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韓統治階層爆發政治清洗,引起了國際輿論的廣泛關注。和過去歷次北韓內部政治鬥爭與清洗大為不同的是,北韓世襲統治家族第三代領導人以相當戲劇化、極其迅速的手法徹底清除了該國第二號權力人物張成澤。張成澤不但是北韓勞動黨政權的重要支柱人物,更是金家的姻親,也就是說,不管外界賦予張成澤多少標籤,比如改革派、親中派、攝政王等等,這次的清洗其核心特點在於這是場統治「家族」內部的殘酷鬥爭,是禍起蕭牆的一場政治風暴。有日本政治人物說這場清洗讓人聯想到文化大革命,事實上,北韓這場權力鬥爭由於其「家族性」,遠比文革中的毛劉之爭、毛林之爭還令人怵目驚心。
張成澤一案凸顯了北韓體制的特性與弱點,值得人們思考。首先,是北韓權力交替的不穩定性。眾所周知,北韓政治是「社會主義陣營」當中極其罕見的案例,其權力承繼竟是家族世襲,是完全的封閉黑箱,可以說並無制度可以遵循和依靠,也因此,必然出現巨大的內部動盪,而這種權力交替帶來的震盪可說是自古以來凡是專制政治必有的病症。在北韓當局所公布張成澤罪刑的判決文中,竟然明載「無論歲月流逝、世代交替,白頭山血統是絕對不能改變和更換的」,同時嚴厲批判張成澤背叛了「白頭山卓絕偉人們的政治信任和恩惠」,充分顯示在北韓國民經濟困難、民眾生活困頓,社會主義和所謂主體思想的吸引力大幅滑落,北韓政權正當性已經十分低落,「血統」竟然成了金正恩最主要的正當性來源。
在世襲政治不穩定性的另一面,則是專制政治的殘酷性。北韓當局這次公布張成澤被捕、受審的畫面,並以「天下頭號千古逆賊」、「賣國賊」、「反黨反革命分子」、「惡毒的政治野心家、陰謀家」、「狗不如的人間渣滓」來形容張成澤,同時迅速處決,充分凸顯了這個政權的殘酷性與荒謬性。
而這種殘酷性的根源,當然來自於北韓完全集中於一人的權力體制,如同評論者指出的:這種無邊的權力一方面是體制下所有人生死存亡的關鍵,另一方面,由於權力缺乏制度性的法治基礎,掌權者只有靠殘忍的權力行使才能顯示權力的存在。進一步來說,張成澤案爆發後,外界相當關注北韓對外政策是否會發生重大變化,其根本原因在於,在專制政治下,掌權者個人的命運變化和權力的交替將會深刻影響政權的對外政策,對區域和世界穩定造成衝擊。
中國和北韓兩國有傳統友誼,更存在意識形態上的共同淵源,然而從張成澤案凸顯的種種問題,我們當可認識到今日中國大陸的重大進步,而這一切都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民眾和執政者共同努力下的成果。
中國的民主政治雖然建立的十分艱辛,但已經根本告別了世襲家族政治,毛澤東時代的權力接班固然出現種種危機,但「家天下」的時代早已一去不復返。
從鄧小平時代的改革開放起,更從文革經驗中汲取教訓,權力交替逐步制度化,同時大大提高了透明度和可預期性。不但腥風血雨的權力接班不再出現,更確保了體制的穩定性。進一步來說,隨著大陸權力體制的制度化和半透明化,人才的培育拔擢和政策的延續穩定也都有了明確的保證,絕不可能出現如金正恩一般,登上政治舞台僅約三年左右、完全缺乏循序漸進的栽培和歷練,就在極短時間內成為國家最高領導人這樣的情況。由前段時間的薄熙來案審理時的透明度,更可看到大陸當局在法治建設上的努力與進展,這和張成澤案也有絕對的差異。
北韓和大陸政治現代化的差距可能超過30、50年,北韓的恐怖政治也一再提醒我們,中國的民主政治絕不能走回頭路,當然,也仍有一段長路需要奮鬥。中國告別了皇權本位時代,但誠如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近日指出的,在現實生活中,「有權就有一切」的官本主義餘毒還大量存在,依然是一種「以權力為核心的政治文化和社會體制」。俞可平強調,民主和法治是破解官本主義的唯一途徑,此言看似老生常談,但從北韓負面經驗來看,確實是切中要害。我們期盼大陸當局能多頭並進,從黨內、人大、政協和法院的民主建設同時著手,讓民主程序和法治精神,真正構成大陸政治發展的兩大根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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