對話，朱鎔基說自己非常欣賞美國的金融系統，希望可以透過一種適合大陸的方式，把這樣的金融體系引介到大陸。葛林斯潘指出，2012年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IMF的演講，內容和朱鎔基提到的很相像，不同的是，周小川講的是改革完成的成果。

葛林斯潘說：「我們看到大陸發展非常快，我希望歷史上應該為朱鎔基記下非常精彩的一筆，因為他對於全球經濟、政治都是非常有影響力的。而且朱鎔基的傳奇故事，已經表現在大陸的銀行體系中。」

朱鎔基1993年至1995年擔任大陸國務院副總理兼人民銀行行長，期間排除萬難推動現代化的銀行體系，並取消人民幣匯率和物價的雙軌制，消滅尋租空間，還實施宏觀調控，讓過熱發展的大陸經濟實現軟著陸，為大陸後來的經濟發展奠基，因此有大陸經濟沙皇的名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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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平壤政治動盪看大陸政改

北韓統治階層爆發政治清洗，引起了國際輿論的廣泛關注。和過去歷次北韓內部政治鬥爭與清洗大為不同的是，北韓世襲統治家族第三代領導人以相當戲劇化、極其迅速的手法徹底清除了該國第二號權力人物張成澤。張成澤不但是北韓勞動黨政權的重要支柱人物，更是金家的姻親，也就是說，不管外界賦予張成澤多少標籤，比如改革派、親中派、攝政王等等，這次的清洗其核心特點在於這是場統治「家族」內部的殘酷鬥爭，是禍起蕭牆的一場政治風暴。有日本政治人物說這場清洗讓人聯想到文化大革命，事實上，北韓這場權力鬥爭由於其「家族性」，遠比文革中的毛劉之爭、毛林之爭還令人怵目驚心。

張成澤一案凸顯了北韓體制的特性與弱點，值得人們思考。首先，是北韓權力交替的不穩定性。眾所周知，北韓政治是「社會主義陣營」當中極其罕見的案例，其權力承繼竟是家族世襲，是完全的封閉黑箱，可以說並無制度可以遵循和依靠，也因此，必然出現巨大的內部動盪，而這種權力交替帶來的震盪可說是自古以來凡是專制政治必有的病症。在北韓當局所公布張成澤罪刑的判決文中，竟然明載「無論歲月流逝、世代交替，白頭山血統是絕對不能改變和更換的」，同時嚴厲批判張成澤背叛了「白頭山卓絕偉人們的政治信任和恩惠」，充分顯示在北韓國民經濟困難、民眾生活困頓，社會主義和所謂主體思想的吸引力大幅滑落，北韓政權正當性已經十分低落，「血統」竟然成了金正恩最主要的正當性來源。

在世襲政治不穩定性的另一面，則是專制政治的殘酷性。北韓當局這次公布張成澤被捕、受審的畫面，並以「天下頭號千古逆賊」、「賣國賊」、「反黨反革命分子」、「惡毒的政治野心家、陰謀家」、「狗不如的人間渣滓」來形容張成澤，同時迅速處決，充分凸顯了這個政權的殘酷性與荒謬性。

而這種殘酷性的根源，當然來自於北韓完全集中於一人的權力體制，如同評論者指出的：這種無邊的權力一方面是體制下所有人生死存亡的關鍵，另一方面，由於權力缺乏制度性的法治基礎，掌權者只有靠殘忍的權力行使才能顯示權力的存在。進一步來說，張成澤案爆發後，外界相當關注北韓對外政策是否會發生重大變化，其根本原因在於，在專制政治下，掌權者個人的命運變化和權力的交替將會深刻影響政權的對外政策，對區域和世界穩定造成衝擊。

中國和北韓兩國有傳統友誼，更存在意識形態上的共同淵源，然而從張成澤案凸顯的種種問題，我們當可認識到今日中國大陸的重大進步，而這一切都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民眾和執政者共同努力下的成果。

中國的民主政治雖然建立的十分艱辛，但已經根本告別了世襲家族政治，毛澤東時代的權力接班固然出現種種危機，但「家天下」的時代早已一去不復返。

從鄧小平時代的改革開放起，更從文革經驗中汲取教訓，權力交替逐步制度化，同時大大提高了透明度和可預期性。不但腥風血雨的權力接班不再出現，更確保了體制的穩定性。進一步來說，隨著大陸權力體制的制度化和半透明化，人才的培育拔擢和政策的延續穩定也都有了明確的保證，絕不可能出現如金正恩一般，登上政治舞台僅約三年左右、完全缺乏循序漸進的栽培和歷練，就在極短時間內成為國家最高領導人這樣的情況。由前段時間的薄熙來案審理時的透明度，更可看到大陸當局在法治建設上的努力與進展，這和張成澤案也有絕對的差異。

北韓和大陸政治現代化的差距可能超過30、50年，北韓的恐怖政治也一再提醒我們，中國的民主政治絕不能走回頭路，當然，也仍有一段長路需要奮鬥。中國告別了皇權本位時代，但誠如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近日指出的，在現實生活中，「有權就有一切」的官本主義餘毒還大量存在，依然是一種「以權力為核心的政治文化和社會體制」。俞可平強調，民主和法治是破解官本主義的唯一途徑，此言看似老生常談，但從北韓負面經驗來看，確實是切中要害。我們期盼大陸當局能多頭並進，從黨內、人大、政協和法院的民主建設同時著手，讓民主程序和法治精神，真正構成大陸政治發展的兩大根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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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加坡的經驗

新加坡政府以清廉高效著称。著名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公布了2010年全球腐败指数报告，新加坡、丹麦、新西兰以9.3分的成绩并列第一，成为“全球最清廉国家”。一般来说，“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而新加坡恰恰得益于威权主义体制。威权主义统治风格一直是所谓“新加坡模式”中的核心之一。建国初期，新加坡也曾一度贪污腐败横行。1952年，李光耀建立新加坡贪污调查局，该部门独立设置，局长由总理直接任命，只对总理负责，不受其他任何人的指挥和管辖。新加坡贪污调查局的最大特色，是它拥有独立、完整的秘密调查权，属于国家强力部门。到了70年代后期，新加坡政府已经变得相当廉洁了。香港廉政公署，也是仿效、学习新加坡贪污调查局建立起来的。

新加坡繁荣富庶，是继伦敦、纽约和香港之后的全球第四大金融中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1年发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新加坡人均GDP为3.4万美元，居全球第23位；如果按人均购买力平价折算，新加坡人均收入为5.6万美元，仅次于卡塔尔和卢森堡为全球第三富裕的国家。新加坡大学生毕业3年内就可以买房子，付了首付，剩下的部分向政府申请组屋贷款就可以了，没什么负担。年轻人买第一套房子时可以获得政府的15万至20万人民币的津贴。“居者有其屋”是新加坡的基本国策。新加坡最穷的穷人也有自己的房子，政府绝不会让你露宿街头。

新加坡有“花园城市”的美誉，它每一寸土地都精心地绿化或建设了。精美的雕塑遍布全岛。高大的乔木、低矮的灌木，如茵的草地，相互辉映；楼房的立面绿化，立交桥和高架桥的垂直绿化相得益彰。立体的绿色景观，打造出一个完美的绿色国度。美好的环境让新加坡成为世界著名的旅游城市，今天拥有500万常住人口的新加坡每年要迎来逾900万人次的国际游客。

新加坡人很感激“新加坡模式”的缔造者李光耀。从1965年新加坡建国时开始担任总理，直到1990年引退成为内阁资政，数十年中，李光耀一手把资源匮乏的小岛国建设成为繁荣的国家。李光耀1923年9月出生于新加坡，是当地的第四代华裔，祖籍广东大埔县。青年时期获得大英帝国女王奖学金，赴伦敦经济学院、剑桥大学深造，成为一名律师。1950年李光耀回到还是英国殖民地的新加坡，决心以律师身份参与政治，实现在新加坡掌权并实现新加坡的独立自主，但他没有走招兵买马打游击的军事斗争路线，而是通过选举和议会斗争获得人民的支持，从而取得行政权力。1959年人民行动党在选举中获胜，李光耀成为自治政府总理。在随后的数十年中，李光耀领导人民行动党为建设新加坡而努力。他安定民心、稳定新加坡局势，积极推动经济改革与发展，在其任内推动了开发裕廊工业园区、创立公积金制度、成立廉政公署、进行教育改革等多项政策，成功使新加坡在三十年内发展成为亚洲最富裕繁荣的国家之一。

新加坡的问题

李光耀1959年就任新加坡总理，直到1990年才辞去总理职务，改任国务资政。什么是国务资政呢？大家知道总理的英文是“Prime Minister”（首席部长），国务资政则是“Senior Minister”（高级部长），可见所谓国务资政比总理还要高一级。李光耀成为名副其实的太上皇。2004年，新加坡第二位总理吴作栋把总理职位“禅让”给李光耀的儿子李显龙，吴作栋成为新一任国务资政。这时李光耀的职位又换名字了，叫做高级国务资政，英文“Minister Mentor”，原意是“部长导师”，更厉害了。活脱脱一个“独裁者”啊。

李光耀带领新加坡脱离贫困，成为东亚先进国家的代表，开创了新加坡一代强人政治，成为开明专制的典范。但这样的治理模式可以持续吗？即使吴作栋和李显龙能够开明，能保证所有后继者都能为民着想，不图私利吗？亚里士多德把政体分为两种，为公民利益的好政体和为执政者私利的坏政体。由贤明君主统治的是最理想的政体，在这种政体中，公民作为自由人被一个在各方面都很卓越的人统治。但能否遇上贤明的统治者却完全依赖运气。

有一种看法认为，李光耀像管理家族企业那样管理着新加坡。整个新加坡都是李氏家族的资产，李光耀当然是倍加爱惜。他甚至说，“新加坡是我的亲骨肉，如果有人做出了什么对新加坡不利的事情，我在棺材里看到都会跳出来”。当然，也有一种看法认为，李光耀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有一种“以天下万物为一体”的情怀，这使他能够“天下为公”。心理动机是无法争论的，我们可以关照一下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新加坡政府的外汇资产由一个名为“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管理，目前总投资大约有1000亿美元，它的主席是谁呢？就是高级国务资政李光耀。新加坡航空、吉宝置业、来福士广场都是都是大名鼎鼎的公司，而这些公司又是马锡控股公司（Temasek）的子公司，截至2005年3月，该公司资产高达630亿美元。他的行政总裁是谁呢？何晶女士。她是李显龙的夫人，李光耀的儿媳妇，在《福布斯》杂志2007年“世界百名权威女性”榜中排第三位。这是怎样一种逻辑呢？李氏家族控制了新加坡的政府，新加坡政府又控制着新加坡的经济，为了保险起见，李氏家族人员还亲自出马占据新加坡政府的高位。

新加坡没有新闻自由。整个新加坡只有一家电视台，一家报业集团和几家兜售花边新闻的小报。新加坡的媒体主要用来配合政府搞经济建设，促进社会稳定，歌功颂德，而不是像西方媒体那样把媒体作为“第四权力”，监督政府，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新加坡政府甚至管制境外媒体。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报道李显龙的老婆担任财政部资金管理局淡马锡控股的董事，批评其国家私人化的做法。李显龙大怒，威胁诉诸法律。《经济学人》只好道歉，以确保其在新加坡的业务。新加坡的教育体制也富有争议，常被批评为过分依赖制式教材，奉行升学至上主义，强调以考试的方式区别学生素质，不鼓励个人独立思想空间。有分析人士指出，新加坡的新闻和教育体制非常有利于李氏家族长期统治新加坡。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利用其掌控的各种资源打击与其竞争的反对党。1997年，邓洪亮代表工人党参加静山集选区竞选。于是人民行动党利用其掌控的政府资源对邓洪亮进行了强有力的打击。不放浏览一下报刊上的标题：“李光耀资政：采用邓亮洪做法，我国将成波斯尼亚”、“吴总理：邓亮洪是危险人物，不应让他进入国会”、“邓亮洪在玩火”、“多位议员指邓亮洪言论极端”、“邓亮洪若当选议员将像（澳洲）汉森掀起风波”、“吴总理指邓玩危险游戏，利用宗教课题鼓动情绪”、“别让邓亮洪破坏社会安宁”、“李资政：静山是关键战役，关系总理与两位副总理前途”、“吴总理：静山是总理对邓之战”、“吴总理：如果邓亮洪中选，我在国内外声誉将受打击”、“陈庆炎副总理；阻止邓亮洪进入国会，不是反对华族文化”、“偏激煽情者，应严厉对付”、“李资政：静山区集选区共有25个计票中心。哪个区最支持行动党，组屋将最优先获翻新”。

李光耀甚至采用包括法律在内的各种手段打击异议人士。新加坡独立后，一直维持有效的《国内安全法》，它授予政府在必要时“不经审判”即得以“无限期拘禁”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士。一些早年曾与李光耀合作的新共领导人即因该法被拘禁20多年，其中最有名的政治犯是新共领袖林清祥。此外他透过司法手段打压反对的声音，许多反对派因此被迫退出政坛或移民他国。在新加坡国内，虽然反对派的声音一直存在，却始终不能成为主流。然而街头上的传单呢？涂鸦呢？宣传文宣品呢？这些可能出现反政府言论的地方，就由市容管理这条法律来规范，也就是拿鞭刑来吓阻反对政府的言论。新加坡政府除了把反对党领袖给告到破产，走投无路之外，也会用公共建设来施加压力，让选民不再投票给反对党，进行政策绑桩。新加坡地小，一般民众都没有私人汽车，都是搭乘公车、地铁出门，因此当选举结果使政府不满意时，经过你家的公车路线就会减少，使你出门相当不方便。

民主在旅途

新加坡对中国极富吸引力，一方面经济高度自由，另一方面权力高度集中，政治上长期一党执政。难道新加坡是真正的独裁体制吗？大家都能看到：人民行动党长期一党执政，甚至打击反对派，但新加坡允许反对党存在，可以参加竞选，人民行动党自身也只有获得足够的选票才能合法执政；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虽然没有终身保障，随时可能被撤换，但直到1989年以前，新加坡的终审权一直在英国枢密院；新加坡虽然没有新闻自由，但允许反对党利用媒体宣传自己；政府虽然通过强制手段要求公民投票，选举法也不甚公平，但选举程序公开透明，即使人民行动党自己也无法造假，且尊重投票结果。这些都与一般的专制独裁体制截然不同。

新加坡制度的本质是英国议会民主制度。政府即使风格强硬，但仍然需要在民主的框架下运行。新加坡独立前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的议会制度也被移植到新加坡。正是通过议会斗争，李光耀才取得了行政地位。李光耀本人早年在新加坡接受英式教育，长大后又在伦敦经济学院、剑桥大学念书，学习英国法律，接受了英式的社会治理思想。新加坡独立后，李光耀对原有的议会制加以完善，确立了类似于英国的单一制、议会民主制（内阁制）政治体制，基本具备了三权分立的框架。根据新加坡的宪法，新加坡实行的是议会制（内阁制）政府。国家机构三权分立，总统由直接民选产生，为国家元首。国会议员也是选举产生，总理从国会多数党中产生，其领导的内阁拥有行政权，并由独立的公共服务委员会管理公务员的聘用以及处分。

周亚辉认为，新加坡的一党执政，迟早会演变成多党制民主。何时？在李光耀家族和亲信用完李光耀等人累积的功德后，新加坡的多党制民主就会到来。其实，很多迹象都表示，新加坡正行进在民主的旅途之中。

其一，2011年5月14日，李光耀宣布退出内阁，这是他自1959年以来首次“放手”告别内阁。有分析认为，新加坡的“李光耀时代”可能就此画上句号。李光耀自己也承认，“年轻一代希望能在影响他们自身的决策中参与更多。……我们决定离开内阁，让一个更为年轻的内阁成员团队来与年轻一代进行接触和互动，塑造新加坡的未来”。

其二，新加坡反对党不断壮大。在前不久的国会选举中，虽然李光耀所在的人民行动党一如既往地占据绝对优势，取得87个国会议席中的81席，但支持率却大幅下滑，得票率仅仅为60.14%，创下1965年新加坡建国以来的新低。同时，新加坡外交部长杨荣文及总理公署部长兼财政部和交通部第二部长陈惠华的内阁席位都输给了反对党工人党候选人。要知道，反对党取得的这些成绩是在执政党经常以“诽谤”罪名起诉反对党，利用各种政治资源的绝对优势来打压反对党的情况下取得的。

其三，近年来，执政的人民行动党越来越引起民众不满。虽然新加坡国民富裕，但对新加坡的高压政策非常反感，讳莫如深。新一代新加坡年轻人大多接受良好的西化教育，对民主、自由的需求更是与日俱增，威权主义领导风格逐渐走到尽头。在备选拉票时，李光耀有一次还使用威胁的口吻告诉选民：“你们会后悔的。”这句话一出口，就引起了民众情绪的反弹。最后还靠李显龙出面圆场。从社会治理模式上看，新加坡已经经历了从“家长式”到“兄长式”，再到“朋友式”管理的过渡。

最后，新加坡现任总理李显龙也表示，“选举具有里程碑意义，人民行动党需要改变”。

有分析家说，“新加坡的体制本身就含有民主因素，只是过去的时代特征以及领导人的风格，某种程度上压制了一些民主，但随着时代的改变和领导人风格的更迭，体制里渗透着的民主将越来越明显地显露出来”。也许，新加坡民主化只是时间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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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侵奪中國領土１５０萬平方公里

一六八九年九月七日(清康熙二十七年)，兴安岭及额尔古那河以西约二十五万平方公里国土，于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丧失。

一七二七年十月二十一日(清雍正五年)，贝加尔湖之南及西南约十万平方公里国土，被迫与沙皇俄国签订恰克图条约而丧失。

一七九零年(清乾隆五十五年)，约十万平方公里之库叶岛，被沙皇俄国暗中吞并。*

一八四零年(清道光二十年)，原为我属邦哈萨克，被沙皇俄国侵并，该邦面积约百万平方公里。

一八四零年(清道光二十年)，原为属邦布鲁特，约十万平方公里面积土地，被沙皇俄国并吞。

一八五八年五月二十八日(清咸丰八年)，混同江以西，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广大地区，面积约四十六万平方公里土地为沙皇俄国侵占，并逼迫腐败无能的清王朝签订瑷珲条约加以承认。

一八六零年十一月十四日(清咸丰十年)，混同江及乌苏里江以东兴凯湖附近，约四十三万平方公里国土为沙皇俄国侵占，事后逼清王朝签订北京条约加以承认。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一八六四年(清同治三年)后，自沙渍达巴哈起，至葱岭止约四十三万平方公里国土，沙皇俄国逼清王朝订立塔城界约等多次界约，加以承认。

一八六八年(清同治七年)，约百万平方公里面积之我属邦布哈尔汗国，被沙皇俄国侵并。

一八七六年(清光绪二年)，原为我属邦浩罕国，约三十五万平方公里面积土地，被沙皇俄国吞并。

一八八一年(清光绪七年)，自伊犁西南天山之阴，那抹哈勒克山口起至伊犁西北喀尔达止，约二万平方公里国土，被沙皇俄国逼迫清王朝订立伊犁条约而丧失。

一八八三年(清光绪九年)，额尔齐思河及斋桑泊附近，约二万平方公里土地，因沙皇俄国逼迫清王朝签订科布多塔尔巴哈台界约而丧失。

一八九五年(清光绪二十一年)，新疆省极西地区帕米尔地方，约一万余平方公里土地，被沙皇俄国与英国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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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九八年(清光绪二十四年)，沙皇俄国强租旅行顺大连，该两港口面积约三千八百平方公里。

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苏联先唆使唐努乌梁海独立，一九四四年(民国三十三年)正式侵并，总面积约十七万平方公里国土。

一九四五年(民国三十四年)，前苏联要挟英美订立雅尔塔协定，同年十月外蒙古举行所谓公民投票(苏军亦参加投票)。国民党政府被迫承认其所谓‘独立‘。面积有一百四十四万平方公里。

被俄国侵占和强行从我国版图上剥离的国土，仅根据不完全统计，至一九四五年止，共有五百八十八万多平方公里，占现全国面积二分之一还要多！如果这些国土现在还在中国的版图上，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就是中国而不是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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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从九方面看中国当前经济形势

今年第三季度的经济形势是稳中有升，稳中向好

今年上半年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来了，但是到第三季度又长了起来，到了7.7%。7%~8%的增长率也是高速增长率。增长过快，资源和环境都难承受。就像骑自行车一样，自行车骑得快就稳，骑得慢就晃，还容易倒，太快，却容易翻车，何况在中国的目前条件下路况还不太好。所以我们保持7%~8%的增长率是符合实际的。

为什么当前应把结构调整放在首要位置

经济总量是重要的，但经济结构更重要。举一个例子，1840年鸦片战争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总量比英国大多了，但是GDP结构不一样，因为英国从1770年工业革命到1840年鸦片战争的时候，其工业革命已经进行了70年。英国的工业产品中，钢铁产量增长很快，生产不少的机器设备、蒸汽机，英国的棉布是机器纺织的棉布，英国的交通工具已经是火车和轮船了，而中国，尽管GDP总量大，但主要是农产品[-1.08% 资金 研报]和手工业品。中国出口的是手工纺织的棉布和瓷器、丝绸、茶叶、桐油、猪鬃等。而且中国当时在工业方面仍然停留在简陋的手工制造层面，有的产品手工很精致，但是技术水平无论从个人来看和整体来看都不行。还有一个重要资源是人力资源。中国人力资源总量比英国大多了，但是当时在英国，小学已普及了，中学大量建立，又新办了许多大学，每年都有大量的工程师、技术人员、科学研究人员、经济金融专业人员毕业参加工作。中国人口虽多，但绝大多数农民、妇女是文盲。虽有少数读书人，但读的是四书五经，准备考科举，中国有几个人懂得近代科学技术？懂得经济管理和金融业务？所以，无论从GDP结构上看，还是从人力资源结构上看，都比英国差远了。由此可以看出：总量固然重要，结构更重要。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主要是调整结构，有些人说，为什么现在不来一个大规模的投资呢？通过投资把经济再拉上去。我想，首先，如果结构不改变，仍有可能出现严重产能过剩，甚至比这更严重的后果。其次，目前我国的内需仍然主要靠投资需求，而不是靠消费需求，因为在消费需求方面，目前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比如老百姓有后顾之忧，不敢消费，等等。但是有一条是重要的，我们要加大三个方面的投资：一是与技术创新有关的投资。二是要引入民营资本，要把准入门槛降低，让民间资本进来，并且做到公平竞争。三是加强基础设施投资，因为基础设施投资是为长远的发展作准备。等到投资跟消费共同拉动一段时间以后，我们才有可能转为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

技术创新是提升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基本途径

当前西方国家技术创新集中体现在两个重要领域：一是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这样技术就突破了。二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特别是同现代服务业的融合。这是新的变化，我们一定要跟上这个步伐，如果我们跟不上这个步伐，我们在国际竞争中迟早会落到后面去。制造业始终是重要的，现在中国的制造业在世界上没有响亮的品牌可以打出去。所以我们的制造业要加大力度发展，如果制造业不振兴，作为工业强国是没有希望的。在这里我们特别要强调民营企业在振兴制造业过程中是可以起到重要作用的。

国企改革和民企转型的结果将是双赢、共赢

国有资本体制和国有企业体制都要改革。重点是：国有资本配置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要成为市场主体。它分两个层次：高层次是国有资本配置体制改革，低层次是国有企业体制改革。

先谈高层次的国有资本改革。国资委不用直接管理具体的一个个企业，应该做好国有资本的优化配置，因为这是最重要的。20世纪30年代以前，人们谈效率主要谈的是生产效率，也就是投入产出的关系。有多少投入，就会有多少产出。同等投入条件下产出增多了，或者，同等产出条件下投入减少了，都是生产效率的提高。但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出现了第二种效率概念：资本配置效率。这是指：同等投入条件下，以A方式配置资源，有N产出，而以B方式配置资源，则有N+1产出，这就是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这个概念出来以后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关注。从经济生活来看，至少可以见到两个重要的变化：一是一定要重视资产的重组兼并，因为这是提高配置资源效率的有效方式，也就是说要促进资本市场发展，它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最好的场所。二是过去经常把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人事组织工作、宣传工作、筹资融资工作的人都看作非生产人员，理由是他们不在生产第一线，与生产效率变化没有直接的关系。自从资源配置效率概念出来之后，情况就改变了。这是因为，从事人事组织工作的人，致力于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人力资源优化配置以后效率就提高了。从事宣传工作的人，在从事调动每一个投入者的积极性的工作，人的积极性发挥了，效率也就上去了。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人，是把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更好地组合在一起。从事筹资融资工作的人，让资源得到重新配置，也大大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所以如果以后谁再认为他们是非生产人员，这就是停留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旧观点上，因为他们的工作都是在更好地配置资源。所以，今后国资委之下应该成立综合性的或者行业性的国有资本投资基金公司，它管资本的投入：哪一个部门短缺，就加大投资。哪一个部门产能过剩了，就撤出投资。总之，要把国有资本用到最有用的地方去，这就是高层次的资本配置体制改革。

再谈低层次的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现在大多数国有企业都是股份有限公司，不少还是上市公司，有法人治理结构。一定要名副其实，让国有企业真正成为独立自主的经营主体，以法人治理结构和股东大会对其进行制约。只有这样，国企、民企才能谈到公平竞争和互助合作。

对民营企业来说，目前重在转型，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发展方式的转型，既要着重效率和产品质量，也要重视产量，要有品牌意识。二是营销方式的转型，即不仅重生产，而且重产前产后服务，这样，效率就上去了。三是管理体制的转型，家长制、家族制在初期是有作用的，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企业规模的扩大，要把家族成员持有的股权和企业经营权分开。用人时，应当择优而不是择亲。只要能把企业带好，可以外聘经理人，也可以从内部培养、选拔出来，这就是现代企业管理体制。四是管理观念的转型，这也是很重要的。小业主思想是“肥水不落外人田”。但是，肥水就要落入外人田，因为只有企业做大了，最后才能共同发展。假如一个企业是某个家族辛辛苦苦发展起来的，不愿意改股份制，这就很难进一步发展了。要看得更远，只有把蛋糕做大了，得到的才更多。总之，民企在很多方面需要转型。所以说：小富靠勤奋，中富靠机遇，大富靠智慧，企业家应该有大智慧[0.74% 资金 研报]。　　社会和谐红利是最大的制度红利、最大的改革红利

社会和谐红利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通过改革的深入而逐渐涌现出来的，今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很多工作要做，还需要有很多必要的改革措施。但是，社会和谐红利是我们体制优越性的表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由此带来的红利，其他国家一样可以有。社会和谐的红利才显示我们制度的优越。围绕这一点我们要扫清改革路上的障碍，首先要扫清阻碍社会和谐的障碍，通过深入调研，知道社会和谐的障碍在什么地方。

社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重点是初次分配

初次分配是最基本的，初次分配如果没有改革，二次分配再好也没有用。初次分配改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给农民以产权。农民有了财产，才有财产性收入。党的十八大以后，2012年11月，笔者带领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调研组在浙江考察，当地土地确权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嘉兴农村，看到地上全是放过鞭炮之后的纸屑，农民情绪很高涨。老人告诉我们，简直和当年土改一样。土地确权了，农民承包地的经营权，宅基地上的使用权，宅基地房子的房产权，三权三证。有了这些之后，农民心里踏实了，积极性增加了，养殖业发展了，种植业也发展起来了，农民外出打工之后土地流转了，宅基地上的房子拆掉了重新盖，有些人家盖有四层楼高的房子。他们说，第一层出租给人家开商店，再出租第二层，剩下上面两层自己就够住了。城里上班族和大学毕业生都在这里租房子。嘉兴市在土地确权以前城市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之比是3.1∶1，土地确权以后是1.9∶1。变化这么大，是因为农民收入大幅提高了，他们有多种多样的收入。

还有以前没有想到的好处，耕地面积经过土地重新丈量和确权以后，增加了20%。耕地增加主要来自几个方面：一是当初承包的时候土地有好有坏，坏地两亩折为一亩，现在经过30年的承包以后土地质量都改进了，好坏地都差不多了，所以这次土地重新丈量确权是一亩算一亩。二是过去土地中有田埂，田埂不计入土地，田埂两边遮太阳的地方也不计入土地，现在不一样了，用拖拉机了，不用牛了，田埂拆掉了，铲平了，重新丈量之后，土地自然增加了，因为田埂都没有了，田埂两边遮太阳的地方也没有了。三是当初有农业税，所以农民少报，一亩三分地就报一亩，家家如此，谁也不会按实报。现在，没有农业税了，谁少报，那才是傻瓜。家家都实报，因为少报后，你将来土地出租、土地入股都会少拿钱，当然要实报。所以丈量土地后，土地面积增加了。

劳动力市场中供求双方力量对等化。目前在劳动力市场上，供求双方地位不均等。每个出来打工的人，无论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都是单个人，属于弱势；而雇主是大企业，是强势一方。国外可以看到工会的作用很大，中国的工会作用也很大，但工会有时不管农民工，农民工没入工会，因为他们不是市民。

农民专业合作社要走向联社。在农产品供求方面，单个农户作为供方，处于弱势，而采购商是强势。采购商的力量大，让农民很无奈。在国外有农业合作社，还有联社，联社的势力很大。笔者在丹麦和荷兰考察的时候，看到联社有自己的车队、船队、仓库、冷藏库和自己的码头。而我们现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刚处在兴起阶段，规模比较小，以后要走向联社，这样，农产品销售价格就有可能提高了。

教育制度要加快改革。现在，教育资源的配置是非均衡的。人均教育经费是城市多、农村少。农村的义务教育校舍差、设备差、师资差，学生的学习质量也差，读高中的比例严重低于城市，读大学的比例就更少了，所以呈现一种“职业世袭化”状态，农民工的儿子还是农民工。所以在教育体制改革和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方面还要下功夫。

二次分配也很重要，不能忽视。不过在中国现阶段两种户籍并存的情况下，中国的社会保障应该着重城乡一体化。在西方国家有一句话：“一次分配不足，二次分配补”，就是说，一次分配形成了收入差距，二次分配就进行弥补。而在中国不是这样，一次分配有了差距，二次分配却扩大了差距，因为城市职工有公费医疗，农民工连合作医疗都不一定能保障，等等。所以，城乡社会保障要一体化。

至于其他的调整，笔者以为并不是那么急，比如遗产税的征收，它的前提一定要完善个人财产登记制度，个人财产登记制度都没有搞好，凭什么收？否则，每一笔遗产征税，都会纠缠不清，税务部门有这么多人力吗？个人财产登记制度完善以后，税率还要合理，门槛要适度。因为中国和外国不一样，外国资本主义搞了那么多年了，中国不同，老的没有什么遗产，年轻一些的听说要征收遗产税，他们就会转移掉，或者花掉了。所以，遗产税率一定要适度。

符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道路

中国不能走同西方城镇化一模一样的道路。因为西方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是平行发展的，到后来渐渐出现了问题。而中国在加快工业化阶段，农村一直比较落后。现在中国的城镇人口跟农村人口之比，也就是城镇化率，据说，已经达到50%以上了，但是很多人不信。因为这个统计数据把在城市住了半年以上的农民工都算作城市人口。此外，有些农民工在城市住了二三十年还是农民身份。如果按城市户口计算，中国的城镇化率只有30%多。跟美国相比差得太远了，西欧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也达到80%。按照这个比例计算，假定再过一二十年中国人口达到15亿，就需要12亿人住在城镇。现在6亿多人口住在城市中，已经很拥挤了，如果再增加5亿多人进城，城市建设怎么也跟不上，城市生活水平将大幅下降，谁也不愿意搬到城市里去，所以一定要走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

中国的城镇化道路应该是“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新社区是中国城镇化的最大特色。现有的老城区要将工厂搬出去，要改造棚户区，变成商业区、文化区和服务区以及适合人居住的居住区。新城区在城郊，或者是城镇附近可以用来建工业园区、高新技术开发区、试验区，还有物流园区的，但那里也要有商业，要有居民，而不能到了夜晚就成为空城。老城区和新城区一定要发展民营经济，发展小微企业，发展个体工商户，没有这些，这个新城区就没有人气，到晚上漆黑一片。有了这些，城区就发展起来了。但是重点在新社区。新社区是中国城镇化特创的，国外没有。就是先建立新农村，在新农村的基础上，要园林化，光有几栋居民楼不行；要循环经济化、走绿色经济道路；还要有到位的公共服务和城乡社会保障趋向一体化，同时还要将村的建制改为社区自治。农民会在这个过程中很快融入新社区。新社区下一步的发展，就是新的小城镇。但是要注意一个问题，中国农民的市民化也就是户口合二为一不是简单的事情。要实行双轨制：积分制和分区推进并存。大城市实行“积分制”。为什么要有积分制呢？比如在上海，工厂的熟练工人、班组长以上的骨干力量，包括车间主任，都是农民工，他们可能20年前就进了城，一直干到现在。但是他们的农民身份未变，他们的子女不能就近进入公立学校等问题，都使他们游离于城市之外。如果这些人走了，上海的制造业就成了空架子。如果把学历、经历、业绩都计算为积分，积分够了就可以解决户口问题，这样，这批人就稳住了。由新农村改成的新社区，包括部分新城区，可以在条件大体成熟时实行“分区推进”，即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解决户口一元化问题。一定要双管齐下，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城乡户籍一元化。当然，这件事要量力而行，是水到渠成的问题。

当前最重要的是掀起全民族的创业精神

美国《华盛顿邮报》2011年9月曾刊登了一个长篇通讯，它的标题是《美国究竟应该害怕中国什么？》不是中国经济发展多快，也不是GDP和美国相差多大，最重要的问题在哪里呢？可以从中关村[-3.99% 资金 研报]的咖啡店来看。在中关村有很多咖啡店，美国记者曾在其中一家咖啡店调查，发现几乎每天都坐满了人，都是名牌大学的博士生、博士后还有青年教师，中科院和其他研究机关的年轻研究人员，以及年轻的民营企业家。他们经常在那里谈创意、创新、创业、专利权的转让和开发应用等问题。记者说，这就是美国应该担心的问题。因为30年前，比尔盖茨和乔布斯都是美国大学城咖啡店的座上客。过二三十年，甚至过十几年看，中国大量创新人才会从这批人里出来。

北京大学正准备建立与此类似的北京大学的咖啡店，这个消息大家可能觉得很振奋。因为中国的希望一是政策环境，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好的政策环境形成了。二是激励制度，有了产权激励制度才会有创新。这还告诉我们，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应该眼光看得更远一点。我们应该看到，人不能变懒，人变懒了，我们就没有希望了。要勤奋，要艰苦创业，这是很重要的。

在福利方面要量力而行


西方福利国家出现的问题是“福利病”，福利是能增不能减的。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事件是英国取消免费给中学生课间供牛奶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被封锁，处于孤岛状态，食物供给有限，一律实行配给制度。二战结束后，英国政府考虑到战争时期青年人营养不良，所以政府有一项福利措施，给中学生课间免费供应一杯牛奶，表明国家对青年身体的关怀，这是福利中很小的一项。而到了196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22年后，英国家庭营养情况早就改观了，食物很丰富了，所以政府取消了这一福利，结果导致游行示威、罢工，甚至迫使政府改组。今天，南欧一些国家也遇到了类似问题。所以中国在福利方面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我们要继续艰苦创业，努力实现我们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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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新分级：成都杭州等居一线 玉溪等居五线

行政级别和GDP并不能恰当反映城市商业魅力和经济增长潜力，《第一财经周刊》用类似于PageRank的调查方式结合传统数据对400个中国城市定位排名，以成都为代表的“新一线”城市脱颖而出。

中國過一百萬人口的超過100個
2011年3月，瑞士人狄可为来到中国，上任雀巢大中华区总裁，肩负起为这家全球最大的食品公司扩大中国市场份额的任务。他陆陆续续在中国待过十多年，以他对中国的了解，履新之初他就知道，在中国他可以有很大的作为。

“瑞士只有700万人口，仅有北京的1/3，如果中国的人均销售额能达到瑞士的数值，那么中国市场的收益不言而喻。”在谈到中国市场的潜力时，他曾做过这样的对比，而他也曾经担任过雀巢瑞士总裁。

事实上，几乎每个跨国公司来到中国时都会惊讶于中国的城市数量之多以及人口规模之庞大。对他们的国家来说，可能超过百万人口已经是大都市，而在中国，能称得上“大都市”的城市的人口数似乎都要再加个零，中国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就超过100个。如果拿具体城市来对比的话，法国首都巴黎有220多万市区人口，而这一人口规模大约相当于中国的地级市江苏无锡或者湖北襄樊；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有300多万市区人口，大约相当于中国中等人口规模的省会城市济南或者哈尔滨。


中国的城市人口规模是吸引大公司来到中国的原因之一
对它们来说，这些人口既意味着这里有数量无可比拟的消费者，也意味着这里有数量庞大的人才和劳动力。根据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的报告，中国的城市化率在2011年达到了51.3%，这意味着中国的城市人口规模可以到达近7亿人。

但是当大公司想要为在中国城市的发展寻找更多的参考指标时却发现，它们难以找到一个针对数量如此之多的中国城市的现代意义上的分级和分类。在中国，当人们要定位一个城市或者划分城市等级时，首先考虑的会是它的行政级别，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跟中国城市的形成原因有关。台湾经济史学家赵冈研究认为，中国的城市的形成更多是基于行政驻地和军事驻点，政治和军事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但是，按照国际通行的理解，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是工商业发展的产物，是资金、人才、货品、信息交流之地。英国着名城市经济学家K.J。巴顿就把城市定义为“一个坐落在有限空间地区内的各种经济市场—住房、劳动力、土地、运输等等—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网络系统”。

而在改革开放30多年之后，中国城市的发展事实上也正在冲破行政级别的枷锁，更加贴近现代意义上的由商业驱动的都市。这种突破意味着，依据工商业繁荣程度对城市进行分级已经成为可能，而且必要性也越来越迫切。

这是《第一财经周刊》2013年决定从公司和公司人角度对中国除传统一线城市之外的30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和100个百强县共400个城市进行详尽调查的原因。

从3月份开始，《第一财经周刊》从《财富》500强企业和中国100强企业中抽取了285家大公司进行了走访调查，考察了它们在中国的区域布局和未来的战略重点区域，以及它们对中国城市未来成长性的认识；

与大公司密切相关，《第一财经周刊》还调查了银行、房地产、汽车、奢侈品、零售连锁、酒店、快时尚等多个领域的140个一线品牌在全国的城市分布，考察了它们进入的城市数量和开店的数量；

公司人方面，《第一财经周刊》则调查了来自北上广等传统一线城市的1000多名年轻公司人，考察他们在现工作地之外乐意去工作和落户的其它城市，我们认为，他们的意愿能够反映出这些城市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

此外，我们还搜集整理了400个城市的2012年GDP规模、2012年居民人均收入、《财富》500强企业落户的数量、211高校数量、国际航线的数量、外国使领馆的数量、机场吞吐量等，我们认为这些指标可以反映一个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消费能力、教育资源和经济活跃程度。

在这些一手数据的基础上，我们对400个城市进行了一线品牌进入密度、一线品牌进入数量、GDP、人均收入、211高校、《财富》全球500强进入数量、大公司重点战略城市排名、机场吞吐量、使领馆数量、国际航线数量共10项指标的单项排名。

其中，大公司重点战略城市是依据将具体某个城市列为重点战略城市的大公司数量进行排名；

一线品牌进入数量的排名只计算进入的品牌数量，不计算单个品牌的店铺数；

一线品牌进入密度是先将每个品牌在一个城市的店面数除以这个品牌在全国总店面数，然后再将140个品牌数据相加，得到一个城市的品牌密集度值，再按照此数据进行排序。

在这十个单项排名的基础上，我们又计算了每个城市的综合商业指数[-2.91%]，具体计算方式为(一线品牌进入密度名次+一线品牌进入数量名次+GDP名次+年人均收入名次+211高校数量名次)×0.2+(大公司重点战略城市名次+机场吞吐量名次+外国领事馆数量名次+国际航线数量名次)×0.8=城市综合商业指数。之后，我们对400个城市的综合商业指数从低到高进行排名，指数越低则排名越高，最后得出了400个城市的综合商业指数排名。

基于这个排名，我们对400个城市进行了全新的分级。

其中“新一线”城市为成都、杭州、南京、武汉、天津、西安、重庆、青岛、沈阳、长沙、大连、厦门、无锡、福州、济南等15个，它们或为直辖市，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庞大的中产阶层人群，以及可观的政治资源；或为区域中心城市，对周边多个省份具有辐射能力，有雄厚的教育资源、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便利的交通；或为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省会城市和沿海开放城市，有良好的经济基础、便利的交通和独特的城市魅力。这些城市理所当然也是各大公司的战略要地。

二线城市为浙江宁波、云南昆明、河南郑州、吉林长春、安徽合肥、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常州等36个城市，按照传统的方式来描述，它们多数都是中东部地区的省会城市、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较发达的地级市。从现代的城市意义上讲，这些城市往往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商业活跃度相对较强，对大公司、大品牌和优秀人才有一定的吸引力，它们也正在或者即将成为未来几年大公司布局的重点。

三线城市为海南三亚、海口、浙江绍兴、内蒙古鄂尔多斯[-1.67% 资金 研报](600295,股吧)、新疆乌鲁木齐等73个城市，它们多数都是中东部地区省域内的区域中心城市、经济条件较好的地级市和全国百强县，也包括一些西部地区的省会首府城市，它们的人口规模多数也都在百万以上，拥有一定的居民消费能力，拥有自己的相对优势产业，对某些特定行业的大公司也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城市综合竞争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四线城市为浙江台州、衢州、江苏太仓、河北张家口、广东湛江等76个城市，这些城市以中部地区的地级市为主，也包括一些经济发达省份的相对欠发达地区，它们的经济发展往往依托于本地的中小企业或者资源性企业，居民的消费能力处于增长过程中，在大公司和大品牌的战略中，它们往往要依托于区域重点城市的辐射，但是它们本身对中国本土的中等规模的企业和二线品牌有一定的吸引力。

五线城市为云南玉溪、安徽铜陵、安徽宿州、山东菏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等200个城市，他们多数都是中西部地区的地级市，经济基础较差，交通不够便利，成规模的企业数量有限，辖区内农业人口仍占大多数，各自正在探求工业化的发展方向。

这种城市分级方式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城市行政级别的划分，比如广东省中山市按照行政级别划分，只是一个县级市，处于最底端，但是在我们的划分中，中山市则属于二线城市。

而就经济发展水平而言，这种分级方式也摈弃了以GDP论英雄的单一指标分级，而是综合了人均收入、教育资源、大公司和大品牌的选择等多项更具现代商业意义的指标。比如仅就GDP规模而言，河南郑州在山东济南之上，但是在我们的排名中，济南要高于郑州。

大公司投资于某个城市，以及公司人选择把自己的未来投资到某个地方，都是建立在对未来的信心之上，我们认为，这也是衡量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而这种未来正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所在。而外国领事馆数量、国际航线开通数量等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可以量化的信心。

成都的脱颖而出在很大程度上就跟这种信心有关。在我们调查的大公司战略重点城市中，成都在“新一线”城市中高居榜首，而在吸引到的《财富》全球500强企业数量中，成都也以248家位居第一。在公司人的意向工作城市中，成都也跻身前三甲，而且成都70条国际航线数量和10个外国领事馆数量在“新一线”城市中也都高居第一。

如果说城市是资金、人才、货品、信息交流之地，以这些指标来衡量的话，成都也都表现抢眼。根据成都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2年，成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5890亿元，占全国1.6%；实际利用外资85.9亿美元，占全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7.7%；进出口总额为475.6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1.2%。2012年，成都市的流动人口达到465万人，占全市常住人口的比重超过28%；成都拥有50余所高等院校，每年可向人才市场提供16万左右大学毕业生和10万余专业技术工人。2012年，成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3317.7亿元，在“新一线”城市中仅次于人口规模更为庞大的重庆和天津。

成都所表现出的这种城市商业魅力，也让它被《财富》杂志选为第12届财富全球论坛的举办地，在此之前，该论坛曾经在三个中国城市举办，它们分别是上海、北京和香港。“去年《财富》杂志将成都评为‘全球最佳新兴商务城市’。这表明成都在科技、金融、物流、外包、通信还有其他诸多行业及领域成功确立了令人敬佩的地位。200余家《财富》世界500强企业落户成都就是一个卓越的成就。正因为这些原因和诸多其他因素，我们选在成都举办第十二届《财富》全球论坛。”《财富》杂志总编辑苏安迪说。

如果跨国公司代表了一种外来的和相对前沿的视角，那么民营企业的数量和规模对于一个城市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则更具有切实意义，在这一点上，各“新一线”城市之间的发展状况并不均衡，比如2012年武汉的民营经济增加值占全市GDP总量的比重为41.2%，南京的民营经济增加值占全市GDP的39.9%；成都相对较高，超过58%。而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江苏无锡，这一比重已经达到64.2%；在浙江宁波，这一比重更是已经超过80%。

而随着全球金融危机蔓延和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原因带来的外商投资增速放缓，在未来几年，民营企业之于城市经济繁荣的重要性必将进一步提升。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传统一线城市还是新兴城市，年轻人选择在哪些城市创业以及他们所选择的创业门类将会对这些城市未来的竞争力起到更具决定性的作用。

在这一点上，成都在手机游戏、杭州在电子商务、武汉在光电产业等新兴产业领域已经先行一步，比如成都有大大小小七八百家手游企业，2012年产业规模达到120亿元，杭州约有30万网商，2012年电子商务产业实现增加值233.38亿元。

但是，无论是创业者的数量和创业企业的规模，还是创业者所涉足的领域之广泛和前沿，这些城市还都无法与北京中关村[-3.99% 资金 研报](000931,股吧)和上海张江高科[-3.08% 资金 研报](600895,股吧)等国内创业最活跃的地区相提并论。比如在北京中关村，每年发生的投资金额和投资案例均在全国的1/3左右，2012年在境内创业板上市的公司就有62家，占到创业板上市企业数量的1/7。

不可否认，与成都、武汉、沈阳等“新一线”城市相比，北京、上海等传统一线城市仍然是资本、人才、信息等资源最集中的地方，这里有着最丰富的教育资源，聚集着最大规模的优秀人才，这里的信息交流更密集，投融资更加活跃，创业的氛围更加浓厚，创业者追求成功的欲望也更加强烈。


对于新兴城市来说，如果说吸引大企业入驻更多是依赖本地的人力、土地等资源以及区位优势和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那么创业的活跃和民营经济的繁荣则更多地依赖于人才的聚集、投融资平台和信息交流平台的搭建，以及城市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优化。两相比较，前者更多属于城市硬件、先天优势，后者则更多地依赖于城市软环境的建设，而后者更有利于一座城市抢占未来竞争的制高点。

整体而言，我们希望这个新的城市分级能够帮助公司和公司人发现那些之前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城市，发现人才和资本正在往哪里聚集，发现不同城市的信息容纳能力，当然也发现不同城市不同的物资集散功能，从而能够对自己的未来做出更科学的决策。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仍将致力于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报道商业意义上的中国“新一线”城市，以期能够更准确地把握中国城市未来发展趋势，把握中国商业发展的脉络，把握中国经济的未来，为读者创造更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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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20歲圍棋小將痛宰南韓棋王

圍棋3段、從未進入世界大賽決賽的大陸20歲小將唐韋星，在第18屆「三星杯世界圍棋大賽」決賽連贏兩盤，以2：0擊敗南韓圍棋9段李世石，勇奪3億韓元冠軍獎金並可直升9段。

相較之下，南韓2013年在世界圍棋大賽全軍覆沒，全年十餘個世界級比賽，竟然沒拿到一個冠軍盃，連南韓企業三星集團主辦的這個年底大賽，也輸給一個棋齡不到15年的大陸選手，韓媒檢討這是近18年來戰況最差的一年。

棋手紛求決賽棋譜

新華網報導，唐韋星在中國棋院2012年的排名，僅列大陸圍棋手28名，之前從未打入過任何一場世界大賽的決賽。而李世石不僅是三星杯上屆冠軍，生涯曾獲14個世界冠軍，等級積分排名南韓第一。

此賽事11日落幕，在國際棋界引起轟動，各地棋手紛紛索求決賽棋譜，這也讓南韓棋界頗為難堪。賽後李世石指出，唐韋星一定會成為世界上最頂尖的棋手。

唐韋星則表示，「第一個世界冠軍對棋手來說是一個突破，拿過以後感覺自信會強一些。」因為今年獲一個世界冠軍、兩次亞軍，他依大陸圍棋協會規則，直升圍棋9段。

克服恐韓 英雄出少年

大陸圍棋經歷了相當長一段時間的「恐韓症」，然而2013年卻成為世界圍棋大賽的「大陸年」，LG杯、應氏杯、三星杯等世界圍棋六大賽事，大陸棋手歷史性地全攬冠軍盃，而且都是由1990年前後出生的年輕小將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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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生頂尖表現「肯定作弊」？ PISA專家：歐美像耍賴的輸家

PISA最新的結果報告日前出爐，上海學生在數學、閱讀和科學科目測試均居世界第一。這樣的成績超英趕美，表現亮眼，不過也引發不少正反評論交鋒，其中不乏認為「中國大陸學生靠作弊才能贏得好成績」的論調。對此，主辦單位出面表示，「西方國家人士批評中國學生在這項測試獲得的成功，『就像耍賴的輸家一樣』」。

PISA是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簡稱PISA）是由聯合國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OECD）主辦的跨國學生（約15歲）素養調查，也是目前全球規模最大的中等教育比較測試，其結果非常具有代表性。上海學生在最近的測試中居榜首，卻引發不少反彈聲浪。

有人質疑這項測試的學生取樣不具代表性，或者研究的方法出錯；甚至懷疑上海參加測試的學生，「沒有包括民工的孩子」。

對於這些暗指中國大陸方面有作弊之嫌的說法，OECD中的教育專家安德里亞斯施萊歇爾教授（Andreas Schleicher）反駁說，西方國家人士批評中國學生在這項測試獲得的成功就像耍賴的輸家一樣。（People in Western countries sceptical about the success of Chinese pupils in the international Pisa tests have been attacked as bad losers.）

他認為：「每當美洲或歐洲人奪得奧運金牌時，我們讚揚他們是英雄；但是當中國人獲獎時，第一個本能反應是他們一定服用禁藥。」他強烈反擊外界指稱東亞地區的教育制度成功，是因為考核不公平的說法，強調這些都是刻板印象，希望遏止抹黑的言論繼續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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