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伯特和他的挑战 - 刘路新

《韩非子》中有则故事说，宋国有个农人，其田中有一截树桩。一天，一只飞奔的兔子撞上树桩，死了。于是，这个农人便放下手中的农具，每日守在树桩旁，希望还有兔子撞上。 今年的联邦大选，进行过半，如火如荼。每次看到电视上的阿伯特，我都会想起这则“守株待兔”的故事。 虽然竞选激烈，阿伯特领导的自由党，并不急于宣传自己的各项政策，无论是经济的，还是难民的，而是采取太极手法，以防为主，以柔克刚。或许，他们根本就没有政策，或许，他们只是等待，等到9月7日的这一天，工党政府撞上民意这截树桩。 这样，阿伯特这个澳洲农人，就会坐上总理宝座。 为了这一天，他已经等待了好几年。 不过，这次大选，如果自由党获胜，并非因为阿伯特能力超群，领导有方，而是因为他的对手太差，早已失去了民心。 阿伯特其人 喜欢一个人，是不需要理由的。不喜欢一个人，很多时候，也说不出原因。 有些选民，特别是女性选民，不喜欢自由党领袖阿伯特，可是，又说不出为什么。这次大选，有些人不投票给他，可能没有别的什么原因，只是不喜欢他。 阿伯特缺少魅力，缺少Charisma，其实，他是个很有能力的人。 自雪梨大学毕业时，阿伯特获得经济学学士和法学学士，然后，持罗德奖学金，赴牛津大学读政治学和哲学硕士。罗德奖学金是“当今世界最富盛名的奖学金”，在它长长的获奖者名单中，包括美国总统克林顿，澳大利亚总理霍克，工党领袖比兹利(Kim Beazley)，自由党大佬滕博(Malcolm Turnbull)，等等。 回到澳洲，在选择职业时，阿伯特犹豫了很长一段时间，也做过不同的尝试：天主教神父，记者，政治顾问，还短期担任过水泥厂的经理。大选投票时，选过自由党，也支持过工党。最后，直到1993年，应邀担任“澳大利亚君主立宪促进会”的执行总裁，才算找到职业政客这个职业。 共同的保守思想，使阿伯特与霍华德建立起深厚的友谊。1994年3月，在霍华德建议下，阿伯特参加瓦林加(Warringah)选区补选，当选联邦众议员，正式进入政界，在议会，先后负责过教育、就业、劳工关系、卫生、小生意等部门。 霍华德总理很欣赏阿伯特争强好胜的性格，2003年，任命他为卫生部长，负责处理许多当时很棘手的问题。作为部长，阿伯特在议会辩论中表现出色，无论口才，还是智谋，深得媒体好评。 1999年，就共和问题举行全民公决时，自由党允许党员凭自己的良心投票。阿伯特和他的导师霍华德一样，都是坚定的君主拥护者。他们一致认为，澳大利亚应继续作为英联邦国家，伊丽莎白二世应继续作为澳大利亚的国家元首。为此，阿伯特解释说：“有人认为，任何形式的共和，都比现在的制度好，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我们可能会遇到的困难。相反，保守人士不会轻易改变任何事情，他们本能地尊重现有制度，因为它经过了时间的考验。保守人士的口号是，‘如果没有必要变，那就不要变’”。 不过，阿伯特也不是事事都与导师霍华德一致。在劳工关系问题上，土著事务问题上，在对待波琳•韩珊的种族主义问题上，二者态度大不相同。 作为霍华德的内阁部长，阿伯特对于改变劳工关系，并不热心。在内阁讨论“劳工选择法”时，他直言自己的关切。在他看来，这种改变超出了政府的权限，对工人太过刻薄，而且，对劳工关系改变太多，在政治上，也对政府不利。 在反击波琳•韩珊等人代表的种族主义思潮方面，阿伯特更是勇往直前，这与很长时间一直保持缄默的霍华德总理，形成鲜明对照。1998年，阿伯特建立了“澳洲诚实政治基金会”，主要目的，就是为反击波琳•韩珊的“单一民族党”筹款，打官司，并最后获胜。 2009年底，阿伯特以42对41的微弱多数，战胜滕博，成为反对党自由党的领袖。 2010年大选时，阿伯特带领自由党团队表现非凡。结果，在有150个席位的联邦众议院，工党和自由党各获72席。双方均以4席之差，无法独自组成多数政府执政。最后，在一名绿党和三名独立议员的支持下，工党得以组成少数政府，继续执政。 对阿伯特来说，煮熟的鸭子飞走了。 继续做反对党领袖的阿伯特，显得更加成熟，也开始注意自己的公众形象。 作为反对党，需要监督政府的每一个举动：水灾税，医院体制改革，碳税，土著事务，等等。对于土著人问题，阿伯特有着浓厚的兴趣。还作为反对党土著事务发言人时，他在昆士兰北部土著社区作义工教师，同时，还在议会成功推翻昆士兰州政府计划推行的土著社区发展规划，他认为，这“干涉了土著人的土地所有权”。2013年3月，他说，一旦自己当选联邦总理，会把土著问题纳入总理内阁的工作范围，“这样，实际上，就有了一个负责土著事务的总理”。 无论作为卫生部长，还是作为反对党领袖，他与土著活动人士以及土著社区都保持密切联系，并保证，当选总理后，每年要抽出一周的时间，去土著社区生活。 这是阿伯特与霍华德另一个不同的地方。他认为，应该在宪法中确认土著人的历史地位。2013年初，在一次议会发言中，他说：“澳大利亚是个幸运的国家，我们的气候、土地、人民，还有制度，让全世界羡慕，唯一的缺憾是，我们没有与这块土地上最早的居民达成和解。这是我们灵魂上的一个污点。。。我们要承认，1788年以前，这块土地是属于土著人的，就像现在，这块土地属于所有澳洲人一样。不做到这一点，我们就是一个不完整的国家，就是分裂的人民。。。” 其他方面，阿伯特对气候变化一直持怀疑态度，认为这是赶“科学的时髦”。竞选一开始，他就承诺，一旦当选，即取消工党政府的碳税。 阿伯特还是保守的天主教徒，在婚姻问题上，他认为，“婚姻应该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事情”。虽然他的妹妹就是同性恋，虽然他的家人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意见不同，阿伯特仍坚持认为，婚姻应该是“男女之间的事”，同性婚姻“只是一时的时髦”。 虔诚的宗教信仰和保守的思想传统，可能是很多选民，尤其是女性选民，不喜欢他的原因之一。虽然他一再表示，自己的宗教信仰，不会影响他作为政治家的判断和决策。依然有人怀疑，他能否将二者截然分开。 阿伯特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对运动锻炼的热爱，从铁人三项赛，到超级马拉松，骑自行车更是他的最爱。举例来说，2010年3月，参加了铁人三项赛，紧接着，4月，又骑上自行车，开始雪梨到墨尔本之间的慈善骑行。对于舆论界的批评，他说，“一路上，在很多的小镇停留，可以遇到很多人，这些人，可能一辈子也没见过议员”。 他是消防队员，还是作家，共写过四本书。2009年出版的《战线》一书，属于自传性质，书中，对刚刚下台的霍华德政府，对自由党今后的政策和发展，都做了讨论和反思。 今年的联邦大选，自由党获胜，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阿伯特面对的挑战 如果说，阿伯特的当选，是因为他的运气好，是因为对手太差，失了民心，那么，获选后，担任总理的阿伯特，将会面对许多的挑战。 首先是经济问题。 大选中，陆克文总理一再强调，中国的经济放缓，将给澳洲经济带来严重影响。根据澳中商会(Australia China Business Council, ACBC)发表的报告，2009年，与中国的贸易，特别是对中国的资源出口，使每个澳洲家庭受惠3，400元。到了今年，2013年，这种资源出口使每个澳洲家庭受惠达14，480元。 另据标准普尔预测，中国经济中度放缓，将使澳洲的失业率超过6%，房地产价格下降10%以上。如果中国经济过度放缓，甚或硬着陆，后果则不堪设想。 可以肯定，中国经济的放缓是必然的。十八大后，中国政府积极调整经济结构，为的是让经济发展进入良性循环，变得可持续发展，比如，由基建投资拉动经济，改为刺激消费以寻求长期稳定的发展。 中国经济的调整和放缓，必然会对澳洲经济产生影响，至于是否就像陆克文总理说的那么严重，则不一定。 中国将继续需要澳洲的资源，但是，却不会像早些年加速基础建设时期需求那么多。 相应地，澳洲的两大传统出口项目：资源和农产品，都面临调整。资源属于不可再生的东西，越挖越少，资源出口减少后，农产品的出口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美国科学家戴梦德(Jared Diamond)在其《崩溃：社会如何选择失败或成功》一书中说，“澳大利亚是农业生产力最低下的大陆：土壤贫瘠，缺水严重”。因为澳洲土地年代古老，经过几十亿年的雨水冲刷，土壤中的养分流失严重。 澳大利亚两个主要的农业产区，一个是西南部的小麦产区，一个是墨累河达令地区。前者受印度洋吹来的海风影响，盐碱化日趋严重。后者则由于地势较低，下雨就淹，不下雨就旱。 缺水和沙漠化是澳洲农业面临的严重问题。大量使用化肥，不仅提高农业生产成本，也使土壤的品质更加恶化。土壤的贫瘠不仅影响到农业生产，也影响林业和渔业生产。因此，巴西生产的橙子，进口到澳洲，比本地生产的还要便宜。加拿大进口的猪肉，价格低于澳洲本地猪肉价格。 现任总理陆克文，早几年支持“大澳大利亚”的人口政策，认为，理想的澳洲人口应该是五千万左右，后来发现，澳洲虽然土地辽阔，生产力却很低下，能养活的人口有限。 羊毛一直是澳大利亚主要的出口产品之一，这个曾经被称为“骑在羊背上的国家”，这些年，羊毛出口量也大幅度下降，因为在很多地方，合成纤维取代了羊毛。 有报道说，在过去30年间，澳大利亚农场主的人数，减少了几乎一半，这和农牧产品出口的大幅下降，很有关系。 也有人建议，澳大利亚要大力开发旅游业，开发海外学生市场。以中国市场为例，去年，中国来的游客在澳花费42亿元，据估计，10年后，中国游客每年将为澳洲提供4100亿元的收入。至于中国留学生，更是澳洲海外学生市场的主体。在澳洲，海外学生每年平均消费35000元。以新南威尔士大学为例，去年，该校10%的支出，相当于1.6亿澳元，都是由中国学生提供的。 无论如何，澳洲经济的转型是不可避免的，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迫在眉睫。 其次是难民问题。 一段时间以来，这是澳洲朝野最头痛的问题。大选前夕，总理陆克文宣布了PNG计划，没有签证的难民，无论身份真假，一律送往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难民营，在那里审理，并在那里定居。 这一计划，对于阻遏难民船的涌入，起到一定作用。统计显示，陆克文的PNG计划宣布前，三周时间，涌入32船难民，共2833人。计划宣布后三周时间，涌入33船，共2305名，下降了将近20%。 问题时，这种以邻为壑的办法，能持续多久？作为联合国难民公约的签署国，澳大利亚对待难民的办法，会被告上国际法庭吗？即使不会，这种办法能够长期有效吗？ 当然，阿伯特总理还会面临其他一系列的问题。碳税取消后，用什么来填补这个收入漏洞？中小企业减少的1.5%所得税，又从何处填补？工党一直告诫选民，如果自由党上台，消费服务税定会增加，新的政府会在这方面打主意吗？ 担任了总理的阿伯特，不会再守株待兔，要有所表现，澳洲的两千多万人，都期待着。

Read more »

日本的恥感，台灣的無感

日本東京都知事豬瀨直樹，因涉嫌收受醫療團體「德州會」的五千萬日圓非法政治獻金，在強大輿論壓力下，宣布辭職下台。這在日本既非空前，也非絕後！

日本是一個講究「恥感」的民族，但不具有「罪感」的文化。「罪感」是來自本我的要求，發自內心的道德信仰來約束自己的行為；而「恥感」卻是來自他人的壓力，依靠外來強制的力量來約束自己的行為。這也難怪，長久以來，許多日本政治人物因為違法收受政治獻金，在「恥感」的催迫下紛紛被迫下台。對日本人來說，在不被外人發現之前，或者外界未出現譴責的聲浪時，都不能算是一種罪過，這是日本人恥感文化的特殊性。

然而，日本人的恥感一旦被掀開，就如同打開潘朵拉的盒子，就會被社會無限膨脹與放大。這像是一種集體催眠，在聽到和鳴的聲音之後，便會轉化成為共同的信仰；更像是一種無形的教條，在潛移默化下，便會轉化成集體的社會壓力。

先前，豬瀨直樹風塵僕僕為東京申奧奔忙，其間連妻子過世時都不眠不休，不僅成為東京申奧成功的最大英雄，更成為僅次於安倍的高人氣日本政治家。然而，在收賄事件爆發後，霎時有如豬羊變色，豬瀨如同過街的老鼠，人人喊打。日本輿論要求他下台的聲浪，如排山倒海而來，彷彿只要豬瀨繼續在任一天，便會使東京奧運在國際社會蒙羞。日本人對於恥感的無限上綱，於此可見一斑；日本人的重恥感、輕人情，更是有目共睹。對豬瀨直樹來說，可謂成也申奧，敗也申奧。

日本人的重恥感，來自於社會集體的約束力；而日本人的輕人情，來自於清楚的法律分際。我們看到，日本人通常會說誰的行為是不符合哪條法律，卻甚少抱怨制度不公不義；我們也看到，日本人會說誰違反哪一項規範，卻極少譴責裁判者自私不仁。這使得日本人能夠在這種極大的心態的轉換下，不會產生任何的陰影；這也使得日本人在這種急遽的行為轉變上，而不用背負任何的人情包袱。

一旦恥感形成了特定氛圍，日本絕對不會因為事屬「微罪」而輕輕放過。例如，前日本外務大臣、也是民主黨時期的明日之星前原誠司，便曾經收受家鄉相識多年的韓裔女性區區二十萬日圓的政治獻金，被發現後，便倉促宣告辭職下台，日本輿論界對他亦不表任何惋惜。

一旦犯行超越恥感的界線，日本也絕不會因為某人職位崇高，而有所妥協。例如，民主黨執政後的首任首相鳩山由紀夫，便曾因假造政治獻金名冊，而面臨辭職壓力；最後雖未被檢察官起訴，但日本政壇亦未作任何挽留。政治獻金無疑是日本政治人物的慣常遊戲，但稍有逾越卻成為豬瀨直樹致命的悲劇。

由此可見，在日本政治的遊戲規則中，除了法律，社會約束力以及輿論壓力仍是一道重要的防線。這種輿論壓力，讓政治人物在法律之外必須要以高道德標準來檢視自我，而沒有理盲濫情的空間。同時，這道社會的約束力，也讓日本政治人物在被掀開遮羞布之後，必須負起該有的政治責任，不可能因人情世故而脫逃。

從豬瀨直樹的辭職看王金平的關說案，儼然形成強烈的對照。豬瀨在收賄事件爆發之初，曾辯稱是單純的朋友「借款」，同時也提出借據及簽名自清；但在輿論、東京都議會及特搜組的強大壓力下，豬瀨最後選擇辭職下台，以保住自己最後顏面。反觀王金平院長關說案，在國內媒體的理盲及民眾的濫情下，竟被無限上綱成馬政府的政治追殺，在野黨更搖旗吶喊助陣，嚴厲討伐偵辦關說的司法人員。由此可見，台灣的政治人物不但沒有罪感，更喪失了恥感。

簡言之，日本人雖然沒有「罪感」，但終究還保有「恥感」；日本雖然政治弊案層出不窮，但社會輿論的注視和約束卻成為最有力的一道防線。反觀台灣人的恥感，在濫情的人情世故糾纏下，扭曲不全；台灣社會的集體約束力，也在藍綠的政治對決下，蕩然無存。

有人說，十年前的日本就是現今的台灣寫照；但是，從政治人物的知所進退看，現今台灣就連這點恥感也看不到。

Read more »

石亞今專欄 - 2014全球情勢：挑戰民主

2014年，什麼最令人期待，什麼最教人擔憂？
美國政府在2013年結束之前，無預警關起了大門，原因是政黨對立與公權力失能所致。同樣的情形，發生在芬蘭的金融分庫關閉事件、泰國的紅黃對立、甚至台灣的食安問題…，例子多得說不完。
2014全球普遍性隱憂，是政府的內部困頓。多數政黨在只有競爭、沒有合作情形下運作，導致政治僵局，應推動的議題付之闕如。政府低效率與檯面下運作，使司法效能倒退，金融系統失衡，教育體制紊亂，這些事件都可能演變成危機。

美國「例外主義」的消失
我在去年2013全球情勢(上)預告了美國的衰退，這種情形即使在2014還會持續。中東征戰進入第12年，情況是否維持？2008年次貸風暴迄今，已然走出金融陰霾？美國重返亞洲的承諾，兌現了多少？恐怕都沒有答案。我們只看到這個道貌岸然的世界霸主，背後非法監聽的勾當。
2014年起，美國享有的「例外主義」特權正在逐漸消失。
敘利亞出兵不出兵的決策，暴露出美國從過去的「不情願」霸權，到今天的「不能夠」。2012年，高達83%美國民眾不贊成繼續干預國際事務，比起10年前的基準，提高了10%，顯示美國主導全球性議題的熱度及意願都在降低，國防、外交等各項資源隨之緊縮，未來在面對危機時，很難形成共識。

挑戰民主
美國價值的倒台，可以使國家行使某種權力的正當及合理性不在，史諾基事件便是其例。
這件單純的洩密事件，危及美國在全世界的影響力，間接使得世界警察的公信力受到質疑。美軍投入阿富汗、伊拉克作戰，換來的是全球不接受美國領導，歷史上曾經發生這樣的景象，大概只有越戰。不同的是，過去民主國家因為共同抵禦的需要而服膺美國的領導，這種因素在今天已經變得不確定。當人們開始質疑原來信仰的體制與價值，便形成對民主的挑戰。 最明顯是中國，她還不算是個民主國家，但在西方民主制度弊病的推波助瀾下，中國只要維持7% GDP以上的成長，習李改革之路最重要的「維心」策略能夠奏效，中國便不急，也不需要民主。更甚之，屬於「中國特色」的體制，可能在未來30年，與民主制度並存，成為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典範」(paradigm)。
整體觀之，2014年全球安全情勢集中以亞太、中東為兩個主要關注區域、及數個潛在熱點。先談談亞太。

中國的「改變現狀」等同「再平衡」失敗？
10月，由於美國聯邦政府關閉，歐巴馬取消了APEC亞太高峰會、東亞峰會兩個重要出訪行程。11月，幾乎和「三中全會」同時，中國拋出「防空識別區(ADIZ)」震撼彈，挑戰現狀改變，事發後美國反覆的態度，近似無力招架，引發外界對「再平衡」疑慮。很明顯，美國對亞太關注雖還不到敗象畢露，卻已現疲態。
東海問題來得又急又快，卻能保持在可控制的範圍，原因歸咎於美中「新型大國關係」效應。習近平打出這張牌，其中內涵、形式雖還不甚明確，卻足以對美國產生很大的吸引作用。相較於此，「美日安保」是一種義務與承諾，以美國現在的實力要背負安保的負擔，是不如胡蘿蔔來得誘人。美國雖宣稱將與日本同一陣線，但並不表示會「對中作戰」。這是我說東海局勢雖緊張，卻可控制的原因。
整體來看亞太未來情勢；美軍在亞太地區航艦數量將從11艘銳減至7(或8)艘；安倍推動「集體自衛權」導致與韓國對立，未有緩解之際，卻各自向中國靠攏；朝鮮半島核問題壓力未解；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談判最終沒能在2013年底結束。由此看來2014年，還是很難讓人樂觀。

「再平衡」轉向東南亞？
美國亞太「再平衡」的南移，從黑格爾部長兩次出訪東南亞，高調宣布對東南亞軍事援助及訓練資金增加50%，可以看出。
與東北亞冀望美國存在亞太的目的，是為了牽制中國，必要時要能打也要確保能贏，這是「再平衡」普遍被理解的意義。東南亞則有很大不同，這裡大多數的國家希望美國看照過來，但又不願切斷與中國的交往，也就是不選邊站。但是近來中國在東海問題舉措強硬，使得原來事不關己的東南亞，也陷入安全兩難。南海，便是一例。
說起南海，我對2014年南海的前景，同樣憂慮。

你的對手不等於我的敵人
正當全球屏息注視東海情勢發展，南海各國正悄悄地從事各種軍事準備，大量軍備武器迅速地向這裡集中，一場熱帶風暴正在成型。
南海沒有東海的高強度、高迫切性，並不表示可以常保安寧。「你的對手不等於我的敵人」便是南海各國心中寫照。南海涉入國眾多，彼此存在雙方、三方利益糾葛，缺乏共同海上對話機制，問題複雜性高。因此，當涉入國任何一方有了侵權踏地的動作，南海會比東海更危險。
為什麼看壞南海？從武裝軍備與政治條件兩方面來說。
美軍在新加坡部署濱海作戰艦開始，各國紛紛以「堆積木」方式擴充軍事設施。中國遼寧號航母編隊進駐三亞軍港；台灣在太平島新建碼頭、加長機場跑道；中、越剛剛就和平解決爭端達成共識，越南立刻將海上警察廳升格為海岸巡防隊，並透過向俄羅斯採購蘇-30戰機，大幅購置新型巡邏艇。
南海聲索國間的政治條件無法為和平帶來任何曙光。廣大興海上喋血事件後，台菲始終未能就漁業範圍達成協議；今年8月，艾奎諾取消訪中行程，中菲關係急轉直下。「海燕」風災後，中國有意無意，錯過了向菲國表達善意的機會。然後，是中美日三國四艘航母「不期而遇」、上週五美、中險些釀成軍艦海上擦撞事件。這些事端，並不是巧合，未來突發事件不會間斷，誰能保證每次都能和平收場。
武裝軍備如同火藥，政治條件則是板機，火藥已經配置到位了，缺的是溫度。南海在升溫，雖然速度很慢，但一旦到達爆點，會不可收拾。

滾水裡倒油？中東安全變數多
2013一整年中東發生的衝突事件，強度與規模都與亞太相當。埃及、伊朗、敘利亞、葉門，一個接著一個，似乎沒有停止。許多人遣責美國介入根本是往「滾水裡倒油」，寧願甚麼都不做，靜待生存法則去解決。這種消極理念，似乎也正好反映此刻的歐巴馬。
「阿拉伯之春」方興未艾，可能的話，還會震盪十年。中東地區宗教與派系間的衝突也看不到停歇跡象，2014年這裡的國家，將沒有一個可以保證安全。

敘利亞─失守的「紅線」
敘利亞阿賽德政權幾乎掌握了2013年的主控權，歐巴馬沒能守住自己強調的”紅線”(指使用化武)，錯失了懲戒敘國先機，但也突顯了美國國內反戰、國際旁觀、與己身財務窘境等諸多問題。
敘利亞問題與剷除格達費政權，難度與複雜度均高，但相較於利比亞模式，美國並沒有把握能夠完全適用在打擊阿塞德政權，也沒有足夠完善的作戰計畫。來年，歐巴馬宣示「阿塞德必須下台」的基調仍將維持，但是不會有積極的作為，尤其隨著敘國內部宗教衝突日益擴大，黎巴嫩、伊朗、俄羅斯等國介入後，原本美國扶植的反對派勢力更形弱化。只要敘利亞內部化武問題能夠得到克制，政治相對穩定，2014年可望維持現狀。

非洲深陷治理不彰的困境
非洲，相對落後且發展空間有限，問題還是出在治理權的分歧。非洲整個安全事務由非洲聯盟、西非經濟共同體、歐盟、聯合國等數個國際組織來執行，權責上相互重疊，效率也極為不彰。
非洲聯盟希望建立一支聯合應變部隊，2014甚至未來幾年，達成的機率都不高。也就是說當發生類同2012至2013年馬利共和國衝突事件時，仰賴外軍支援仍是非洲目前唯一選項。

北非激進主義紛亂難止
北非的突尼西亞、利比亞、阿爾及利亞、馬利等地區，激進份子組織在當政府執政不力的環境下崛起，此一組織近年來形成接班態勢，相當值得關注。
這些戰亂中倖存下來的年輕一輩，憑藉著過去在蓋達組織習得武器使用以及城鎮戰戰鬥技能，從失敗教訓學習經驗，並且接收蓋達原有的殘存支系，滋養、共生而後茁壯。他們以重塑社會秩序為訴求，手段卻是極端暴力與破壞，此一發展趨勢，可能危及這些國家安全利基，間接使非洲大陸陷入紛亂。
至於中東及北非地區其他社會方面的問題，也慢慢在2014年湧現。
根據聯合國阿拉伯發展報告，中東、北非地區是全世界人口增長速度最快的地方，1950年此地只有8,160萬人，到了2013年增加為4億，增長率接近五倍；2050年估計更將達6億。人口增生壓力下，連帶的住所、糧食、水資源匱乏，以及未來教育不均、低所得、失業率等社會問題亦將接踵而至，成為另一項安全威脅。

俄羅斯「經濟緊縮、戰略開展」
俄羅斯來年最大的挑戰在經濟。2013年俄羅斯經濟成長率低於2%，GDP總值尚不及美國的百分之十五，這樣的經濟情況，很難達到富國強兵理想。總理梅德韋傑夫提早預告了2014「預算緊縮」政策，看來，莫斯科要設法度過一整年的寒冬。
與過去蘇聯政權不同，如今俄羅斯在綜合國力上尚無法與美國對抗，外界疑慮的「新冷戰」，並不具成型條件。但是俄羅斯崛起企圖，卻不因此而有所減損。今年6月俄羅斯宣布在2013年底，將新型航艦「庫茲涅佐夫上將」號(Admiral Kuznetsov)部署到敘利亞外海，因應整個中東緊急需要。在俄羅斯動作之前，美國在地中海已經沒有多的航艦可供運用。未來，俄羅斯將勢力向歐亞、甚至中東延伸，幾已成現實。

準備好面對一個無常的世界
我們處在一個多變且無常的世界，沒有定則而且愈加複雜。儘管筆者對來年抱持悲觀看法，但機會挑戰本就是一體兩面，沒有絕對的正反輸贏，端視你如何取決、衡量，然後扭轉、改變。
以歐洲來說，持續性的經濟危機陰影仍在，國家主義加速了歐洲國家仇外心態，使得國際間合作計畫難以推動，但各國仍戮力透過各項措施，力搏紓困方案，似乎可以預見下一個柳暗花明。
又，如果沒有美國及其主導28個NATO會員國在阿富汗作戰期間的投入，也許不會發展出特種部隊結合傳統作戰的新作戰模式，也不會快速催生新一代無人機技術。這些戰爭期間累積的作戰經驗，未來，可能創造全新的作戰理論與構想，改變戰爭及人類的歷史。
所以，上述這些問題不僅攸關大國間的領導地位、權力變化，也與你我切身有關。2014年，距離美、韓、俄羅斯、台灣下一次大選還有兩年時間，也是習李政權上台後的第二年，隨著美、中大國關係的改變，兩岸「只經不政」的局面也可能有所改變。
似乎從現在起，是該開始認真討論未來對策的時刻了。

Read more »

美教授称“强大中国是台湾恶梦 - 台学者驳斥

台海网12月18日讯 据环球网报道，被视为美国现实主义派大师的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最近在台北演说时称，与中国贸易并协助中国变为经济成长引擎，台湾帮忙创造了一个哥利亚巨人，导致“台湾独立”的终结，并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总结来说，“一个强大的中国是台湾的恶梦”。

台湾战略学会理事长王昆义18日在台湾《旺报》发表文章说，米尔斯海默最重要的代表作是《大国政治的悲剧》，他不讳言的指出：21世纪早期，中国的崛起将“像美国支配西半球一样支配亚洲”，而“美国将竭力阻止中国获得地区霸权”，因为美国不能容忍世界舞台上存在跟它匹敌的竞争对手，其结果便是中美之间激烈而危险的安全竞争。米尔斯海默也因此被认为是“中国威胁论”的理论代言人。他的理论“进攻性现实主义”也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最受争议的理论。

米尔斯海默也忽视中国崛起和苏联崛起的不同特质。中国崛起主要是指经济上的崛起，它只是固守自己的主权范围，并没有要去侵略周边国家。而苏联崛起之后，在二次大战期间，却广泛的把东欧、加盟共和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同样的，日本在二次大战之前的崛起，它们就使用船坚炮利去攻击周边的国家，其中中国受害最深。到目前为止，日本没有反省自己在二次大战前所做出的侵略行为，仍然以霸权主义的思维，要侵害中国的固有领土钓鱼岛列屿。中国的反应，不过是一种守土有责的作法，跟日本无限扩张它们侵略周边国家的行为并不相同。

所以，中国的崛起是否会变成台湾的恶梦？米尔斯海默已经明白的说将“导致台湾独立的终结”，对此，民进党内有不同的看法。谢长廷认为：“如果2016年民进党再没有执政，就差不多快要消失。”

林浊水也指出，台湾主流价值是“台独”，国民党不可能变“台独党”，只要台湾主流价值不改变，民进党就不可能消失；不过，不可能消失却一直没办法执政，这对民进党很悲哀。

所以“台独”是否终结，不一定决定于中国的崛起，而是决定于台湾人民到底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民进党高层人士的说法，跟米尔斯海默把“台独”的终结决定于“中国崛起”，并不相同。

当然，米尔斯海默的想法，也有他的前提，他认为随着中国愈来愈强大，会尝试把美国赶出亚洲，就像美国在19世纪把欧洲强权逐出西半球一样。大家可以期待中国就像1930年代的日本，出现自己的门罗主义，中国没有理由在强大后接受美军在它的后院活动。

这个“后院”的概念是来自国际关系，但是中国大陆并没有把台湾视为是东亚地区国际关系的一员，所以，中国大陆能否决定“台独”的存在，不在于周边国家是否干预中国大陆对台湾的作为，而是决定统一后台湾会有什么样的生活。

只要中国大陆不是以武力攻取台湾，那么即使两岸统一，中国大陆在“一国两制”的治理台湾下，“台独”也不可能因为两岸统一而消失，所以米尔斯海默担心“中国崛起会成为台湾的恶梦”，这不过是杞人忧天的想法

Read more »

讚朱鎔基貢獻大 歷史會記一筆

有全球金融沙皇稱譽的前美國聯準會主席葛林斯潘，對大陸前總理朱鎔基讚譽有加，他認為歷史應該替朱鎔基任內對全球經濟和政治的貢獻，記上一筆，而且朱鎔基的傳奇故事，已經表現在大陸的銀行體系中了。

葛林斯潘16日在演講中提到，1990年代中期曾和朱鎔基進行對話，朱鎔基說自己非常欣賞美國的金融系統，希望可以透過一種適合大陸的方式，把這樣的金融體系引介到大陸。葛林斯潘指出，2012年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IMF的演講，內容和朱鎔基提到的很相像，不同的是，周小川講的是改革完成的成果。

葛林斯潘說：「我們看到大陸發展非常快，我希望歷史上應該為朱鎔基記下非常精彩的一筆，因為他對於全球經濟、政治都是非常有影響力的。而且朱鎔基的傳奇故事，已經表現在大陸的銀行體系中。」

朱鎔基1993年至1995年擔任大陸國務院副總理兼人民銀行行長，期間排除萬難推動現代化的銀行體系，並取消人民幣匯率和物價的雙軌制，消滅尋租空間，還實施宏觀調控，讓過熱發展的大陸經濟實現軟著陸，為大陸後來的經濟發展奠基，因此有大陸經濟沙皇的名號。

Read more »

從平壤政治動盪看大陸政改

北韓統治階層爆發政治清洗，引起了國際輿論的廣泛關注。和過去歷次北韓內部政治鬥爭與清洗大為不同的是，北韓世襲統治家族第三代領導人以相當戲劇化、極其迅速的手法徹底清除了該國第二號權力人物張成澤。張成澤不但是北韓勞動黨政權的重要支柱人物，更是金家的姻親，也就是說，不管外界賦予張成澤多少標籤，比如改革派、親中派、攝政王等等，這次的清洗其核心特點在於這是場統治「家族」內部的殘酷鬥爭，是禍起蕭牆的一場政治風暴。有日本政治人物說這場清洗讓人聯想到文化大革命，事實上，北韓這場權力鬥爭由於其「家族性」，遠比文革中的毛劉之爭、毛林之爭還令人怵目驚心。

張成澤一案凸顯了北韓體制的特性與弱點，值得人們思考。首先，是北韓權力交替的不穩定性。眾所周知，北韓政治是「社會主義陣營」當中極其罕見的案例，其權力承繼竟是家族世襲，是完全的封閉黑箱，可以說並無制度可以遵循和依靠，也因此，必然出現巨大的內部動盪，而這種權力交替帶來的震盪可說是自古以來凡是專制政治必有的病症。在北韓當局所公布張成澤罪刑的判決文中，竟然明載「無論歲月流逝、世代交替，白頭山血統是絕對不能改變和更換的」，同時嚴厲批判張成澤背叛了「白頭山卓絕偉人們的政治信任和恩惠」，充分顯示在北韓國民經濟困難、民眾生活困頓，社會主義和所謂主體思想的吸引力大幅滑落，北韓政權正當性已經十分低落，「血統」竟然成了金正恩最主要的正當性來源。

在世襲政治不穩定性的另一面，則是專制政治的殘酷性。北韓當局這次公布張成澤被捕、受審的畫面，並以「天下頭號千古逆賊」、「賣國賊」、「反黨反革命分子」、「惡毒的政治野心家、陰謀家」、「狗不如的人間渣滓」來形容張成澤，同時迅速處決，充分凸顯了這個政權的殘酷性與荒謬性。

而這種殘酷性的根源，當然來自於北韓完全集中於一人的權力體制，如同評論者指出的：這種無邊的權力一方面是體制下所有人生死存亡的關鍵，另一方面，由於權力缺乏制度性的法治基礎，掌權者只有靠殘忍的權力行使才能顯示權力的存在。進一步來說，張成澤案爆發後，外界相當關注北韓對外政策是否會發生重大變化，其根本原因在於，在專制政治下，掌權者個人的命運變化和權力的交替將會深刻影響政權的對外政策，對區域和世界穩定造成衝擊。

中國和北韓兩國有傳統友誼，更存在意識形態上的共同淵源，然而從張成澤案凸顯的種種問題，我們當可認識到今日中國大陸的重大進步，而這一切都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民眾和執政者共同努力下的成果。

中國的民主政治雖然建立的十分艱辛，但已經根本告別了世襲家族政治，毛澤東時代的權力接班固然出現種種危機，但「家天下」的時代早已一去不復返。

從鄧小平時代的改革開放起，更從文革經驗中汲取教訓，權力交替逐步制度化，同時大大提高了透明度和可預期性。不但腥風血雨的權力接班不再出現，更確保了體制的穩定性。進一步來說，隨著大陸權力體制的制度化和半透明化，人才的培育拔擢和政策的延續穩定也都有了明確的保證，絕不可能出現如金正恩一般，登上政治舞台僅約三年左右、完全缺乏循序漸進的栽培和歷練，就在極短時間內成為國家最高領導人這樣的情況。由前段時間的薄熙來案審理時的透明度，更可看到大陸當局在法治建設上的努力與進展，這和張成澤案也有絕對的差異。

北韓和大陸政治現代化的差距可能超過30、50年，北韓的恐怖政治也一再提醒我們，中國的民主政治絕不能走回頭路，當然，也仍有一段長路需要奮鬥。中國告別了皇權本位時代，但誠如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近日指出的，在現實生活中，「有權就有一切」的官本主義餘毒還大量存在，依然是一種「以權力為核心的政治文化和社會體制」。俞可平強調，民主和法治是破解官本主義的唯一途徑，此言看似老生常談，但從北韓負面經驗來看，確實是切中要害。我們期盼大陸當局能多頭並進，從黨內、人大、政協和法院的民主建設同時著手，讓民主程序和法治精神，真正構成大陸政治發展的兩大根本方向。

Read more »

星加坡的經驗

新加坡政府以清廉高效著称。著名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公布了2010年全球腐败指数报告，新加坡、丹麦、新西兰以9.3分的成绩并列第一，成为“全球最清廉国家”。一般来说，“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而新加坡恰恰得益于威权主义体制。威权主义统治风格一直是所谓“新加坡模式”中的核心之一。建国初期，新加坡也曾一度贪污腐败横行。1952年，李光耀建立新加坡贪污调查局，该部门独立设置，局长由总理直接任命，只对总理负责，不受其他任何人的指挥和管辖。新加坡贪污调查局的最大特色，是它拥有独立、完整的秘密调查权，属于国家强力部门。到了70年代后期，新加坡政府已经变得相当廉洁了。香港廉政公署，也是仿效、学习新加坡贪污调查局建立起来的。

新加坡繁荣富庶，是继伦敦、纽约和香港之后的全球第四大金融中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1年发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新加坡人均GDP为3.4万美元，居全球第23位；如果按人均购买力平价折算，新加坡人均收入为5.6万美元，仅次于卡塔尔和卢森堡为全球第三富裕的国家。新加坡大学生毕业3年内就可以买房子，付了首付，剩下的部分向政府申请组屋贷款就可以了，没什么负担。年轻人买第一套房子时可以获得政府的15万至20万人民币的津贴。“居者有其屋”是新加坡的基本国策。新加坡最穷的穷人也有自己的房子，政府绝不会让你露宿街头。

新加坡有“花园城市”的美誉，它每一寸土地都精心地绿化或建设了。精美的雕塑遍布全岛。高大的乔木、低矮的灌木，如茵的草地，相互辉映；楼房的立面绿化，立交桥和高架桥的垂直绿化相得益彰。立体的绿色景观，打造出一个完美的绿色国度。美好的环境让新加坡成为世界著名的旅游城市，今天拥有500万常住人口的新加坡每年要迎来逾900万人次的国际游客。

新加坡人很感激“新加坡模式”的缔造者李光耀。从1965年新加坡建国时开始担任总理，直到1990年引退成为内阁资政，数十年中，李光耀一手把资源匮乏的小岛国建设成为繁荣的国家。李光耀1923年9月出生于新加坡，是当地的第四代华裔，祖籍广东大埔县。青年时期获得大英帝国女王奖学金，赴伦敦经济学院、剑桥大学深造，成为一名律师。1950年李光耀回到还是英国殖民地的新加坡，决心以律师身份参与政治，实现在新加坡掌权并实现新加坡的独立自主，但他没有走招兵买马打游击的军事斗争路线，而是通过选举和议会斗争获得人民的支持，从而取得行政权力。1959年人民行动党在选举中获胜，李光耀成为自治政府总理。在随后的数十年中，李光耀领导人民行动党为建设新加坡而努力。他安定民心、稳定新加坡局势，积极推动经济改革与发展，在其任内推动了开发裕廊工业园区、创立公积金制度、成立廉政公署、进行教育改革等多项政策，成功使新加坡在三十年内发展成为亚洲最富裕繁荣的国家之一。

新加坡的问题

李光耀1959年就任新加坡总理，直到1990年才辞去总理职务，改任国务资政。什么是国务资政呢？大家知道总理的英文是“Prime Minister”（首席部长），国务资政则是“Senior Minister”（高级部长），可见所谓国务资政比总理还要高一级。李光耀成为名副其实的太上皇。2004年，新加坡第二位总理吴作栋把总理职位“禅让”给李光耀的儿子李显龙，吴作栋成为新一任国务资政。这时李光耀的职位又换名字了，叫做高级国务资政，英文“Minister Mentor”，原意是“部长导师”，更厉害了。活脱脱一个“独裁者”啊。

李光耀带领新加坡脱离贫困，成为东亚先进国家的代表，开创了新加坡一代强人政治，成为开明专制的典范。但这样的治理模式可以持续吗？即使吴作栋和李显龙能够开明，能保证所有后继者都能为民着想，不图私利吗？亚里士多德把政体分为两种，为公民利益的好政体和为执政者私利的坏政体。由贤明君主统治的是最理想的政体，在这种政体中，公民作为自由人被一个在各方面都很卓越的人统治。但能否遇上贤明的统治者却完全依赖运气。

有一种看法认为，李光耀像管理家族企业那样管理着新加坡。整个新加坡都是李氏家族的资产，李光耀当然是倍加爱惜。他甚至说，“新加坡是我的亲骨肉，如果有人做出了什么对新加坡不利的事情，我在棺材里看到都会跳出来”。当然，也有一种看法认为，李光耀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有一种“以天下万物为一体”的情怀，这使他能够“天下为公”。心理动机是无法争论的，我们可以关照一下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新加坡政府的外汇资产由一个名为“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管理，目前总投资大约有1000亿美元，它的主席是谁呢？就是高级国务资政李光耀。新加坡航空、吉宝置业、来福士广场都是都是大名鼎鼎的公司，而这些公司又是马锡控股公司（Temasek）的子公司，截至2005年3月，该公司资产高达630亿美元。他的行政总裁是谁呢？何晶女士。她是李显龙的夫人，李光耀的儿媳妇，在《福布斯》杂志2007年“世界百名权威女性”榜中排第三位。这是怎样一种逻辑呢？李氏家族控制了新加坡的政府，新加坡政府又控制着新加坡的经济，为了保险起见，李氏家族人员还亲自出马占据新加坡政府的高位。

新加坡没有新闻自由。整个新加坡只有一家电视台，一家报业集团和几家兜售花边新闻的小报。新加坡的媒体主要用来配合政府搞经济建设，促进社会稳定，歌功颂德，而不是像西方媒体那样把媒体作为“第四权力”，监督政府，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新加坡政府甚至管制境外媒体。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报道李显龙的老婆担任财政部资金管理局淡马锡控股的董事，批评其国家私人化的做法。李显龙大怒，威胁诉诸法律。《经济学人》只好道歉，以确保其在新加坡的业务。新加坡的教育体制也富有争议，常被批评为过分依赖制式教材，奉行升学至上主义，强调以考试的方式区别学生素质，不鼓励个人独立思想空间。有分析人士指出，新加坡的新闻和教育体制非常有利于李氏家族长期统治新加坡。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利用其掌控的各种资源打击与其竞争的反对党。1997年，邓洪亮代表工人党参加静山集选区竞选。于是人民行动党利用其掌控的政府资源对邓洪亮进行了强有力的打击。不放浏览一下报刊上的标题：“李光耀资政：采用邓亮洪做法，我国将成波斯尼亚”、“吴总理：邓亮洪是危险人物，不应让他进入国会”、“邓亮洪在玩火”、“多位议员指邓亮洪言论极端”、“邓亮洪若当选议员将像（澳洲）汉森掀起风波”、“吴总理指邓玩危险游戏，利用宗教课题鼓动情绪”、“别让邓亮洪破坏社会安宁”、“李资政：静山是关键战役，关系总理与两位副总理前途”、“吴总理：静山是总理对邓之战”、“吴总理：如果邓亮洪中选，我在国内外声誉将受打击”、“陈庆炎副总理；阻止邓亮洪进入国会，不是反对华族文化”、“偏激煽情者，应严厉对付”、“李资政：静山区集选区共有25个计票中心。哪个区最支持行动党，组屋将最优先获翻新”。

李光耀甚至采用包括法律在内的各种手段打击异议人士。新加坡独立后，一直维持有效的《国内安全法》，它授予政府在必要时“不经审判”即得以“无限期拘禁”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士。一些早年曾与李光耀合作的新共领导人即因该法被拘禁20多年，其中最有名的政治犯是新共领袖林清祥。此外他透过司法手段打压反对的声音，许多反对派因此被迫退出政坛或移民他国。在新加坡国内，虽然反对派的声音一直存在，却始终不能成为主流。然而街头上的传单呢？涂鸦呢？宣传文宣品呢？这些可能出现反政府言论的地方，就由市容管理这条法律来规范，也就是拿鞭刑来吓阻反对政府的言论。新加坡政府除了把反对党领袖给告到破产，走投无路之外，也会用公共建设来施加压力，让选民不再投票给反对党，进行政策绑桩。新加坡地小，一般民众都没有私人汽车，都是搭乘公车、地铁出门，因此当选举结果使政府不满意时，经过你家的公车路线就会减少，使你出门相当不方便。

民主在旅途

新加坡对中国极富吸引力，一方面经济高度自由，另一方面权力高度集中，政治上长期一党执政。难道新加坡是真正的独裁体制吗？大家都能看到：人民行动党长期一党执政，甚至打击反对派，但新加坡允许反对党存在，可以参加竞选，人民行动党自身也只有获得足够的选票才能合法执政；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虽然没有终身保障，随时可能被撤换，但直到1989年以前，新加坡的终审权一直在英国枢密院；新加坡虽然没有新闻自由，但允许反对党利用媒体宣传自己；政府虽然通过强制手段要求公民投票，选举法也不甚公平，但选举程序公开透明，即使人民行动党自己也无法造假，且尊重投票结果。这些都与一般的专制独裁体制截然不同。

新加坡制度的本质是英国议会民主制度。政府即使风格强硬，但仍然需要在民主的框架下运行。新加坡独立前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的议会制度也被移植到新加坡。正是通过议会斗争，李光耀才取得了行政地位。李光耀本人早年在新加坡接受英式教育，长大后又在伦敦经济学院、剑桥大学念书，学习英国法律，接受了英式的社会治理思想。新加坡独立后，李光耀对原有的议会制加以完善，确立了类似于英国的单一制、议会民主制（内阁制）政治体制，基本具备了三权分立的框架。根据新加坡的宪法，新加坡实行的是议会制（内阁制）政府。国家机构三权分立，总统由直接民选产生，为国家元首。国会议员也是选举产生，总理从国会多数党中产生，其领导的内阁拥有行政权，并由独立的公共服务委员会管理公务员的聘用以及处分。

周亚辉认为，新加坡的一党执政，迟早会演变成多党制民主。何时？在李光耀家族和亲信用完李光耀等人累积的功德后，新加坡的多党制民主就会到来。其实，很多迹象都表示，新加坡正行进在民主的旅途之中。

其一，2011年5月14日，李光耀宣布退出内阁，这是他自1959年以来首次“放手”告别内阁。有分析认为，新加坡的“李光耀时代”可能就此画上句号。李光耀自己也承认，“年轻一代希望能在影响他们自身的决策中参与更多。……我们决定离开内阁，让一个更为年轻的内阁成员团队来与年轻一代进行接触和互动，塑造新加坡的未来”。

其二，新加坡反对党不断壮大。在前不久的国会选举中，虽然李光耀所在的人民行动党一如既往地占据绝对优势，取得87个国会议席中的81席，但支持率却大幅下滑，得票率仅仅为60.14%，创下1965年新加坡建国以来的新低。同时，新加坡外交部长杨荣文及总理公署部长兼财政部和交通部第二部长陈惠华的内阁席位都输给了反对党工人党候选人。要知道，反对党取得的这些成绩是在执政党经常以“诽谤”罪名起诉反对党，利用各种政治资源的绝对优势来打压反对党的情况下取得的。

其三，近年来，执政的人民行动党越来越引起民众不满。虽然新加坡国民富裕，但对新加坡的高压政策非常反感，讳莫如深。新一代新加坡年轻人大多接受良好的西化教育，对民主、自由的需求更是与日俱增，威权主义领导风格逐渐走到尽头。在备选拉票时，李光耀有一次还使用威胁的口吻告诉选民：“你们会后悔的。”这句话一出口，就引起了民众情绪的反弹。最后还靠李显龙出面圆场。从社会治理模式上看，新加坡已经经历了从“家长式”到“兄长式”，再到“朋友式”管理的过渡。

最后，新加坡现任总理李显龙也表示，“选举具有里程碑意义，人民行动党需要改变”。

有分析家说，“新加坡的体制本身就含有民主因素，只是过去的时代特征以及领导人的风格，某种程度上压制了一些民主，但随着时代的改变和领导人风格的更迭，体制里渗透着的民主将越来越明显地显露出来”。也许，新加坡民主化只是时间问题了。

Read more »

俄國侵奪中國領土１５０萬平方公里

一六八九年九月七日(清康熙二十七年)，兴安岭及额尔古那河以西约二十五万平方公里国土，于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丧失。

一七二七年十月二十一日(清雍正五年)，贝加尔湖之南及西南约十万平方公里国土，被迫与沙皇俄国签订恰克图条约而丧失。

一七九零年(清乾隆五十五年)，约十万平方公里之库叶岛，被沙皇俄国暗中吞并。*

一八四零年(清道光二十年)，原为我属邦哈萨克，被沙皇俄国侵并，该邦面积约百万平方公里。

一八四零年(清道光二十年)，原为属邦布鲁特，约十万平方公里面积土地，被沙皇俄国并吞。

一八五八年五月二十八日(清咸丰八年)，混同江以西，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广大地区，面积约四十六万平方公里土地为沙皇俄国侵占，并逼迫腐败无能的清王朝签订瑷珲条约加以承认。

一八六零年十一月十四日(清咸丰十年)，混同江及乌苏里江以东兴凯湖附近，约四十三万平方公里国土为沙皇俄国侵占，事后逼清王朝签订北京条约加以承认。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一八六四年(清同治三年)后，自沙渍达巴哈起，至葱岭止约四十三万平方公里国土，沙皇俄国逼清王朝订立塔城界约等多次界约，加以承认。

一八六八年(清同治七年)，约百万平方公里面积之我属邦布哈尔汗国，被沙皇俄国侵并。

一八七六年(清光绪二年)，原为我属邦浩罕国，约三十五万平方公里面积土地，被沙皇俄国吞并。

一八八一年(清光绪七年)，自伊犁西南天山之阴，那抹哈勒克山口起至伊犁西北喀尔达止，约二万平方公里国土，被沙皇俄国逼迫清王朝订立伊犁条约而丧失。

一八八三年(清光绪九年)，额尔齐思河及斋桑泊附近，约二万平方公里土地，因沙皇俄国逼迫清王朝签订科布多塔尔巴哈台界约而丧失。

一八九五年(清光绪二十一年)，新疆省极西地区帕米尔地方，约一万余平方公里土地，被沙皇俄国与英国瓜分。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一八九八年(清光绪二十四年)，沙皇俄国强租旅行顺大连，该两港口面积约三千八百平方公里。

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苏联先唆使唐努乌梁海独立，一九四四年(民国三十三年)正式侵并，总面积约十七万平方公里国土。

一九四五年(民国三十四年)，前苏联要挟英美订立雅尔塔协定，同年十月外蒙古举行所谓公民投票(苏军亦参加投票)。国民党政府被迫承认其所谓‘独立‘。面积有一百四十四万平方公里。

被俄国侵占和强行从我国版图上剥离的国土，仅根据不完全统计，至一九四五年止，共有五百八十八万多平方公里，占现全国面积二分之一还要多！如果这些国土现在还在中国的版图上，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就是中国而不是俄国。

Read more »

厉以宁：从九方面看中国当前经济形势

今年第三季度的经济形势是稳中有升，稳中向好

今年上半年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来了，但是到第三季度又长了起来，到了7.7%。7%~8%的增长率也是高速增长率。增长过快，资源和环境都难承受。就像骑自行车一样，自行车骑得快就稳，骑得慢就晃，还容易倒，太快，却容易翻车，何况在中国的目前条件下路况还不太好。所以我们保持7%~8%的增长率是符合实际的。

为什么当前应把结构调整放在首要位置

经济总量是重要的，但经济结构更重要。举一个例子，1840年鸦片战争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总量比英国大多了，但是GDP结构不一样，因为英国从1770年工业革命到1840年鸦片战争的时候，其工业革命已经进行了70年。英国的工业产品中，钢铁产量增长很快，生产不少的机器设备、蒸汽机，英国的棉布是机器纺织的棉布，英国的交通工具已经是火车和轮船了，而中国，尽管GDP总量大，但主要是农产品[-1.08% 资金 研报]和手工业品。中国出口的是手工纺织的棉布和瓷器、丝绸、茶叶、桐油、猪鬃等。而且中国当时在工业方面仍然停留在简陋的手工制造层面，有的产品手工很精致，但是技术水平无论从个人来看和整体来看都不行。还有一个重要资源是人力资源。中国人力资源总量比英国大多了，但是当时在英国，小学已普及了，中学大量建立，又新办了许多大学，每年都有大量的工程师、技术人员、科学研究人员、经济金融专业人员毕业参加工作。中国人口虽多，但绝大多数农民、妇女是文盲。虽有少数读书人，但读的是四书五经，准备考科举，中国有几个人懂得近代科学技术？懂得经济管理和金融业务？所以，无论从GDP结构上看，还是从人力资源结构上看，都比英国差远了。由此可以看出：总量固然重要，结构更重要。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主要是调整结构，有些人说，为什么现在不来一个大规模的投资呢？通过投资把经济再拉上去。我想，首先，如果结构不改变，仍有可能出现严重产能过剩，甚至比这更严重的后果。其次，目前我国的内需仍然主要靠投资需求，而不是靠消费需求，因为在消费需求方面，目前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比如老百姓有后顾之忧，不敢消费，等等。但是有一条是重要的，我们要加大三个方面的投资：一是与技术创新有关的投资。二是要引入民营资本，要把准入门槛降低，让民间资本进来，并且做到公平竞争。三是加强基础设施投资，因为基础设施投资是为长远的发展作准备。等到投资跟消费共同拉动一段时间以后，我们才有可能转为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

技术创新是提升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基本途径

当前西方国家技术创新集中体现在两个重要领域：一是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这样技术就突破了。二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特别是同现代服务业的融合。这是新的变化，我们一定要跟上这个步伐，如果我们跟不上这个步伐，我们在国际竞争中迟早会落到后面去。制造业始终是重要的，现在中国的制造业在世界上没有响亮的品牌可以打出去。所以我们的制造业要加大力度发展，如果制造业不振兴，作为工业强国是没有希望的。在这里我们特别要强调民营企业在振兴制造业过程中是可以起到重要作用的。

国企改革和民企转型的结果将是双赢、共赢

国有资本体制和国有企业体制都要改革。重点是：国有资本配置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要成为市场主体。它分两个层次：高层次是国有资本配置体制改革，低层次是国有企业体制改革。

先谈高层次的国有资本改革。国资委不用直接管理具体的一个个企业，应该做好国有资本的优化配置，因为这是最重要的。20世纪30年代以前，人们谈效率主要谈的是生产效率，也就是投入产出的关系。有多少投入，就会有多少产出。同等投入条件下产出增多了，或者，同等产出条件下投入减少了，都是生产效率的提高。但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出现了第二种效率概念：资本配置效率。这是指：同等投入条件下，以A方式配置资源，有N产出，而以B方式配置资源，则有N+1产出，这就是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这个概念出来以后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关注。从经济生活来看，至少可以见到两个重要的变化：一是一定要重视资产的重组兼并，因为这是提高配置资源效率的有效方式，也就是说要促进资本市场发展，它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最好的场所。二是过去经常把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人事组织工作、宣传工作、筹资融资工作的人都看作非生产人员，理由是他们不在生产第一线，与生产效率变化没有直接的关系。自从资源配置效率概念出来之后，情况就改变了。这是因为，从事人事组织工作的人，致力于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人力资源优化配置以后效率就提高了。从事宣传工作的人，在从事调动每一个投入者的积极性的工作，人的积极性发挥了，效率也就上去了。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人，是把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更好地组合在一起。从事筹资融资工作的人，让资源得到重新配置，也大大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所以如果以后谁再认为他们是非生产人员，这就是停留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旧观点上，因为他们的工作都是在更好地配置资源。所以，今后国资委之下应该成立综合性的或者行业性的国有资本投资基金公司，它管资本的投入：哪一个部门短缺，就加大投资。哪一个部门产能过剩了，就撤出投资。总之，要把国有资本用到最有用的地方去，这就是高层次的资本配置体制改革。

再谈低层次的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现在大多数国有企业都是股份有限公司，不少还是上市公司，有法人治理结构。一定要名副其实，让国有企业真正成为独立自主的经营主体，以法人治理结构和股东大会对其进行制约。只有这样，国企、民企才能谈到公平竞争和互助合作。

对民营企业来说，目前重在转型，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发展方式的转型，既要着重效率和产品质量，也要重视产量，要有品牌意识。二是营销方式的转型，即不仅重生产，而且重产前产后服务，这样，效率就上去了。三是管理体制的转型，家长制、家族制在初期是有作用的，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企业规模的扩大，要把家族成员持有的股权和企业经营权分开。用人时，应当择优而不是择亲。只要能把企业带好，可以外聘经理人，也可以从内部培养、选拔出来，这就是现代企业管理体制。四是管理观念的转型，这也是很重要的。小业主思想是“肥水不落外人田”。但是，肥水就要落入外人田，因为只有企业做大了，最后才能共同发展。假如一个企业是某个家族辛辛苦苦发展起来的，不愿意改股份制，这就很难进一步发展了。要看得更远，只有把蛋糕做大了，得到的才更多。总之，民企在很多方面需要转型。所以说：小富靠勤奋，中富靠机遇，大富靠智慧，企业家应该有大智慧[0.74% 资金 研报]。　　社会和谐红利是最大的制度红利、最大的改革红利

社会和谐红利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通过改革的深入而逐渐涌现出来的，今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很多工作要做，还需要有很多必要的改革措施。但是，社会和谐红利是我们体制优越性的表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由此带来的红利，其他国家一样可以有。社会和谐的红利才显示我们制度的优越。围绕这一点我们要扫清改革路上的障碍，首先要扫清阻碍社会和谐的障碍，通过深入调研，知道社会和谐的障碍在什么地方。

社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重点是初次分配

初次分配是最基本的，初次分配如果没有改革，二次分配再好也没有用。初次分配改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给农民以产权。农民有了财产，才有财产性收入。党的十八大以后，2012年11月，笔者带领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调研组在浙江考察，当地土地确权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嘉兴农村，看到地上全是放过鞭炮之后的纸屑，农民情绪很高涨。老人告诉我们，简直和当年土改一样。土地确权了，农民承包地的经营权，宅基地上的使用权，宅基地房子的房产权，三权三证。有了这些之后，农民心里踏实了，积极性增加了，养殖业发展了，种植业也发展起来了，农民外出打工之后土地流转了，宅基地上的房子拆掉了重新盖，有些人家盖有四层楼高的房子。他们说，第一层出租给人家开商店，再出租第二层，剩下上面两层自己就够住了。城里上班族和大学毕业生都在这里租房子。嘉兴市在土地确权以前城市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之比是3.1∶1，土地确权以后是1.9∶1。变化这么大，是因为农民收入大幅提高了，他们有多种多样的收入。

还有以前没有想到的好处，耕地面积经过土地重新丈量和确权以后，增加了20%。耕地增加主要来自几个方面：一是当初承包的时候土地有好有坏，坏地两亩折为一亩，现在经过30年的承包以后土地质量都改进了，好坏地都差不多了，所以这次土地重新丈量确权是一亩算一亩。二是过去土地中有田埂，田埂不计入土地，田埂两边遮太阳的地方也不计入土地，现在不一样了，用拖拉机了，不用牛了，田埂拆掉了，铲平了，重新丈量之后，土地自然增加了，因为田埂都没有了，田埂两边遮太阳的地方也没有了。三是当初有农业税，所以农民少报，一亩三分地就报一亩，家家如此，谁也不会按实报。现在，没有农业税了，谁少报，那才是傻瓜。家家都实报，因为少报后，你将来土地出租、土地入股都会少拿钱，当然要实报。所以丈量土地后，土地面积增加了。

劳动力市场中供求双方力量对等化。目前在劳动力市场上，供求双方地位不均等。每个出来打工的人，无论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都是单个人，属于弱势；而雇主是大企业，是强势一方。国外可以看到工会的作用很大，中国的工会作用也很大，但工会有时不管农民工，农民工没入工会，因为他们不是市民。

农民专业合作社要走向联社。在农产品供求方面，单个农户作为供方，处于弱势，而采购商是强势。采购商的力量大，让农民很无奈。在国外有农业合作社，还有联社，联社的势力很大。笔者在丹麦和荷兰考察的时候，看到联社有自己的车队、船队、仓库、冷藏库和自己的码头。而我们现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刚处在兴起阶段，规模比较小，以后要走向联社，这样，农产品销售价格就有可能提高了。

教育制度要加快改革。现在，教育资源的配置是非均衡的。人均教育经费是城市多、农村少。农村的义务教育校舍差、设备差、师资差，学生的学习质量也差，读高中的比例严重低于城市，读大学的比例就更少了，所以呈现一种“职业世袭化”状态，农民工的儿子还是农民工。所以在教育体制改革和教育资源均衡配置方面还要下功夫。

二次分配也很重要，不能忽视。不过在中国现阶段两种户籍并存的情况下，中国的社会保障应该着重城乡一体化。在西方国家有一句话：“一次分配不足，二次分配补”，就是说，一次分配形成了收入差距，二次分配就进行弥补。而在中国不是这样，一次分配有了差距，二次分配却扩大了差距，因为城市职工有公费医疗，农民工连合作医疗都不一定能保障，等等。所以，城乡社会保障要一体化。

至于其他的调整，笔者以为并不是那么急，比如遗产税的征收，它的前提一定要完善个人财产登记制度，个人财产登记制度都没有搞好，凭什么收？否则，每一笔遗产征税，都会纠缠不清，税务部门有这么多人力吗？个人财产登记制度完善以后，税率还要合理，门槛要适度。因为中国和外国不一样，外国资本主义搞了那么多年了，中国不同，老的没有什么遗产，年轻一些的听说要征收遗产税，他们就会转移掉，或者花掉了。所以，遗产税率一定要适度。

符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道路

中国不能走同西方城镇化一模一样的道路。因为西方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是平行发展的，到后来渐渐出现了问题。而中国在加快工业化阶段，农村一直比较落后。现在中国的城镇人口跟农村人口之比，也就是城镇化率，据说，已经达到50%以上了，但是很多人不信。因为这个统计数据把在城市住了半年以上的农民工都算作城市人口。此外，有些农民工在城市住了二三十年还是农民身份。如果按城市户口计算，中国的城镇化率只有30%多。跟美国相比差得太远了，西欧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也达到80%。按照这个比例计算，假定再过一二十年中国人口达到15亿，就需要12亿人住在城镇。现在6亿多人口住在城市中，已经很拥挤了，如果再增加5亿多人进城，城市建设怎么也跟不上，城市生活水平将大幅下降，谁也不愿意搬到城市里去，所以一定要走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

中国的城镇化道路应该是“老城区+新城区+新社区”。新社区是中国城镇化的最大特色。现有的老城区要将工厂搬出去，要改造棚户区，变成商业区、文化区和服务区以及适合人居住的居住区。新城区在城郊，或者是城镇附近可以用来建工业园区、高新技术开发区、试验区，还有物流园区的，但那里也要有商业，要有居民，而不能到了夜晚就成为空城。老城区和新城区一定要发展民营经济，发展小微企业，发展个体工商户，没有这些，这个新城区就没有人气，到晚上漆黑一片。有了这些，城区就发展起来了。但是重点在新社区。新社区是中国城镇化特创的，国外没有。就是先建立新农村，在新农村的基础上，要园林化，光有几栋居民楼不行；要循环经济化、走绿色经济道路；还要有到位的公共服务和城乡社会保障趋向一体化，同时还要将村的建制改为社区自治。农民会在这个过程中很快融入新社区。新社区下一步的发展，就是新的小城镇。但是要注意一个问题，中国农民的市民化也就是户口合二为一不是简单的事情。要实行双轨制：积分制和分区推进并存。大城市实行“积分制”。为什么要有积分制呢？比如在上海，工厂的熟练工人、班组长以上的骨干力量，包括车间主任，都是农民工，他们可能20年前就进了城，一直干到现在。但是他们的农民身份未变，他们的子女不能就近进入公立学校等问题，都使他们游离于城市之外。如果这些人走了，上海的制造业就成了空架子。如果把学历、经历、业绩都计算为积分，积分够了就可以解决户口问题，这样，这批人就稳住了。由新农村改成的新社区，包括部分新城区，可以在条件大体成熟时实行“分区推进”，即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解决户口一元化问题。一定要双管齐下，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城乡户籍一元化。当然，这件事要量力而行，是水到渠成的问题。

当前最重要的是掀起全民族的创业精神

美国《华盛顿邮报》2011年9月曾刊登了一个长篇通讯，它的标题是《美国究竟应该害怕中国什么？》不是中国经济发展多快，也不是GDP和美国相差多大，最重要的问题在哪里呢？可以从中关村[-3.99% 资金 研报]的咖啡店来看。在中关村有很多咖啡店，美国记者曾在其中一家咖啡店调查，发现几乎每天都坐满了人，都是名牌大学的博士生、博士后还有青年教师，中科院和其他研究机关的年轻研究人员，以及年轻的民营企业家。他们经常在那里谈创意、创新、创业、专利权的转让和开发应用等问题。记者说，这就是美国应该担心的问题。因为30年前，比尔盖茨和乔布斯都是美国大学城咖啡店的座上客。过二三十年，甚至过十几年看，中国大量创新人才会从这批人里出来。

北京大学正准备建立与此类似的北京大学的咖啡店，这个消息大家可能觉得很振奋。因为中国的希望一是政策环境，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好的政策环境形成了。二是激励制度，有了产权激励制度才会有创新。这还告诉我们，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应该眼光看得更远一点。我们应该看到，人不能变懒，人变懒了，我们就没有希望了。要勤奋，要艰苦创业，这是很重要的。

在福利方面要量力而行


西方福利国家出现的问题是“福利病”，福利是能增不能减的。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事件是英国取消免费给中学生课间供牛奶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被封锁，处于孤岛状态，食物供给有限，一律实行配给制度。二战结束后，英国政府考虑到战争时期青年人营养不良，所以政府有一项福利措施，给中学生课间免费供应一杯牛奶，表明国家对青年身体的关怀，这是福利中很小的一项。而到了196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22年后，英国家庭营养情况早就改观了，食物很丰富了，所以政府取消了这一福利，结果导致游行示威、罢工，甚至迫使政府改组。今天，南欧一些国家也遇到了类似问题。所以中国在福利方面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我们要继续艰苦创业，努力实现我们的目标。

Read more »

中国城市新分级：成都杭州等居一线 玉溪等居五线

行政级别和GDP并不能恰当反映城市商业魅力和经济增长潜力，《第一财经周刊》用类似于PageRank的调查方式结合传统数据对400个中国城市定位排名，以成都为代表的“新一线”城市脱颖而出。

中國過一百萬人口的超過100個
2011年3月，瑞士人狄可为来到中国，上任雀巢大中华区总裁，肩负起为这家全球最大的食品公司扩大中国市场份额的任务。他陆陆续续在中国待过十多年，以他对中国的了解，履新之初他就知道，在中国他可以有很大的作为。

“瑞士只有700万人口，仅有北京的1/3，如果中国的人均销售额能达到瑞士的数值，那么中国市场的收益不言而喻。”在谈到中国市场的潜力时，他曾做过这样的对比，而他也曾经担任过雀巢瑞士总裁。

事实上，几乎每个跨国公司来到中国时都会惊讶于中国的城市数量之多以及人口规模之庞大。对他们的国家来说，可能超过百万人口已经是大都市，而在中国，能称得上“大都市”的城市的人口数似乎都要再加个零，中国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就超过100个。如果拿具体城市来对比的话，法国首都巴黎有220多万市区人口，而这一人口规模大约相当于中国的地级市江苏无锡或者湖北襄樊；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有300多万市区人口，大约相当于中国中等人口规模的省会城市济南或者哈尔滨。


中国的城市人口规模是吸引大公司来到中国的原因之一
对它们来说，这些人口既意味着这里有数量无可比拟的消费者，也意味着这里有数量庞大的人才和劳动力。根据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的报告，中国的城市化率在2011年达到了51.3%，这意味着中国的城市人口规模可以到达近7亿人。

但是当大公司想要为在中国城市的发展寻找更多的参考指标时却发现，它们难以找到一个针对数量如此之多的中国城市的现代意义上的分级和分类。在中国，当人们要定位一个城市或者划分城市等级时，首先考虑的会是它的行政级别，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跟中国城市的形成原因有关。台湾经济史学家赵冈研究认为，中国的城市的形成更多是基于行政驻地和军事驻点，政治和军事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但是，按照国际通行的理解，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是工商业发展的产物，是资金、人才、货品、信息交流之地。英国着名城市经济学家K.J。巴顿就把城市定义为“一个坐落在有限空间地区内的各种经济市场—住房、劳动力、土地、运输等等—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网络系统”。

而在改革开放30多年之后，中国城市的发展事实上也正在冲破行政级别的枷锁，更加贴近现代意义上的由商业驱动的都市。这种突破意味着，依据工商业繁荣程度对城市进行分级已经成为可能，而且必要性也越来越迫切。

这是《第一财经周刊》2013年决定从公司和公司人角度对中国除传统一线城市之外的30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和100个百强县共400个城市进行详尽调查的原因。

从3月份开始，《第一财经周刊》从《财富》500强企业和中国100强企业中抽取了285家大公司进行了走访调查，考察了它们在中国的区域布局和未来的战略重点区域，以及它们对中国城市未来成长性的认识；

与大公司密切相关，《第一财经周刊》还调查了银行、房地产、汽车、奢侈品、零售连锁、酒店、快时尚等多个领域的140个一线品牌在全国的城市分布，考察了它们进入的城市数量和开店的数量；

公司人方面，《第一财经周刊》则调查了来自北上广等传统一线城市的1000多名年轻公司人，考察他们在现工作地之外乐意去工作和落户的其它城市，我们认为，他们的意愿能够反映出这些城市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

此外，我们还搜集整理了400个城市的2012年GDP规模、2012年居民人均收入、《财富》500强企业落户的数量、211高校数量、国际航线的数量、外国使领馆的数量、机场吞吐量等，我们认为这些指标可以反映一个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消费能力、教育资源和经济活跃程度。

在这些一手数据的基础上，我们对400个城市进行了一线品牌进入密度、一线品牌进入数量、GDP、人均收入、211高校、《财富》全球500强进入数量、大公司重点战略城市排名、机场吞吐量、使领馆数量、国际航线数量共10项指标的单项排名。

其中，大公司重点战略城市是依据将具体某个城市列为重点战略城市的大公司数量进行排名；

一线品牌进入数量的排名只计算进入的品牌数量，不计算单个品牌的店铺数；

一线品牌进入密度是先将每个品牌在一个城市的店面数除以这个品牌在全国总店面数，然后再将140个品牌数据相加，得到一个城市的品牌密集度值，再按照此数据进行排序。

在这十个单项排名的基础上，我们又计算了每个城市的综合商业指数[-2.91%]，具体计算方式为(一线品牌进入密度名次+一线品牌进入数量名次+GDP名次+年人均收入名次+211高校数量名次)×0.2+(大公司重点战略城市名次+机场吞吐量名次+外国领事馆数量名次+国际航线数量名次)×0.8=城市综合商业指数。之后，我们对400个城市的综合商业指数从低到高进行排名，指数越低则排名越高，最后得出了400个城市的综合商业指数排名。

基于这个排名，我们对400个城市进行了全新的分级。

其中“新一线”城市为成都、杭州、南京、武汉、天津、西安、重庆、青岛、沈阳、长沙、大连、厦门、无锡、福州、济南等15个，它们或为直辖市，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庞大的中产阶层人群，以及可观的政治资源；或为区域中心城市，对周边多个省份具有辐射能力，有雄厚的教育资源、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便利的交通；或为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省会城市和沿海开放城市，有良好的经济基础、便利的交通和独特的城市魅力。这些城市理所当然也是各大公司的战略要地。

二线城市为浙江宁波、云南昆明、河南郑州、吉林长春、安徽合肥、黑龙江哈尔滨、江苏常州等36个城市，按照传统的方式来描述，它们多数都是中东部地区的省会城市、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较发达的地级市。从现代的城市意义上讲，这些城市往往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商业活跃度相对较强，对大公司、大品牌和优秀人才有一定的吸引力，它们也正在或者即将成为未来几年大公司布局的重点。

三线城市为海南三亚、海口、浙江绍兴、内蒙古鄂尔多斯[-1.67% 资金 研报](600295,股吧)、新疆乌鲁木齐等73个城市，它们多数都是中东部地区省域内的区域中心城市、经济条件较好的地级市和全国百强县，也包括一些西部地区的省会首府城市，它们的人口规模多数也都在百万以上，拥有一定的居民消费能力，拥有自己的相对优势产业，对某些特定行业的大公司也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城市综合竞争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四线城市为浙江台州、衢州、江苏太仓、河北张家口、广东湛江等76个城市，这些城市以中部地区的地级市为主，也包括一些经济发达省份的相对欠发达地区，它们的经济发展往往依托于本地的中小企业或者资源性企业，居民的消费能力处于增长过程中，在大公司和大品牌的战略中，它们往往要依托于区域重点城市的辐射，但是它们本身对中国本土的中等规模的企业和二线品牌有一定的吸引力。

五线城市为云南玉溪、安徽铜陵、安徽宿州、山东菏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等200个城市，他们多数都是中西部地区的地级市，经济基础较差，交通不够便利，成规模的企业数量有限，辖区内农业人口仍占大多数，各自正在探求工业化的发展方向。

这种城市分级方式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城市行政级别的划分，比如广东省中山市按照行政级别划分，只是一个县级市，处于最底端，但是在我们的划分中，中山市则属于二线城市。

而就经济发展水平而言，这种分级方式也摈弃了以GDP论英雄的单一指标分级，而是综合了人均收入、教育资源、大公司和大品牌的选择等多项更具现代商业意义的指标。比如仅就GDP规模而言，河南郑州在山东济南之上，但是在我们的排名中，济南要高于郑州。

大公司投资于某个城市，以及公司人选择把自己的未来投资到某个地方，都是建立在对未来的信心之上，我们认为，这也是衡量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而这种未来正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所在。而外国领事馆数量、国际航线开通数量等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可以量化的信心。

成都的脱颖而出在很大程度上就跟这种信心有关。在我们调查的大公司战略重点城市中，成都在“新一线”城市中高居榜首，而在吸引到的《财富》全球500强企业数量中，成都也以248家位居第一。在公司人的意向工作城市中，成都也跻身前三甲，而且成都70条国际航线数量和10个外国领事馆数量在“新一线”城市中也都高居第一。

如果说城市是资金、人才、货品、信息交流之地，以这些指标来衡量的话，成都也都表现抢眼。根据成都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2年，成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5890亿元，占全国1.6%；实际利用外资85.9亿美元，占全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7.7%；进出口总额为475.6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1.2%。2012年，成都市的流动人口达到465万人，占全市常住人口的比重超过28%；成都拥有50余所高等院校，每年可向人才市场提供16万左右大学毕业生和10万余专业技术工人。2012年，成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3317.7亿元，在“新一线”城市中仅次于人口规模更为庞大的重庆和天津。

成都所表现出的这种城市商业魅力，也让它被《财富》杂志选为第12届财富全球论坛的举办地，在此之前，该论坛曾经在三个中国城市举办，它们分别是上海、北京和香港。“去年《财富》杂志将成都评为‘全球最佳新兴商务城市’。这表明成都在科技、金融、物流、外包、通信还有其他诸多行业及领域成功确立了令人敬佩的地位。200余家《财富》世界500强企业落户成都就是一个卓越的成就。正因为这些原因和诸多其他因素，我们选在成都举办第十二届《财富》全球论坛。”《财富》杂志总编辑苏安迪说。

如果跨国公司代表了一种外来的和相对前沿的视角，那么民营企业的数量和规模对于一个城市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则更具有切实意义，在这一点上，各“新一线”城市之间的发展状况并不均衡，比如2012年武汉的民营经济增加值占全市GDP总量的比重为41.2%，南京的民营经济增加值占全市GDP的39.9%；成都相对较高，超过58%。而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江苏无锡，这一比重已经达到64.2%；在浙江宁波，这一比重更是已经超过80%。

而随着全球金融危机蔓延和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原因带来的外商投资增速放缓，在未来几年，民营企业之于城市经济繁荣的重要性必将进一步提升。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传统一线城市还是新兴城市，年轻人选择在哪些城市创业以及他们所选择的创业门类将会对这些城市未来的竞争力起到更具决定性的作用。

在这一点上，成都在手机游戏、杭州在电子商务、武汉在光电产业等新兴产业领域已经先行一步，比如成都有大大小小七八百家手游企业，2012年产业规模达到120亿元，杭州约有30万网商，2012年电子商务产业实现增加值233.38亿元。

但是，无论是创业者的数量和创业企业的规模，还是创业者所涉足的领域之广泛和前沿，这些城市还都无法与北京中关村[-3.99% 资金 研报](000931,股吧)和上海张江高科[-3.08% 资金 研报](600895,股吧)等国内创业最活跃的地区相提并论。比如在北京中关村，每年发生的投资金额和投资案例均在全国的1/3左右，2012年在境内创业板上市的公司就有62家，占到创业板上市企业数量的1/7。

不可否认，与成都、武汉、沈阳等“新一线”城市相比，北京、上海等传统一线城市仍然是资本、人才、信息等资源最集中的地方，这里有着最丰富的教育资源，聚集着最大规模的优秀人才，这里的信息交流更密集，投融资更加活跃，创业的氛围更加浓厚，创业者追求成功的欲望也更加强烈。


对于新兴城市来说，如果说吸引大企业入驻更多是依赖本地的人力、土地等资源以及区位优势和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那么创业的活跃和民营经济的繁荣则更多地依赖于人才的聚集、投融资平台和信息交流平台的搭建，以及城市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优化。两相比较，前者更多属于城市硬件、先天优势，后者则更多地依赖于城市软环境的建设，而后者更有利于一座城市抢占未来竞争的制高点。

整体而言，我们希望这个新的城市分级能够帮助公司和公司人发现那些之前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城市，发现人才和资本正在往哪里聚集，发现不同城市的信息容纳能力，当然也发现不同城市不同的物资集散功能，从而能够对自己的未来做出更科学的决策。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仍将致力于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报道商业意义上的中国“新一线”城市，以期能够更准确地把握中国城市未来发展趋势，把握中国商业发展的脉络，把握中国经济的未来，为读者创造更多的价值。

Read more »

中國20歲圍棋小將痛宰南韓棋王

圍棋3段、從未進入世界大賽決賽的大陸20歲小將唐韋星，在第18屆「三星杯世界圍棋大賽」決賽連贏兩盤，以2：0擊敗南韓圍棋9段李世石，勇奪3億韓元冠軍獎金並可直升9段。

相較之下，南韓2013年在世界圍棋大賽全軍覆沒，全年十餘個世界級比賽，竟然沒拿到一個冠軍盃，連南韓企業三星集團主辦的這個年底大賽，也輸給一個棋齡不到15年的大陸選手，韓媒檢討這是近18年來戰況最差的一年。

棋手紛求決賽棋譜

新華網報導，唐韋星在中國棋院2012年的排名，僅列大陸圍棋手28名，之前從未打入過任何一場世界大賽的決賽。而李世石不僅是三星杯上屆冠軍，生涯曾獲14個世界冠軍，等級積分排名南韓第一。

此賽事11日落幕，在國際棋界引起轟動，各地棋手紛紛索求決賽棋譜，這也讓南韓棋界頗為難堪。賽後李世石指出，唐韋星一定會成為世界上最頂尖的棋手。

唐韋星則表示，「第一個世界冠軍對棋手來說是一個突破，拿過以後感覺自信會強一些。」因為今年獲一個世界冠軍、兩次亞軍，他依大陸圍棋協會規則，直升圍棋9段。

克服恐韓 英雄出少年

大陸圍棋經歷了相當長一段時間的「恐韓症」，然而2013年卻成為世界圍棋大賽的「大陸年」，LG杯、應氏杯、三星杯等世界圍棋六大賽事，大陸棋手歷史性地全攬冠軍盃，而且都是由1990年前後出生的年輕小將完成。

Read more »

陸生頂尖表現「肯定作弊」？ PISA專家：歐美像耍賴的輸家

PISA最新的結果報告日前出爐，上海學生在數學、閱讀和科學科目測試均居世界第一。這樣的成績超英趕美，表現亮眼，不過也引發不少正反評論交鋒，其中不乏認為「中國大陸學生靠作弊才能贏得好成績」的論調。對此，主辦單位出面表示，「西方國家人士批評中國學生在這項測試獲得的成功，『就像耍賴的輸家一樣』」。

PISA是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簡稱PISA）是由聯合國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OECD）主辦的跨國學生（約15歲）素養調查，也是目前全球規模最大的中等教育比較測試，其結果非常具有代表性。上海學生在最近的測試中居榜首，卻引發不少反彈聲浪。

有人質疑這項測試的學生取樣不具代表性，或者研究的方法出錯；甚至懷疑上海參加測試的學生，「沒有包括民工的孩子」。

對於這些暗指中國大陸方面有作弊之嫌的說法，OECD中的教育專家安德里亞斯施萊歇爾教授（Andreas Schleicher）反駁說，西方國家人士批評中國學生在這項測試獲得的成功就像耍賴的輸家一樣。（People in Western countries sceptical about the success of Chinese pupils in the international Pisa tests have been attacked as bad losers.）

他認為：「每當美洲或歐洲人奪得奧運金牌時，我們讚揚他們是英雄；但是當中國人獲獎時，第一個本能反應是他們一定服用禁藥。」他強烈反擊外界指稱東亞地區的教育制度成功，是因為考核不公平的說法，強調這些都是刻板印象，希望遏止抹黑的言論繼續散布。

Read more »

日本为什么常被右翼绑架

日本为什么常被右翼绑架？

胡波

我们常说，给中日关系造成重大伤害的主要是一小部分右翼分子及政客。无论是二战以前的军国主义者，还是二战后的右翼分子，其占日本整个国民的数量都是微不足道的，但就是这少数人，一次次将日本推向万劫不复。

日本政府的弱势和民众的服从意识

和日本接触过的人，多少都会感觉到奇怪：一方面，个体的日本人常常给人以有礼貌、有修养、有文化的感觉；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国家的日本，历史和现实又都充斥着暴力和偏执。

个体与团体的差异为何如此之大？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得不从日本社会的组织文化和政治生态谈起。

日本人从小被灌输对团队和国家的忠诚，对长辈、前辈和领导的尊敬。团体或国家领头人的思想、意识往往决定了团体或国家的大方向。大部分日本人都仅仅是追随者，即便他们并不认可领头人选定的道路，也不会据理抗争，更少有公开挑战领头人权威的。他们大多不关心政治，但一旦政府做了决定，他们往往选择服从，被动地卷入政治漩涡，承担潜在风险。

日本的政治向来极为封闭，家族政治及师生传承是其推陈出新的主要途径，政治家都是专业户，普通民众很难企及。由于政治派系斗争激烈、军人干政频繁、民间极端力量强大，自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就鲜有强势的内阁，缺乏有为的政治家，日本的政治决策常常受到军方强硬派、右翼团体及党派等极端势力的重大影响，甚至被它们所左右。面对军方或右翼的一些过激主张和动作，日本政府有时候顺水推舟，有时候半推半就，很少直接反对制止。

与大部分日本人的缄默和日本内阁的弱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的右翼和极端保守势力虽人数不多，但却“敢为天下先”，其活动能量极大、“参政议政”十分之踊跃、行事方式极为荒诞夸张。

近一百多年来，日本基本的国策方针就是在极端势力、内阁政府、民众三者间形成并互动，一遍遍重复极端。日本历史上很多大的举动通常是由军国主义分子或右翼势力这样的少数人率先发起，然后迫使日本政府采取措施并制定极端政策，最后是日本广大民众的疯狂参与。自19世纪末到1945年，日本发动对外侵略的过程及政策逻辑莫不如此。

不可否认，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和军国主义分子始终是少数，然而由于日本政府的弱势和民众的抱团思维及服从意识，多数人的命运终被绑上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战车。

二战后，日本政治空有民主之形

二战结束后，日本在美军的占领下进行了民主改革，然而，民主改革的不彻底以及日本政治社会传统的惯性，使得日本的民主政治依然摆脱不了走极端的“窠臼”。搞政治的还是那些家族，还是那些派系，只不过稍微改换了门庭，这个圈子还是那样封闭，大多数日本人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动力并没有被激发出来。例如，战后日本34位内阁首相中，绝大多数不是前朝的显贵或旧军人，就是政治世家之后。日本政治空有民主之形，而无民主之魂，选票及议会虽然代替了天皇的权威和军国体制，但政治模式在本质上并没有发生多少改变。

至于日本的右翼，人数的确少了许多，但仍活动在风口浪尖，活跃非凡，在领土问题上、历史问题上频频对周边国家发难。近年来，日本极右翼势力越来越大，民众对其的认可程度也快速攀升。

2012年11月26日，日本《读卖新闻》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在“谁最适合担任日本首相”的问卷中，第一位是自民党安倍晋三（29%），第二位就是日本极右翼政党维新会的石原慎太郎（22%）。

连现任首相安倍都公然宣称，“如果要将我称之为右翼的军国主义者，那就这样叫吧”，一副无所谓的态度。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日本的民主政治尚未成熟，其缺乏西方民主社会中应有的正义和价值“底线”。

而日本“购岛”的闹剧再次印证了日本走极端的路线图。在右翼分子的挑衅、煽动中，在日本政府的片面宣传、解读之下，大部分没有立场的日本人紧跟日本政府起舞，支持其“钓鱼岛没有争议”的谬论，反对者寥若晨星。

当中国采取了强硬的反制措施后，日本政界及社会也对此进行了反思，不过，反思的重点不在是否该“国有化”这样的是非问题上，而是探讨时机选择、外交沟通等技术性问题。

即使其自身利益与中国密切相关的诸多日本商界大佬，无论事前事后，也都没有发挥任何建设性作用，仅泛泛表示担心在华利益受损。这种表现与西方公司财团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当西方跨国公司的母国与中国关系处于危机之时，这些公司往往出于自身利益，会通过各种途径给其母国的政府施加压力并进行政治游说。

如果说领土问题涉及主权，民族主义情绪牵涉其中，日本社会的集体失声还算可以理解的话，那么日本美化侵略、否定侵略的行为着实让世界愕然，看来，民主的面纱之下，日本走极端的特性依旧。

日本不断有人在历史问题上大放厥词，日本政府不断有人在该问题上制造事端，让中韩等国不得不和日本进行理论。与此同时，我们看不到日本政府在该问题上的自律和约束，日本民间的理性声音也日渐衰弱。

近年来，诸如“大家都在干，日本当年不过是干了美英法等国都在干的事情”、“日本不过是运气差了一些，如果胜利了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情形”这样荒诞的说法在日本非常流行，照此趋势下去，日本离彻底否定侵略已然不远。

日本美化或者否定侵略，事实上是为其实现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铺路。日本右翼认为，因为有侵略史，在国际上老抬不起头来；因为有侵略史，军事大国受到了和平宪法等的限制。否定了侵略，就可以釜底抽薪，推翻战后的诸多安排和地区秩序。

这种想法和心态与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何其相似。

世界该如何应对？

日本政界右翼化的倾向，以及日本社会对待战后秩序及安排的日渐暧昧的态度将越来越成为东亚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重要威胁。

鉴于日本政界只会对成本收益敏感，大是大非的道理很难听得进去，日本社会又很难通过自我反省进化摆脱这种走极端的怪圈，包括中国、韩国、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应该对其联合施加外力，给予其足够的外部强制力，以迫其改弦更张。

对于中国、韩国等利益攸关者而言，可通过为日本政府设定一定的红线，阻止日本政府立场的继续倒退，威慑其借右翼开道，为自己暗度陈仓。在领土及历史问题上，必须清楚地向日政府传达清晰的信息，让威慑落到实处，遏制住日政府的姑息、暧昧，阻断日本走极端的路线。如果日本右翼势力发难或制造事端，即要采取有力的报复措施，必须让日本政府知难而退。当然，今天已不是“刺刀见红”的时代，威慑的手段也并非仅限于军事，它还应包括经济、外交、法律等在内的各种手段。

对于美国而言，应加大对日本的规制力度。毫无疑问，战后日本之所以能保持和平发展的态势，主要得益于美国占领军的威慑和美国政府的约束，未来，美国依然是决定日本走向的最大外部因素。

诚然，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在对待日本问题上越来越矛盾，既想拉日本遏制中国，又担心放虎出笼，伤及自身。正是因为美国在日本问题上的实用主义态度才造就了今天蠢蠢欲动的日本。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美国必须表明立场，承担应有责任，以防止日本错判形势，一条道走到黑。

对于整个国际社会而言，也有必要伸张国际公义并维护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世界范围内，如日本这般美化侵略，公然为纳粹军国主义分子张目的行为实属罕见，右翼有如此活动能量的国度估计也就日本一家。

战后国际关系体系是建立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基础之上的，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机制均是为了避免纳粹及军国主义的复活。因此，对于日本此类试图颠覆现今国际秩序基础的行为，世界其他国家、主要国际组织均有责任、义务采取行动，以促使日本真正走向一条和平发展之路，成为健康的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右翼或军国主义分子这类少数人不仅扮演了极端路线的开拓者，他们的行动还是日本整个民族走向极端的催化剂。他们看似啼笑皆非的闹剧，在日本特有的政治社会生态之下，却常常可以成真。对此，世界需要高度警惕。

Read more »

十八大三中全會 -- 中国经济改革藍圖

NBC中文网日前发表文章，题为：你所需要了解的中国经济改革，作者：Dhara Ranasinghe。文章如下：

　　中国政府在上周公布了长期经济改革的具体细节。这项改革的决议是在本月召开的国家最高领导人重要会议——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

　　这次的六十项改革计划被认为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彻底改革铺平了道路，经济由投资导向性增长转向内需驱动型。

　　关于这次重大的改革，以下是你需要了解的。

　　1）放宽独生子女政策：这项诞生于1979年具有争议的政策降低了中国人口出生率。如今，该政策得到放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随着独生子女政策的放宽，与婴儿产品相关的股票，比如好孩子国际（Goodbaby International），本周一在香港市场一路飙升。

　　 “他们（中国领导人）之所以必须改革独生子女政策，是因为中国人口的老龄化问题，人人都知道老龄化的问题需要全社会来扶助解决。”新加坡投资信息类网站The Motley Fool的首席执行官David Kuo这样对CNBC的记者说。

　　2）改革福利制度：中国表示将放宽户籍制度，即所谓的户口制度。在原有的制度下，如果农民工迁移到城市地区，也就意味着他们放弃了原本享有公共服务的权利。分析人士指出，该制度的改革是劳动力市场自由化的关键步骤，这将允许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以及鼓励城镇化。

 　　“根据一些中国观察家的说法，本次城镇化政策的改革以及户口制度的放宽是1958年以来最大的改革措施。”贸易公司IG 的市场策略顾问Evan Lucas在一份报告中提出，“一些一线城市，如北上广、深圳，仍将保持严格的准入机制。同时，（改革）也意味着更多迁移的劳动力和越来越多的工人涌入工厂，争抢工作岗位。”

　　3）赋予农民更多权利：根据新华社的报道，农民将被赋予“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或担保”的权能。

　　目前，中国所有的土地归国家所有，而农民只享有其土地的劳动权。分析人士认为，这项改革是重要的，它将帮助城镇化发展和转向消费驱动型经济。因为它可以让农民利用自己土地所产生的价值，来投资新的企业以及迁移到城市。研究金融市场调整的主管Uwe Parpart总经理表示，它也可以影响到到房地产市场。

 　　“如果你赋予农民实际上出售自己土地的权利，而不是由当地政府占用，就将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就是可以按需造房，，而不是去选择那些没有需要的住房。”Parpart告诉CNBC Cash Flow的记者，“土地改革将会成为中国住房产业的重要推动力。”

　　4）加大金融改革：包括到2014年初，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银行；；放宽对水、电和自然资源价格的管控以及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

　　分析人士称，这项保险制度将保护储户。在更加开放的社会环境下，中国政府担心由于银行间存款的争夺而导致一些规模较小的银行面临破产。今年，中国人民银行就取消了对贷款利率的控制。

 　　“他们正在走向市场化，更加强调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言下之意就是，中国的非政府部门将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法国巴黎投资（BNP Paribas Investment Partners）大中华区高级策略师Chi Lo认为。

　　5）国有企业改革（SOEs）：国有企业需要向政府上缴比重更大的收益。也就是说，到2020年，“国有资本”收益的30%将上缴公共财政，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与此同时，将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挥更大的作用。

　　据法新社的报道，在中国的特色是，113家国家直接控制的大企业需要向政府上缴其利润的5%至20%。

　　不过，分析人士指出，这次国有企业的改革只是片面的，而且可能进度缓慢。

　　“尽管允许私人资本参股国有企业，但上周三的公报（全会结束后）却清楚地表明——‘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私人投资将保持受限状态。”IG的Lucas解释道。

Read more »

中國式的服務

我們一家去上海旅遊，親戚推薦我們入住地理位置頗好的高級服務公寓，廚房等設施一應俱全，打開衣櫥還有雨傘。

睡到早上七點，忽然裝修噪音四起，我打電話問總檯，說裝修時間原定九點，但投訴後噪音並未停止，無奈只能早起。眺望窗外上海霧霾中的早晨，我忽見有人在窗外搖晃，原來開始洗窗了，我只好拉起厚窗簾，明亮的房間頓成暗房；走廊上在洗地毯，鋪著皺皺的白布，年邁的父親幾次絆倒；整個樓層連續多日散發嚴重油漆味，詢問前檯，說對面飯店裝修。

我出鼻血向清潔工要一捲衛生紙，清潔工反問「昨天不是給你啦？咱有預算不能多給！用光才給！」想像用光衛生紙時才能提出申請，我不禁失笑，沒想到開價一千多人民幣的房間，連要衛生紙都如此困難！不過我還是驚訝酒店對員工的教育，連清潔工也談預算，只是討論預算問題的對象似乎搞錯了。

我告訴清潔工為了環保不用每天換洗打掃，且掛牌時勿入；但清潔工依然幾次在掛牌時擅自闖入，把重毛巾壓在燙好的衣服上，使衣服被壓的皺巴巴，房內也因隨時可能被侵入而毫無安全感。我後來才了解，清潔工是以清潔房間數量而定收入，而打掃更多房間，能爭取更多小費。

十一月的上海忽冷忽熱，某日房內溫度高達二十八度，開空調時發現屏幕上顯示「檢查」，總檯承認把空調壞的房間借給了我們。半夜兩點我汗流浹背，酒店叫我搬去六樓空調房，一個女子半夜換房何其容易，於是服務員搬來兩個老上海風扇，吹了一夜我得了感冒！我對酒店明知房間空調壞還租給房客而感憤怒，向領導投訴，值班經理許諾，次日領導會回電，卻始終沒消息。

忽然親戚來電說，女銷售去電哭訴要求與我和解，說周末找領導會丟飯碗。房客和酒店之間發生的事情，竟然不直接與客人溝通而打電話給與此事毫無關係之人，難道這不算侵犯客人隱私嗎？女銷售來我房解釋，不直接打我電話是因不知手機號碼。女銷售時而強詞奪理，時而哭泣賣萌精神極不穩定，還振振有辭地說，這正是「中國式的服務」，並且高傲稱「你去投訴我也不會因此丟飯碗！」這一系列不可理喻的事情發生後，我憤然提前離開。

我在離開酒店前，打電話給總檯想請服務員搬箱時，總檯故意不接來電，說上午十點不接電話是因為「是人總是要休息！」電腦還被搬運工摔了一下。我離開後，年邁的父母尚住酒店，某日下午母親約了幾位幾十年未見的學生，在酒店大堂娓娓而談，但前檯值班女經理忽然衝到我母親前大聲斥責，大家極度震驚，不歡而散！年邁家母從美國乘十幾小時飛機回鄉極不容易，這也許是師生最後一面，卻當眾受辱，母親在悲憤中提前十天退房。

與國內親朋談及此事，大家都勸我，這就是「中國式服務」，不習慣會被氣死，待久了就會習慣。十天後我離開了這個硬件和軟件、金錢和精神嚴重脫節的大上海。那個幼年記憶中的故鄉，我已模糊不認識，感覺距離越來越遠，心裡有種解脫的輕鬆，一絲分別的惆悵。

Read more »

郎咸平- 美国为什么样样便宜

    去过美国的人都会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感觉美国的衣食住行都比中国便宜，而他们的收入又比中国高很多，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些的呢？今天我来给大家分析一下。
    衣    美国的策略就是控制定价权。以耐克为例，一件衣服的出厂价92块，在美国卖200块，中国卖668块，我们是美国的3.4倍，通过研究发现其中中国的税比美国高35%，另外还有205%缺乏解释。美国为了做控制定价权，厂商给中国的代工厂下单的时候都有一个原则，就是把各种成本核算清楚，最后给中国代工厂5%的利润。另外他们有意制造中国代工厂的过剩产能。比如李维斯有1000个订单，中国刚好有两个代工厂，每个代工厂各有500个订单的产能。美国一定是先给第一个代工厂1000个订单，这个工厂马上把产能增加到1000。美国同样给第二个代工厂1000个订单，第二个代工厂马上也把产能增加到1000，两个代工厂为了做生意就要抢订单，只有降低价格、杀价竞争，搞到最后中国代工厂接近零利润，甚至是负利润。控制定价的这两个办法，使得中国代工厂生产的产品卖到美国之后非常便宜。
    食    美国的策略直接补贴。中国的小麦和玉米的价格比美国贵50%，所以吃粮食的鸡鸭鱼猪等等的，都比我们便宜。美国的直接补贴分两步走，第一步低息贷款，第二就是直接给钱。美国政府透过这两个直接补贴的办法使得美国农产品以及吃农产品的副食品都很便宜。中国也有两个补贴的办法，第一是农机具的补贴，拥有农机具的是商人，不一定是农民，他们帮农民耕地是收费的，对他们进行补贴之后对农产品的价格影响不大。第二是保护价收购，只要农产品价格跌了以后，政府马上按照保护价格来收购，但是卖到市场也是保护价。所以保护价收购听起来是保护农民的，但实际是全体老百姓买单。
    住    美国的策略是控制通货膨胀和税收。中美两国同样最大城市的商业地产项目，美国的价格是我们的30%。中国的地产总共要收12种税跟56费，这加在一起就是占了房地产价格的70％左右，这些就是我们比美国高出的部分。房价为什么会涨这么快？美国过去100年通货膨胀平均每年平均3%，房价涨幅差不多每年4%，因此在美国买房可以对抗通货膨胀。中国过去10年，中国平均每年印钞速度是18%，另外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房价平均每年的涨幅分别是北京23%、广州21%、上海17%、深圳14%，加一起平均是18.75%，接近19%,因为钞票印得过多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老百姓买房子来避险，这是中国房价涨的最主要的原因。让房价下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不要乱印钞票。美国控制通货膨胀同时再控制税收，因此美国的房地产和我们相比，我们是它的337倍，所以老百姓住房难。
    行    美国的策略是强化竞争。我们以凯迪拉克凯雷德6.0型和奔驰S350为例，凯迪拉克凯雷德在美国售价48万人民币，奔驰S350在美国售价57万人民币，卖到中国就成了150万人民币。第一个原因，有些中国人人傻钱多。同样的汽车，我们的价格中美国的300%，我们经过计算发现，关税、增值税、消费税等等差不多可以解释54%的差距，剩下的146%缺乏解释。第二就是中国没有高端豪华车的本土品牌，这就使得国外的豪华车品牌联合垄断在中国同时提高价格，我们绝对没有办法竞争。另外，2005年我们商务部出台总代理制度存在缺陷，这个制度要求一个城市要设立一个总经销商，这表面上的好处是可以保证服务品质，缺点就是给了它们一个销售垄断的空间，因此任何一个城市的4S店没有一个降价销售。由于存在这些原因，我们汽车价格之贵也是不可想象的。对于汽车市场，美国政府所奉行的主义是强化竞争，公开竞争，让他们不敢加价。
    这四个方法使得美国比中国生活便宜得多得多，政府的整个执政目标除了增加百姓的收入之外，还应该降低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的成本，如果真能做到后者的话，是我们老百姓的福气，也是我呼吁这么年的贡献。

Read more »

美國真要顛覆中國嗎

中國大陸軍方最近錄製一部反美國的視頻《較量無聲》，網路流傳後有正反不同評價，後來被當局屏蔽，原因不得而知。影片強調中國正面臨美國威脅，美方在五條路線上努力顛覆和搞垮中國，還點名「黨內高層」、一些自由派媒體和著名學者為西方利益服務，頗有磨刀霍霍意味。看待此事可大可小、可輕可重，從報導內容看，影片很多論點自相矛盾。重要的是，中美關係真的是美國要顛覆中國嗎？

這部強調意識形態鬥爭、號召警惕美國反華陰謀的視頻由國防大學、總政治部保衛部、總參謀部三部、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現代關係研究所聯合推出。指美國在蘇聯解體中發揮關鍵作用，美國和西方一直圖謀搞垮中國。中國正面臨美國威脅，在「五條戰線」：政治滲透、文化滲透、思想滲透、組織滲透以及政治干涉和社會滲透，顛覆中國。警告說，中共黨內高層有人變質，為西方利益服務，還指責西方的政治轉基因、憲政、基督教傳播、「南方周末」、茅於軾、賀衛方等。

影片或許讓很多人感不可思議。美中的確存在戰略互疑，信任度低。美國也想中國政治體制改變，實行西方民主制，講自由、人權，政府力量受制約、結束一黨專政等。策略上也運用疆獨、藏獨和台獨及一些團體牽制中國。這些背景有些屬實。但不能把所有作為和事件，都套上「陰謀論」外衣，假借美國和西方顛覆陰謀，遂行一黨之私，抗拒對自己國家和人民有利的改革。黨和國、政府和人民、國家都是不同概念，不能混淆。而拿顛覆說和陰謀論搪塞，充滿被迫害妄想症論調，多少有愚民心態，在網路發達、民眾出國頻繁的今天，這些說法無說服力，可能招致反效果。

美國干預中國內政確有很多實例，但指摘美國在政治、文化、思想或組織各方面滲透中國，未免太沒有自信。當前地球村中，互相影響、和平演變，譬如民主、自由、人權和還政於民、人民至上等普世價值，在美國校園、媒體、電影電視、書籍中無所不在；美國消費文化如好萊塢影視、星巴克、迪士尼等文化進入中國，中國每年數十萬留學生出國深造、上千萬觀光客出國，吸收外來文化是自由抉擇，如何說成滲透？中國倡議與世界接軌，作世界國家領袖，難道要仿效清末閉關自守？習近平說開放不能走回頭路，道理明顯。

再者，把黨內高層、自由開放媒體、學者都打為助西方滲透、顛覆中國的「幫兇」，讓人不寒而慄。這種視西方的一切如洪水猛獸的觀念，海外華人看來尤感不可思議。其保守死硬和僵化的觀念，無非在為鞏固專政服務，將成中國進步的絆腳石，但保守勢力顯然不容小覷。

美國很多做法華人也不認同，但這是國際強權政治競爭的必然，很難改變。美國人或許樂見中國有動亂和挫折，好從中漁利，無聲戰爭和競爭無時無刻不在進行。與其說「顛覆」不如說中美競爭和互相演變競賽，即硬軟兩種實力的較量正在進行。誰的體制優越、綜合國力強，誰就占優勢。美中經貿關係互依很深，眼前誰也不能沒有對方，中國亂了，美國也受害，市場大量消費品靠中國供應；大陸許多科技和消費產品也依賴美國，經貿互依、外匯儲備、人才交流等使兩國有如連體嬰，新型大國關係既競爭合作，又有矛盾糾葛，兩國都有內在難決的難題困境，除非戰爭，否則誰也顛覆不了誰。

軍方和保守派鼓動愛國情懷，觀念上黨國不分、閉塞守舊，缺乏遠見，只知鞏固既得利益，卻與現實脫節。以反美論調為例，高官、富人、軍方將領後代出洋留學，在美置產，領導人還說過「中美關係如夫妻吵架」，但另一手卻鼓吹仇恨美國，這種說一套、做一套，忽悠百姓，用意識形態鬥爭涵括一切，如何取信民眾？

Read more »

西部爭霸 重慶PK成都

重慶與成都距離多遠？那得看你是從哪個角度切入。

從重慶搭動車到成都，地理距離315公里，車程二小時，不遠。但在爭取中國西部大開發領頭地位的賽程中，山城重慶還有一段上坡路要追趕。

1997年重慶脫離四川成為直轄市，與相距不遠、以四川為腹地的省會城市成都，就無可避免地產生競爭關係。面對中央政府把目光移向大西部，二者都想扮演西部經濟發展的龍頭角色。

重慶期望依靠2011年11月開通的「渝新歐」國際鐵路大通道，吸納附近省市的貨運需求，成為西部物流中心。成都也不甘示弱，今年4月開通直達波蘭的「蓉歐快鐵」，將大陸與歐洲之間的物流時間縮短至12天。

相比於自古就是「天府之國」的成都，重慶經濟發展起步較晚，商業環境仍需要加強。一名在重慶落戶近20年的台商就不諱言，成都商業氛圍較濃厚，現階段商機也比重慶多。

重慶一名公務員坦言，一直是四川核心的成都在招商方面做得比較到位，會配合投資企業的需求量身打造；重慶因為開始發展的時間相對較晚，執行招商業務的人員不見得能夠完全落實上層的承諾。

多年前重慶以優惠條件吸引美國惠普公司進駐，成功發揮群聚效應，成為全球筆電重要生產基地，台灣的鴻海、英業達、廣達、宏碁等生產商都在重慶落戶。

但在薄熙來因案下台後，其任內宣示的許多優惠政策隨之告終，對台灣科技業者的吸引力因此減弱。台灣電電公會一名幹部被問到成都與重慶的競爭時提到，重慶先前提出的許多優惠都沒有了，因為「繼任者沒有必要延續薄熙來的政策，幫他做成績」。

身為中國西部唯一的直轄市，重慶具有特殊的戰略地位，憑藉中央政府的支持及自身的積極努力，經濟發展仍具潛力，只是還需要時間。正如一名台商所言，「重慶正起步，從長遠看，機會比較多」。

Read more »

四名中國大媽 飛機上毆老外

中國大媽除了會搶黃金，還會打群架。四日晚間一架從西雙版納飛往昆明的航班上，四名中國大媽與一對外籍夫婦因行李架使用問題互毆，導致航班誤點，最後中國大媽賠償人民幣三百元了事。

新華網報導，網友Caloriem在發微博爆料稱，十一月四日日夜間廿一時五十五分，從西雙版納飛往昆明的PN6216班次航班上，有四名中年女子與一對外籍夫婦，在飛機起飛前鬥毆，導致航班延誤。

航空公司工作人員證實此事，並表示互毆雙方為東北旅行團團友，引發雙方互毆的導火線是爭用機艙內行李架。

蒙姓目擊者指出，飛機起飛前十多分鐘，聽到激烈爭執聲音，一名中年女子突然拿起裝有水的水杯，砸向後方一名穿著旗袍的女子，被扔水杯的女子衝過來扯住對方的頭髮，與扔水杯女子同行的另三名中年女子立即站起來幫忙。一位金髮男子看到穿旗袍女子被打，連忙上前勸架，雙方就這樣打起來了。

蒙先生表示，在雙方撕扯過程中，金髮男子還被中年女子拉著頭髮往拽，拖行幾步，空服人員立即趕來勸架阻攔。穿旗袍女子則情緒激動，要金髮男子對著她被水杯砸到的左臉拍照，「要留下證據，還要空服人員報警」。

一名知情人士表示，金髮男子是外國人，與穿旗袍女子是夫婦關係，打架雙方同為一個旅行團的團友，且早有嫌隙。

機上互毆事件當天中午，旅行團在西雙版納一家飯館吃飯，金髮男子因飯菜不合口味，與妻子去超市買牛奶，耽誤上車時間，導致其他同團旅客心生不滿。這四名中國大媽等得不耐煩，抱怨外籍夫婦的遲到行為，雙方吵了起來。最後，在其他團友勸解下，雙方停止爭吵。

報導稱，經機場公安調解，衝突雙方達成賠償一致意見，四名中國大媽賠償外籍夫婦人民幣三百元了事。航空公司對此互毆事件不願發表評論，但希望旅客能文明乘機，愉悅出行。

Read more »

抱得美人歸 新郎抱得太沉重

娶一個媳婦花多少錢？男方給女方的彩禮成為婚慶支出大頭，動輒數萬、甚至上百萬的彩禮成為新郎官們“甜蜜的負擔”。 新京報調查50對新人，四成認為結婚壓力過大，已是人生中“不能承受之重”。據新京報對來自北京、河南、上海、廣西、浙江、福建等地50對剛結婚的新郎及其親屬調查，在收到的46份有效問卷數據中顯示，89.1%的人在新婚時均為女方送了彩禮，未送彩禮的只占一成。

彩禮禮金數額反差巨大，低的有送6000元的，高的則達數十萬甚至二百萬。46.3%的受訪者所付彩禮為5萬元（含5萬元）以下，5萬元至10萬元（含10萬元）的占31.7%，20萬元以上的占9.8%。

有些男方家屬為給女方送一份適合心意的彩禮甚至借債。在北京天通苑居住的韓先生稱，他與妻子結婚時，家裡已經借債，為付婚房的首付款，家裡花了100多萬，並向親友借了20萬，向女方送彩禮時，又借了6萬給女方。但韓先生的妻子曾女士稱，雖然拿到了6萬彩禮錢，但很快回饋給男方，“加上房子裝修，購買家具電器等，以及買車，家裡反而又倒貼了17萬元。”

還有的新郎因為彩禮過少，險些被退婚。在河南鄭州工作的張宇家在許昌農村，與妻子結婚時，按照地方風俗，兩家商定送女方1萬1元錢作為禮金。“萬裡挑一嘛，這在農村已經是最少的了。”張宇稱，因為禮金問題，他們一家曾與女方家庭多次交涉，“女方一開口就是6萬，我家裡窮，哪拿得出來……”。

張宇家的“小氣”惹得丈母娘很不高興，“要不是我和妻子感情深，這婚因為彩禮過少，說不定就結不成了。”

女方收彩禮 七成用於陪嫁

調查中，78%的受訪者認為男方必須給女方彩禮錢。湖北武漢做媒體工作的何先生稱，送彩禮錢是自古以來流傳下來的傳統，不給完全說不過去。江蘇徐州的李先生稱，送彩禮也可省去很多麻煩，“如果萬一沒有送彩禮導致女方家庭不開心，那麼對誰都不是好事。”

收到彩禮後，女方怎麼花？數據顯示，75.7%的人會作為陪嫁，成為組建新家庭的共同財產。19.5%的人會將彩禮留給父母，例如，浙江紹興的蔡女士就將8萬元彩禮交予父母管理，“父母說暫時幫我保管這8萬元彩禮，萬一發生意外，比如離婚了，我還有一筆錢來應急。”

結婚成本高 超四成有壓力

調查中，除了彩禮開銷外，數十位新人表示“結婚結不起，經濟壓力較大。”數據顯示，43.5%的受訪者認為結婚的經濟壓力過高。

江蘇常州的王先生經歷一場婚禮後切身感受到承受的經濟壓力，他表示，刨去彩禮不說，其他結婚花銷巨大，婚宴10萬，婚慶8萬6，雜費6萬，一共近25萬，這部分錢是他和妻子倆人的積蓄湊的。

新人彩禮之外的結婚花費統計顯示，加上婚宴、婚慶、禮品等開銷，消費數額多在5萬以上，最高的甚至超過百萬。

借錢送彩禮少一分不行

【故事1】

陳樹同是江西人，女方是山東人。10月2日，陳樹同大婚，但彩禮問題，一直讓他覺得很困擾。

在男女兩方商量著結婚的時候，問題來了。“女方說按照他們那兒的規矩，男方要給9萬9（彩禮）。”

陳樹同覺得有點多。“如果我有這麼多錢，就給他們了，但是我把錢都花在買房上了。”

陳樹同在廣州月薪一萬多，2010年，陳樹同買房，付了20多萬首付，去年裝修，又花去十幾萬。

陳樹同和女方家裡商量，降低彩禮數額。得到的答覆是，“最低6萬9，少一分不行，他們說在山東都給2、30萬。”

為了不把關係鬧僵，陳樹同又借了4萬塊錢，給女方送了彩禮。

　　兒子結回婚父母一身債

【故事2】

至今，張偉還覺得欠父母的。為了給他辦婚禮，他父母欠下20萬元債務。

張偉說，結婚這事，都是按照女方的要求辦的。張偉和妻子都是鄭州人，今年9月，兩人結婚。他說，婚宴規格在當地算中等，“幾萬塊，家裡也拿得出，關鍵是女方要求必須買房。”

除了買房，女方還要求5萬塊錢的彩禮和三金（金戒指、金項鏈、金耳環）。

張偉父母從親朋好友那兒借了15萬，“家裡還有點錢，在城中心買了一套房。”之後，又借了5萬塊錢，把房子簡單裝修。“這都是女方結婚之前提出的條件。”加上送彩禮辦婚宴，張偉結完婚共花去家裡41萬。

　　三天定下婚送錢888888

【故事3】

在莆田有這樣說法：莆田婚嫁聘金的額度以秀嶼區的笏石鎮為界線，笏石鎮以西以北的平原和山區，聘金較便宜，少則幾萬元，多則1、20萬元；而笏石鎮以東以南的沿海地區，價格都在10幾、20萬元，而在忠門、東埔、東莊等鄉鎮聘金甚至超過了百萬元。

去年在莆田沿海某村，一戶陳姓人家嫁女兒，男方願出100萬元聘金。不過，由於當地前聘金最高紀錄是30萬元，出於怕被鄉親責怪，最後女方父母只收取了50萬元聘金。

今年春節期間，一名在外地做生意的富商，其20歲的兒子，僅用3天時間，便相親認定了一名19歲的女孩。男方迅速展開談判，定下訂婚時間，並給對方送上88萬8888元的聘金。

莆田沿海，女孩越年輕聘金越高，一般都是過年過節回來集中相親，如果幾家同時看上某家年輕漂亮女兒，那就比誰給的聘金高了。

　　生於80後婚禮不拼爹

【故事4】

今年中秋節，王先生和姚小姐在杭州舉辦了婚禮。相比於其他80後夫妻的婚禮由父母操辦，王先生和姚小姐的婚禮則全部由自己操辦，沒有動用雙方父母的資金。

姚小姐稱，夫妻倆置辦婚禮共花費近25萬，其中包括婚宴10萬元、婚慶8.6萬元以及其他雜費6萬元，這筆錢的來源則是夫妻倆這幾年的工作積蓄。

對於彩禮金額問題，姚小姐稱，結婚前，丈夫未送給她任何彩禮。“我們家比較開明，畢竟結婚後就是一家人了，有沒有彩禮都不重要。”

而對於婚禮的25萬元開銷，姚小姐表示，一次拿出那麼多錢的確有一定的壓力，但還在自己可承受的范圍之內。“畢竟工作幾年了，能夠用自己的錢操辦婚禮就不要給父母增添負擔。”

彩禮源於封建陋習「賣女兒」”

●北京民俗學會秘書長、北京市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專家委員會委員高巍指出，周朝開始，男方娶親時送的吉祥物是大雁，寓意夫妻恩愛，相互遵守誓言。唐宋以來，男方向女方送現金作為彩禮的較為普遍，具體數額據家庭情況而定。

高巍說，封建社會有個觀念問題，認為將女兒辛苦養大，卻成了別人家的人。女方到男方家，相當於多了一個勞動力。這需要男方支付女方家屬一定數額的費用，其實如同“賣女兒”。宋代以後，“賣女兒”現象越來越普遍。當下婚禮中，動輒數萬甚至幾十萬上百萬的“彩禮”錢，其實起源於“賣女兒”，這是封建陋俗，不值得提倡。

Read more »

重庆出发探寻渝新欧国际铁路走势 古老"丝路"的新商机

推动重庆内陆开放高地建设,探寻古老“丝路”的全新商机。昨日,“感知中国·穿越新丝路——渝新欧国际铁路媒体特别行动”正式启动。来自中央媒体和重庆媒体的30多人组成的联合采访车队,将在未来45天时间里,驾车行驶1.5万公里,从中国直到德国。

即日起,本报推出“感知中国·穿越新丝路——渝新欧国际铁路媒体特别行动”专栏。带您随本报记者一道,见证穿越欧亚大陆的壮举,寻找铁路沿线各国与重庆乃至全中国之间的新商机。

交流与互动,贯穿人类全部历史。

2200年前,大汉文明使者张骞和他的驼队,满载着丝绸、陶瓷,开始了第一次西域之旅,由此开辟了中西文化交流和经贸往来的丝绸之路。

在社会化大生产全球配置资源、重庆建设内陆开放高地之际,一群“现代张骞”再度扛起中西文化和经济交流的大旗,沿着新的丝绸之路——渝新欧国际铁路线,从重庆一路向西,撒播友好,寻找全新商机。

昨日,由国务院新闻办与重庆市政府联合主办的“感知中国·穿越新丝路——渝新欧国际铁路媒体特别行动”正式启程。记者们将横跨6个国家,向世界展示开放重庆的蓬勃生机。

新丝路

助力民族复兴“中国梦”

5月中旬,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把出访的首站选在了瑞士、德国等欧亚四国。

欧盟知名智库——欧洲之友的学者沙达·伊斯拉姆认为,此举表明欧洲之于中国的重要地位。

奠定其重要性的基石,是中欧日益紧密的经贸关系。2004年,欧盟取代日本,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并且一直持续至今。2012年7月,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

欧盟商会和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联合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3/4的受访企业将中国视作其全球排名前三的投资目的地之一;63%的受访企业计划在中国进行新的投资;3/4的企业计划在未来两年内雇佣更多中国员工……

事实上,中欧的频繁交往已持续了2000多年,最早可以追溯到“丝绸之路”的开辟。

借助这条国际大通道,欧洲贵族用上了中国的丝绸和陶瓷,欧洲的文明进程,也因为中国的铁器、金器、银器、造纸术和印刷术,而得以大幅提升。与此同时,中国人也因此吃上了葡萄、核桃、胡萝卜、胡椒、胡豆、石榴等食品。

历史证明,开放才能成就大国伟业,闭关锁国只能落后挨打。

2012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中国梦”的概念,并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复兴,即复原曾经的兴旺发达。而在历史上,成就中国盛世的重要动力之一,便是开放。

基于这样的历史逻辑,欧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沙达·伊斯拉姆认为,欧洲可以在许多方面帮助中国实现“中国梦”。虽然渝新欧国际铁路并不完全和丝绸之路重合,但从其象征意义上讲,从其促进中欧文化交流和经贸合作的重要性上讲,它就是一条新丝路。

重庆转身

建设内陆开放桥头堡

实现“中国梦”,对致力于建设内陆开放高地的重庆而言,更显迫切。

重庆1891年开埠,成为商贾云集的中国西部重镇。此后历经抗战工业内迁和新中国建立后的三线建设,重庆工业基础扎实,外贸基础条件良好。

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在全球产业转移大潮中,依靠承接加工贸易相继崛起。

不靠海,国际贸易物流成本高,作为一座典型的内陆城市,重庆如何扩大开放?

2007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314”总体部署,要求把重庆建成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

此后不久,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重庆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支持重庆“积极探索内陆地区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新路子”,将重庆进一步扩大开放、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

然而,一个内陆城市要建设开放高地,必须要有比沿海更便捷的交通。

目前,中国沿海城市与欧洲的物流通道,主要在东部出海,经太平洋—南海—印度洋—地中海—鹿特丹港。这一通道运线长、耗时久,大致需要45天。

摊开世界地图一目了然,重庆距离欧洲的直线距离更短。如果能开通一条重庆到欧洲的铁路,重庆比中国沿海的物流成本更低。

重庆的设想是:能不能一路向西?

如果通过兰州经乌鲁木齐,将我国的铁路与欧亚大陆桥的国际铁路干线相连接,重庆与欧洲的距离将大大缩短。

于是,中国开始与俄罗斯、德国、哈萨克斯坦等国铁路部门商谈,先后召开了数十次国际会议。

随后,中国海关总署与俄罗斯海关署、边界建设署、哈萨克斯坦海关共同签订了欧亚大陆桥便捷通关的备忘录和协议,“渝新欧”国际铁路联运大通道成型。该通道采用“五定”班列方式,在运费相当的情况下,全程运行时间比海运节约24天。

自此,依托渝新欧国际铁路构建起的中欧商贸往来新丝路,让重庆实现“转身”,一跃成为中国内陆通向欧洲的桥头堡。

媒体视角

发现渝新欧新商机

如今,渝新欧国际铁路已常态化运行。产自重庆的笔电等工业产品,正沿着这条新丝路,源源不断地运往中亚和欧洲各国;产自欧洲的机电产品、农产品,也经由这条铁路运抵重庆,再由重庆分拨到中国华南、华东地区。

渝新欧,正在深刻改写东西方物流格局。

但是,这条国际铁路独创的全程卫星定位监控等新技术、多国铁路合资搭建服务平台等新机制,以及由此带来的方便快捷,并不为太多人知晓。

例如,铁路货物如何编组、如何分拨,如何一票通关,读者至今还没有直观的体验;沿线各国有何物产,能与重庆乃至整个中国西南、华南、华东地区形成怎样的经贸互补、提供哪些商机,至今还没有人作过深入的调研。

为让这条大通道更好地服务于世界经济发展,国务院新闻办和重庆市政府联合主办了这次媒体特别行动。

在未来的的45天里,“感知中国·穿越新丝路——渝新欧国际铁路特别媒体行动”车队,将沿渝新欧铁路,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和德国进行采访报道。这既是一次重大的国际形象公关活动,也是向沿途各国展示“中国制造”、“重庆制造”的难得契机。

除此之外,9月中下旬,重庆还将开展“感知中国·穿越新丝路——渝新欧国际铁路文化行”活动。届时,将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市和德国杜塞尔多夫市,举办中国国家精品剧目演出、美丽中国·巴渝风情图片展、重庆电视周、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等文化交流活动。

四问“穿越新丝路”

本报记者吴刚

用什么车穿越?

“感知中国·穿越新丝路——渝新欧国际铁路特别媒体行动”车队由9辆车组成,其中8辆为长安睿骋轿车。

长安为本次活动捐助的睿骋轿车,为自主品牌中级车,1.8T涡轮增压发动机,市场售价在17万元左右。

如此长距离跋涉,这款车能否经受考验?

“睿骋发动机、变速器、转向系统和底盘系统,全部由世界500强提供,该车已经通过目前世界上最严格的福特帕斯卡40万公里的试验。1万多公里的‘渝新欧’里程,对睿骋根本不是问题。”长安汽车股份公司副总裁黄忠强说。

没有信号如何打电话?

媒体在这次活动中的任务,是将沿途所见所闻及时发回国内,让全国读者、观众一起分享。路途中,车队要行经一些荒漠地区,甚至没有通讯信号。记者们如何打电话,如何发稿件?

本次活动赞助商之一,中国移动重庆公司将为媒体车队提供通信技术支持,包括综合运用2G、3G、WLAN、乃至4G技术,实现采访沿线的立体覆盖与无缝覆盖,记者可以随时随地完成稿件的远程传输。同时,中国移动还为媒体远征车队提供海事卫星电话,为车队提供通讯保障。

另外,据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重庆公司副总经理戴先建透露,“渝新欧”列车安装的电子锁监控设备,也是来自中国移动。

人身财产安全如何保障?

本次活动共有31人参加,车辆加上随行的摄影摄像器材,价值逾千万元,人身和财产安全如何保障?

中国平安也是本次活动赞助商之一。中国平安将为随行车辆提供全程车辆保险保障,包括车身险、第三者责任险、交强险、不计免赔险等。

此外,平安保险还将为本次活动提供救援支持。据平安产险重庆分公司总经理隗晓牧透露,中国平安将联合全球性救援公司——欧乐旅行援助公司,为每一位队员提供包括境内意外伤害、境内意外医疗、境外旅游意外伤害、境外旅游附加意外医疗、境外旅游附加紧急医疗救援等多种保险服务。

您怎么看?

本次行动,媒体还有一个重要使命,是为重庆企业寻找商机。对此,重庆企业有什么期望?

重庆最大民企之一——龙湖地产副总经理王兴伟说,渝新欧的出现,标志着身处内地的重庆,站在了桥头堡的重要位置。重庆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意味着重庆企业将获得更多的商机,为此龙湖赞助了这次活动,这也是龙湖尽社会责任、回报社会的一种形式。

王兴伟表示,本次媒体行活动,一定会给重庆企业带回新的商业信息。重庆企业可据此分析,寻找沿线国家与重庆经济的互补性,然后有针对性地开展贸易或对外直接投资。

读者有什么看法,有什么期望,也请@重庆日报官方微博,留下您宝贵的意见。

寄语

波兰驻华大使塔德乌什·霍米茨基:

当好中波经贸交流的使者

过去20年间,中国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而波兰是经济发展最稳定的国家之一,两国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例如,波兰与重庆都致力于发展IT产业;波兰在制造小型直升机上经验丰富,重庆也在发展相关产业,双方可以就此展开合作;清洁能源方面,波兰与重庆面临相同的挑战,如何发展太阳能、风能,提高环保水平,值得共同探讨……

波兰位于欧洲心脏地带,是渝新欧铁路最重要的交通枢纽节点,也是渝新欧沿线最高效的货物集散地,中国在波兰投资建厂生产的商品,可以免关税进入欧盟其他国家。同时,中国拥有廉价的劳动力和庞大的市场,渝新欧铁路的运营,为实现中波两国经济资源互补提供了条件。希望参加这次行动的记者朋友,能利用大量接触波兰的机会,为促进中波关系多做工作,当好两国经贸交流的使者。

德国驻成都总领事安介儒:

将德国对中国西部的关注带回来

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德经贸往来日益密切。如今,德国对中国的出口,几乎占了欧洲对中国出口总量的一半。

德国对中国出口的产品主要是汽车、机械等科技含量较高的商品,如果把这些产品的加工放在劳动力成本低廉、产品需求量巨大的中国,不仅德国企业能扩大生产规模,中国消费者也能以更低的价格享受到德国科技。

过去,从德国到中国,只能从汉堡港走海运,全程耗时38天左右,而现在改走渝新欧铁路能比海运大约缩短一半时间。基于这一点,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德国企业把生产线转移到中国西部,再通过渝新欧铁路从欧洲进口零部件到中国组装加工。

希望中国的记者朋友,此行能接触一些德国企业,把他们对中国西部的关注带回中国。

名词解释

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起于古都长安(今天的西安),是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陆上商业贸易路线。它跨越陇山山脉,穿过河西走廊,通过玉门关和阳关,抵达新疆,沿绿洲和帕米尔高原通过中亚、西亚和北非,最终抵达非洲和欧洲。

丝绸之路是古代东西方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主要道路。

感知中国

“感知中国”是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著名品牌,由国务院新闻办于1999年创办,以论坛、展览、文艺演出、电影展演、电视周等文化活动为载体,已在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举办活动,如今已成为世界各国了解中国、感知中国的重要平台。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Icm8_D_zGs&list=PL8Xtzx8g7B3qT4cDH7LF0sjt9gAq6Qdbb
http://baike.baidu.com/view/1297576.htm

Read mo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